1、1中国“公司元年”的冷思考经过 3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似乎来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冷静地总结过去，如何清晰地设计未来，如何面对变幻的市场环境？企业家们有必要进行一番全新的自我反思。本文或许只是出于某种特定角度的观察和建言，谨希望它能够带给新时期的企业家们一点启发和思考。 公司元年里的是非争端 历史必将会记住 2010 年，中国进入现代史之后真正的“公司元年” 。这一年的金秋十月，一部名叫公司的力量的纪录片正式出版，掀开了中国人对公司的理性思考。而回首这一年里公司的故事风起云涌，像一部部豪迈的“大片”塞满了我们的眼睛。 先是黄光裕和陈晓的公司控制权大战，几乎让所有中国公司的问题
2、全部呈现出来。公司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到底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到底是传统的，还是开放的?很多本质性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便迅速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判断之中。丰富的公司命题被我们简单化，以至于到现在，关于公司常识的启蒙，并没有得以展开。 华为的人事纠纷，则是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公司课题。这家被人们称为“最卓越的中国公司” ，其实一直隐含着相当严重的制度性课题。为2什么如此磅礴的公司，却一直没有与资本市场对接?为什么其幽深的股东结构却是“公司绝密信息中的绝密”?从常识层面看，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一定是开放的，而华为“不小心”透露出来的人事纠纷，也为我
3、们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思考公司现代化的机会。 再看看蒙牛和伊利这两家牛奶公司的“公共关系博弈” ，以及腾讯和360 这两家互联网公司的“口水大战” ，它们都涉及“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里如何建构市场公共关系”的重要命题。在商业分工里，公共关系指向英语语境里的“relation” ，用经济学的解释，是指在商业交换过程中参与者关系的合理维护。但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却异化成一种“潜规则” ，一种甚至是反市场、反透明的阴谋与技巧。 可以肯定地说，在以上提及的所有事件中，都有中国式的公司组织和中国式的公关公司在背后联手操纵。 由此，如何把如此密集的公司故事放在大历史的框架下进行思考，成为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
4、务之一。对过去的梳理，对当下的观察，对未来的展望，需要有人潜心去做。 中国公司未来的新方法 从亚当斯密、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到弗里德曼，全球关于商业文明的讨论源远流长。而经过 30 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思索了，尤其是那些通过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几乎同时在这个不安的年份里注意到，中国经济一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另一方面也3逐渐出现了一些不信任的倾向。企业家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了自由市场竞争的价值，也有人在另一个向度上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能力的提高与促进。这样一种承认和反承认的关系，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发生与发展，影响到企业家对企业行为的思索。 2010 年各种与公司有关
5、的故事，事实上都在沿着这两个向度展开：一部分企业家认定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商业的人性基础决定商业具有绝对的利己动机；而另一部分企业家则把国家主义意识和时代的宏大责任联系嫁接到企业建设上。前者可能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物欲的过度宣泄，后者则导致企业家的市场分工处在泛政治、泛历史的层面。如此一来，企业的发展无论在价值体系还是方法论上，都会和现代企业制度拉开一定的距离。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商业生态环境。那么，下一个 30 年，中国企业怎么走? 中国企业家可能需要真正站在企业建设的合理地带，用纯粹的商业方法展开下一个时代的企业建设，真正使企业行为成为日常生活。 中国企业家可能需要进一步学会妥协、
6、学会协商。妥协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是一种建设性的方法。中国企业家应该站在多元价值立场的平台上，寻求各种市场力量的共赢，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情绪，无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无助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中国企业家可能需要勇敢地、合理地、科学地追求利润，并将追求利润的勇气倡导为社会的一种风尚。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公司概念为主要组织形态的商业社会里，如果我们强调追求利益和追求利润确实能够带4来资源更合理的分配，更能唤起这个社会的公益勇气和人文诉求，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建设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财务计算，它甚至可能超出了企业家之所以建设企业的原因本身。 在下一个时期的经营管理生活中，中国企业家可能还需要不断建设一种双
7、向的感恩。当一个社会只要求单向感恩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是不和谐的，它背后的商业文明值得我们忧虑。有一段时间，环境非常强烈地要求企业家感恩社会。今天看来，社会可能也应该注意感恩企业家。在市场运营的链条上，企业家是社会的某种组织者，而公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人生存的主要场域。因此，这种双向的感恩，也是这个时代真正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企业环境形态。 必须承认，30 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处在高速发展状态，这种高速度甚至体现出了某种饥不择食，某种贪婪。而现在，我们的企业家可能需要在各种市场机会面前，学会放弃，学会节制。所谓的“节制”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一种对快节奏、超功利生活的警惕。要在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8、上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制，守住发展的底线。企业家应该相信，环保理念和绿色生活既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方法，也是发展的手段，对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同样也适用于这样的因果链。还有对客户的忠诚，对有序竞争的捍卫，对国家税收的忠诚，对官僚时代潜规则的理性警惕，都同样应该成为企业家群体必须坚守的目的与方法。 进入 2010 年，劳动者权益成为每一个中国企业家紧密关注的命题，在市场经济的层面，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因此，企业家应该站在公司发展的高度，真正尊重每个劳动者的权利，而对劳动力的过度榨取最终5必然损害企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尊重每个劳动者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与能力，真正志存高远的现代企业应该从人性出发，弘扬个
9、体价值，在一个可以期待的公司治理层面，充分尊重多元价值观，最终促进现代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相关的思索还有很多，让人莫衷一是。 如果说，公司是这个时代舞台上的主角，那么，无数在舞台下围观的人们，其彼此之间的分歧以及因分歧引发的纷争，一点也不比舞台上逊色。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们只能陷在一片纷乱中无所适从吗? 企业家的三个维度 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对企业家的定义一直都是模糊的，人们把这个群体仅仅想象成财富的拥有者，想象成一种中国范式的“先富起来的人” 。这种庸俗的欲望层面的定位，让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定位，更看不清企业家在市场逻辑链条中的动机和行为。事实上，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一段时
10、间之内，也把企业家排斥在经济学框架之外，直到奥地利学派中的庞巴维克和米塞斯出现，才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只有以企业家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这个名词由此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社会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彼得德鲁克则在管理学的层面提出“企业是一个人文组织、社会组织”的观点，由此，企业和企业家不再仅仅与财富相关， “企业”或者是“公司”成为了人类社会结构演变历史里的一个新向度，社会开6始从家族出发，越过民族与国家，现在来到了公司的门口。是公司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变得模糊，人由此拥有了一种新的属性，这就是公司人，而不再仅仅是家人、国人。而这一切的演变，都是企业家
11、在背后用力。 我们应该在企业家们身上看到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的价值，我们希望企业家们的动机与行为，不仅仅让一部分人丰衣足食，而且能彰显出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复制、可以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一种探索精神。 解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企业家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产权要素是我们必须叩问的搭配不当。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
12、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一个加工厂。他将不是一名好的企业家，他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人，他的上游太具有依赖性，而他在下游，又不具备市场的附加值，如此，他就可能是短命的、夭折的，他将不可能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 7不能回避的制度追问 按照常态，企业家就应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
13、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有一个不算失败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 而我们的现状是，不少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
14、的首要主题。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8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 事实上，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当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我们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因为那些都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而企业家的最大使命，应该是管理企业的赢利，应该是思考他所推出的产品，以及其最终能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