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主妇也能看懂的经济学应该在小型便利店还是超市里购买瓶装饮料？电视机和数码相机的价格为何越来越便宜？儿童免费医疗真的有助于养育子女吗？尽管吉本佳生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每天都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恐怕很多人从未仔细考虑过，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作答。 不过他本人给出的解答思路却简单得有些出人意料：交易成本的差异决定价格的差异。在传统的学院派经济学教科书中，这样的表述通常只不过是开篇第一个章节的入门知识。可是谁又能够想到，就是这样一本简单的图书，居然在日本著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和亚马逊网上书店的经济类畅销榜上占据了头把交椅。 财道：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经济学家通常都更愿意钻研深刻而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什么同样身
2、为学者的您，却愿意为这些读者写作浅显的畅销书呢？ 吉本佳生：日本现任首相福田康夫有一项支柱型政策，叫做“消费者重视” ，强调要使日本成为“ 生活者和消费者为主角的社会”。所以我也使用了“消费者 ”这个词汇，而我的书也是以 “为了消费者的经济学入门”为目标而写作的。现在在日本，有很多为商人而准备的经济学入门书籍；但是真正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写作的经济学书籍却非常少。我喜欢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书。 (日本北海道大学张迪为本文提供翻译帮助) 本报记者周健森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 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
3、。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 ”。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的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的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付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付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付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 ”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
4、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从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表现在国家制度的硬件实施，到人民的心理状态各个方面。 如同“非典危机 ”，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作用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
5、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 中国以往数十年的 GDP 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应当意识到的是，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的朝廷的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 民族主义表现在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
6、原则和表现在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 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
7、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而国家制度建设则是政治改革的最核心。 原载 2008 年 3 月 29 日中国改革，作者：郑永年(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本报有删节 关键词：国家制度 中国 危机 制度 崛起 缺乏公共意识 是因为缺乏公共生活前日，广东省博物馆等四家文博馆首日免费开放，秩序正常，人数较以往有所增加，但并未过分拥挤。据说秩序基本良好，但是一些参观者有些不文明的表现，这实在并不奇怪。 观众的不文明行为，皆为日常所能见，不过是穿拖鞋入场、故意触碰“裸放” 的展品、扎堆凑热闹、不理会绳子的阻拦、不听从工作人员的劝阻、门口张贴
8、的参观须知仿佛并不存在前去参观的学生、农民工和其他普通市民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正常不过。 当然，我们可以从这正常不过的现象中“提炼” 出一个说过千百遍的结论：中国的国民素质确实还有待提高。这个结论很容易引发一种不包含谅解的指责和批判，可是从改进国民性的角度来看，单纯的批判未必是最有效的手段。 其实，参观者在博物馆里的行为，并没有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更不文明，或者说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并无二致。 中国人在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表现，大致可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就不够“文明”，很显然，这与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的发展阶段直接相关。其二，中国人在公共场所缺乏“公共意识” ，在一种无
9、意识状态中，将他们在私生活中的习惯带入公共生活。但是同样很明显，公共意识是一种后天培养的品质，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从中国的社会情境中可以找到直接的成因。 从当下现实来看，中国人缺乏公共生活的实践和锻炼。他们不习惯于公共生活，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共生活中的身份感。长期以来，社会上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连医疗、教育这类“必须” 的公共产品都显不足，遑论美术馆、博物馆这类“ 奢侈”的公共产品了。我们通常以西方人在公共场所中的文明礼仪为标尺，对比中国人的表现，可是我们却经常忘记提到，在伦敦、纽约这类大城市，博物馆、美术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即使在小城市，文博馆也非常普遍。西方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和审
10、美承担着亚宗教的职责，所以美术馆、文博馆也应如教堂一样，让公众能够方便地接近。 文博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引来省博物馆新馆的建筑工人来参观，这事若仔细想来，其中包含着让人难过的现实。若非免费开放，可能这些建造博物馆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去参观博物馆，甚至不知道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这条新闻。 社会断裂不可能只发生在物质层面。公共设施的气派体面，和平民生活的局促窘迫，不同的空间暗示着不同的行为方式、生活理念和文明程度。富有的政府可以轻易地将公共场馆在硬件上强行带入文明时代，而贫弱的平民却只能停留在苦挣生活的状态里，根本来不及自我发展。 另外，从历史延承看，中国人缺乏健康的“公”“私”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太
11、多的东西都是 “公家的”，只有很少的东西是“自己的”。其结果便是，人们都在想办法把“ 公家的 ”变成“自己的” 。在过去的时代， “公共财产”是“无主财产” 的代名词，人们的普遍心理是，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没必要爱惜，更没必要尊重。另一种情形则是， “公家的”东西在事实上就是“ 领导的”，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情况其实只有更糟，让人们对公共财产有一种近乎敌意的情绪，不破坏白不破坏。这种社会心理的延续到今天，便体现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主角的感觉，在公共财产面前没有主人的意识。 放大一点说，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还没有公众意识，或者中国的政府还没有一个社会意识。很多时候，公
12、共二字等同于政府，政府二字等同于长官。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经验，这种普遍的无意识渗透在所谓国民性的内部。本来，改造自身发展自身，每个人身上都有可以动员的主动性。但是客观环境的禁锢，不是依靠几句批判或几句提倡就能突破的。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这一巨大现实所带来的诸多可怕后果中，最不要紧的就是穿拖鞋去博物馆参观。德国缘何在次贷危机中独善其身新华网柏林 3 月 30 日电（记者 郇公弟）去年夏季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但近日德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可谓惊喜不断，与美国频显经济降温迹象形成鲜明对比。德国缘何在次贷危机中独善其身，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德国政府日前宣布，德国商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个
13、月保持上扬，消费者信心指数再次意外上升。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却不容乐观，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美国 3 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 2003 年 3 月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一期的中期报告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体 2008 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都进行了下调，却将德国的预期上调。在全球蔓延衰退忧虑之时，德国的生产、消费、工业订单、就业率等指标却逆势上扬，究其原因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德国政府及金融界对次贷危机进行了果断处理，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这些措施包括欧洲中央银行连续大规模注资，德国政策性银行向陷入次贷困境的德国工业银行等迅速施以援手，支持受到次贷危机牵连
14、的多家州立银行及时进行剥离、并购等。这就有效控制了次贷问题向整个金融体系扩散，对缓和市场紧张情绪起到了显著作用，也阻止了金融市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影响，使反映生产者和消费者心理预期的两大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没有出现下滑。其次，近年来德国经济改革成效显现，内部结构健康，明显增强了对外部风险的抵抗能力。即便在欧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和国际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德国商业景气指数仍然连续 3 个月上升，这直接显现了德国企业效率提升以及对员工成本增幅的有效控制。例如，在2007 年第三季度，在整个欧元区劳动成本上升 3.7的情况下，德国的涨幅却只有 0.7。另外，正如经合组织德国问题专家费利克斯胡
15、夫纳所言，“ 至今我们并没有感到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原因之一便是德国的企业很少依赖外部资金”。同时，德国政府对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蔓延的负面影响也保持高度警惕。德国经济部长格洛斯近日表示，金融危机不会导致德国经济衰退，但德国经济活力可能遭到破坏，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格洛斯一直在推行减税计划，以进一步增强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他认为，德国经济改革将使经济衰退的危险最小化。作为欧元区经济的重要发动机，德国经济向好也减轻了欧洲央行降息的压力，欧洲央行未来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集中控制通货膨胀。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顶住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全球主要央行持续降息的外部压
16、力，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的水平上。学前教育的公共性不容抛弃 2 月 26 日，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这标志着“仇和式教改”在昆明开始启动。根据文件精神，学前教育改制这一块被政府部署为首要目标，总体任务是，到 2010 年民办学前教育比重要占到 90%以上。(3 月 29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此举一出，争议四起。反对者认为，这样的改革过于强调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过于依赖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没有真正将幼教纳入公共产品的范畴；赞成者认为，仇和的举措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化。不过，虽然议论纷纷，但按照仇和的“不争议”的原则，改革还是在昆明铺开了。 在昆明，“仇和式教改 ”也许
17、可以在“不争议”中铺开，但这种教改的大方向如果出现了问题，则又必须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讨论。毕竟，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的改革，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仇和式教改” 不但会在昆明产生影响，也很可能会在全国带来一定的“ 示范效应”。 那么，先来看看学前教育意味着什么。学前教育研究的成果发现：入学前或在幼儿园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孩子，和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相比，两者入学之后，在接受能力和成绩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的难度将会增加，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这表明，学前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正因如此，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学前教育都被视为是
18、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福利性。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已经把学前教育视为民族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制定详细的教育大纲、标准，政府也编列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英国已经启动了学前教育变成义务教育的工作，日本也开始着手推动学前教育免费化的进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事实上，发展学前教育，已经成为近年来教育领域的新话题。2006 年，全国“十一五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 “适时抓紧制定学前教育法”；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重视学前教育”；2007 年 11 月，教育部将学前教育立法纳入了今后五年的立法工作重点。 就我国
19、的教育现实来说，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被极大地忽视了，成为我国各级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2005 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近6000 万 3 岁6 岁的儿童，只有 2179 万人入园就读，入园率仅为 36.3%。我国幼儿教育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1.2%1.3% 的水平，这一比例在巴西是 5.1%，墨西哥是 8.9%，泰国是 16.4%。 著名学者杨东平调查说，城市地区的入园率虽然较高，但由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面临体制不健全、管理混乱、收费畸高、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上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超过上中小学的费用，并出现了不少“天价” 幼儿园。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还基本停留在空白或粗放型阶段，大量留守
20、儿童缺乏监护和教育的现象不容忽视。 这些都表明，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学前教育不是由政府推给社会的问题，而是政府该如何从社会“收回”，将其纳入公共服务的范围，以更好地普及和发展的问题。由是而言，仇和将学前教育全部推向社会的教育改革，不但忽视了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且抛弃了教育的公共性。理性的做法也许应该是，无论是民办学前教育，还是公办学前教育，都必须依法保障儿童的“入园权”，使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中国式政商关系政商关系在商业世界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它是一种集情人、伙伴、敌人等角色于一体的关系，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无可回避，更不容忽视。而冯仑把它表达为三个层次：企业主与政治家，企业与体制环境，
21、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 不能简单化解读 政商关系，在大众舆论中一向不具有好名声。通常被解读为政商勾结、权力贴现、正常交易秩序的破坏之源。但事实上，这只是政商关系遭遇简单化解读的一个缩影。 人们总是简单地认为，政商关系仅仅意味着这么一幅画面：在一间灯光幽暗、装饰华贵的密室之中，一个手握重权的政客与一个大腹便便的商人在窃窃私语 这并不奇怪。很多人一听到“政商关系” ，便觉得这不是个好词。中国早期的企业家，下海前多有官员经历，属于有“ 单位”的那一代人，与体制的联系密不可分。 因此，他们的发家致富过程，是否有行政资源及早期的人脉资源在暗中效力，都是大家心知肚明之事。这也是民间质疑原罪的最大理由。但是，
22、这种情感厌恶不能替代对这个词汇的理性分析。 在企业家与政治家的人身关系上，不得不承认，东方社会的确有一套游刃有余的处世智慧。但是从过往岁月看，能善始善终者寥寥可数。这正是政商关系在人身关系层面的令人蛊惑之处。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民国时代的虞洽卿之于蒋介石，一是台湾的辜振甫之于台湾国民党。后者的名言是：人生就是个舞台，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 但是，从总体上看，内地的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还局限于一些低层次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换上，尚未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制度安排。这或许正是内地在政商关系上频频出现极端事件的一大缘由吧。 冯仑给出的药方是，希望中介组织能够发挥更多的
23、作用。 离不开 靠不住 在美国，商在前，政在后，两者的关系近乎完全公开。在台湾，企业与政府捆绑在一起，却由于没有相关法制的约束，导致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见到所谓的“黑金政治” 。 而在内地，政在前，商在后，是典型的政府指导型。借用冯仑先生的话，企业可以发声音抱怨，却并不能大声喊叫，二者可以形容为“离不开，靠不住 ”。 在这种体制下，行政资源的分配是天然倾向于国家资本的，而私人资本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政府倡议给予民资地位多年之后，国资又出现了强化地位的迹象。 因此，这也就决定了私人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大为” 的边界。 但是，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红线，一旦发生边界冲突，我们的经
24、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宏观调控，就发生像铁本事件与上海社保案中那样的企业死亡。 因此，对于内地企业的领导者来说，如何分配、布局资源便是一个需要眼光与远见的任务。 在野蛮生长中，冯仑用万通的案例现身说法。他的解决方案是“混搭是王” 使公司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股权安排。 众所周知，在 2004 年末，万通与国企泰达联姻，几年后，万通地产（爱股,行情,资讯）在天津滨海楼市已处于领导地位。 冯仑的用意很明显。 对万通采取混合所有制的股权安排，既可以分享国资的天然道德感，即“天生是好人”，获得行政资源保护，又可以指望在混合关系中，商业的运行规则能获得普遍的、无歧视的尊重。 在国内地产界，万科地产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25、的典型。国资、开放式基金、私人资本都在它的股东构成中。其中，国资的控股地位仅保持在 15%以内。 如此一来，万科一方面尽享国资背景无法言说的优势，管理层又可以执著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不受干扰，既潇洒又稳健。 因此，如果在民营资本未来的境遇上，你同冯仑一样悲观，又像他那样志向远大，他的建议便值得参考。 中国民营企业的野蛮治理三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前公司时代发展到公司时代，21 世纪后又进入创富时代。这期间，关于民营企业的“原罪 ”、合伙人制度、管理逻辑等话题一直都是管理界探讨的焦点。而冯仑与万通间的“ 野蛮”治理，无疑可以堪称是剖析中国民营企业管理的绝佳案例。 合伙人分合风波史上范蠡对越王勾践的
26、评价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富贵。所以在辅佐越王灭吴之后，却挂名而去。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很多。而在东方传统伦理影响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现象亦是比比皆是。最初“桃园三结义”式的依靠友情维系的合伙人，在企业变大之后，发展方向选择、财富分配等问题时，分裂、出走，甚至企业死亡都是必然的结局。打死不做太平天国 “打死不做太平天国” 是冯仑在野蛮生长 中，针对民营企业在创业历程中关于合伙人的分与合所提出的一个口号，也是“ 万通六君子”(即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处在事业岔路口上形成的一个共识。 这个口号很容易让人产生诸多的感叹。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
27、在历史中有其显赫位置。但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这场如昙花一现的农民起义，活脱脱也是很多中国民营企业从出生、发展至内讧死亡的真实写照。 以万通为例，“万通六君子 ”初聚之时，身份从穷书生、国家干部到文学青年不一而足，但六人在理想、价值观上有本质契合，且各怀本领，这构成了共同合作的最基础平台。 而后，随着万通的壮大，业务范围遍及全国，业务内容也从房地产扩展到了金融、百货等。但发展也让万通遇到了组织进化途中的第一个岔路口：排座次，分金钱，论荣辱。 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并不陌生的时刻。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很多看似希望无限的企业最终走至绝路。建立在情感、伦理基础上的组织，需要向基于实际出资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进化
28、。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则会出大问题。“高水平的操作是按照法律与程序进行重组，而低水平的操作则是低水平的恶斗与裂变，即杀了老大，出走，另立山头 。” 在书中，冯仑如是总结。为确保六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冯仑曾找来历史学家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供内部人参阅。 其实，合伙人制度的难题不能简单地视为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特定难题。就算被视作“民族工业”的联想集团，当初也经历了柳传志“铁血控制 ”的历史。如今处在 21 世纪，这样的事也纷纷发生在一些网络公司中，集体跳槽、突发辞职、另立山头的案例屡见不鲜。这样的景况实在令人沮丧，也让人确实感受到商业传统与规则的形成的确非一日
29、之功。 一个企业由小变大，聚拢的资源与再投资能力都有可能使企业领袖的信心过分膨胀，企业可能会逐渐游离于其擅长的领域之外，渐行渐远。此时，也正是犯错误的高峰时期。冯仑说：“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一次 遵义会议 ，其领袖人物必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否则权威自动受到损害。”他的话显然没有错，错误一旦出现，矛盾往往集中在两个层面：出资人与管理层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高水平重组 在 1993 年公司法颁布前，合伙人的权益分配往往是决定企业命运的生死命题。迄今为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未有丝毫的减弱。幸运的是，为了避免矛盾公开化伤及企业的运营，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诸多候选的解决方案。 在股东与高管人员的利
30、益平衡上，目前广泛采用期股权激励机制。现在很多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都有内部的高层股权激励计划。这种体制将股东利益、管理层的利益与企业的未来捆绑在一起。这样的做法既文明，又透明，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实现利益退出。 在董事会层面，一旦分歧出现，对企业的伤害则有可能导致企业战略出现转折。但这类问题很少会轻易跃上台面，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往往是以团结形象对外，在内部则有无穷无尽的“宫廷之争” 。从现实当中看，不同类型公司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 未上市的公司，可以通过上市变身公众公司，每个主要股东的财富都会膨胀，变成大笔的虚拟数字。如果主要股东有原则性分歧且不可调和，顶多套现
31、走人，对企业的伤害不至于致命。这样，一个公司内的领袖之争，就被巧妙转化为一个相对简单的公司经济问题。这样的腾挪转换，是 20 多年前的民营企业所无法奢求的。 其实，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多出现在 IT 企业中。将处于成长期的公司卖给风险投资方，创始人、高管套现走人，曾一度是有内讧的合伙公司生存下去的惟一法门。高层通过套现财富膨胀后，原先的各种纠纷、分歧遂化为无形。全球著名的 B2B(Business To Business)网站运营商阿里巴巴(1688.HK)去年 11 月在港 IPO，此次上市一共虚拟创造了 800 位百万富豪，而百度公司境外上市后，仅在高层中就创造了 8 位亿万富豪、50 位千万
32、富豪。 而在那些已上市的企业中，不再继续认同公司发展战略的股东兼高管，同样可以通过转让股份套现来实现“和平走人”。 去年，围绕东方集团(0581.HK)的战略发展，第二大股东、人称“钢铁公主”的陈宁宁与当时拥有逾 44%股份、外号“MBO 钢王”的董事长韩敬远为首的管理层交恶多时，一度出现诉之公堂、“集体辞职” 的传闻。几个月后，“ 钢铁公主”退出，选择把其股份悉数出让于印度的超级企业塔塔集团。在创造了外资控制本土钢铁企业的案例后，东方集团联姻塔塔，一方面遂了“钢王”董事长图谋扩张、并购的心愿，另一方面“钢铁公主 ”落袋为安，算是对远离权力顶峰的失衡心态的补偿。可谓双方各得其所。 这样的处理应
33、该称得上冯仑所称道的“高水平重组”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这样的分手方式。 在地产界，顺驰地产被路劲基建重组，从而避免了一场大公司之死的可能命运。但是，去年业内传出孙宏斌有反悔之意，竟出现大闹顺驰天津总部的事情。 据了解，这两个冤家在旷日持久的官司至今还未了结。这样的场面，相信是除新闻记者外，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 记者手记 2007 年岁末，冯仑出版了个人首部回忆录式的杂评野蛮生长。这是一本没有严格体例，充满了真知与真实体验的新奇之作。 书中提到的诸多人物都是过往三十年里商业界或风云一时、或风头正炽的企业家。比如，牟其中、年广久、唐万新、柳传志、王石、潘石屹等。书中记载了冯仑创业十余年来的真
34、实经历，他早年的官、学、商经历也成为这本厚积薄发之书的另一大卖点。 这些多半出于冯氏“文人+商人下意识”驱使的因素，使得本书拥有不可复制的气质，没有商业炒作气息，只有一个企业家异常自信、自成逻辑的心路历程。 野蛮生长在公司治理、企业组织制度建设上的讨论价值，从它别具一格的目录中即可读出。全书共分 16 个篇章，却探讨了至少 9 个东方企业无法回避的领域。这些都是中国式管理的关键词，个个直击东方社会文化浸淫下的管理要害。比如，原罪、合伙人、投资、金钱、政商关系、关系网、企业公民责任以及女人与死亡等。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冯仑对于合伙人、金钱、政商关系、关系网与女人这五大关键词的解说尤为精彩，折射出
35、东方式的经商哲学。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话题，与 EMBA、MBA 教材无关，更有着后者无可追赶的本土喻意。 野蛮生长写作时间长逾三年之久，也经过作者多年感悟下的多年修订，但书中的内容并没有与快速变化的内地经济形势有丝毫的背离之感。为使书中的结论真实及准确，冯仑特地亲自拜访了在商界风云一时的牟其中、唐万新、褚时健等。再加上冯仑本人与国内经济官学两界的深厚私交，更使得书中观点的深度远非一般商业传记类作品所可比拟。 此书出版时，正值冯仑 48 岁，距离他在 1993 年创立万通，已度过 16 个年头。这 16 年来，在变幻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重重矛盾中交替进步。难得的是，在大起大落之
36、间，有局中清醒之人对把握企业生死存亡的命脉进行“义诊”，并无偿贡献其持之有据的“病历药方 ”，甚至毫不遮掩在商业世界里广为存在的、不轻易为外人所知道的权钱、权色交易内幕。 在去年野蛮生长首发仪式前，记者曾问及冯仑：“这本书是正史还是野史？目标读者主要是什么人？”冯仑答道：“ 这本书肯定不是野史，它是非常真实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民营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大学生。”在中国仍处于转轨经济的大环境中，这样一部“民营企业心灵史”，使得冯氏本人的布道精神格外“ 出世”。 电灯为谁而熄新华网堪培拉 3 月 29 日电（记者 江亚平）29 日晚 8 时，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迎来了一个黑暗的时刻，全城几乎所有的电灯在
37、同一时间熄灭，但见微弱的烛光在闪烁。这是堪培拉 30 万居民自发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他们关掉电灯和其他非必需的电器一个小时，以唤起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意识。 堪培拉上百家政府机构、数百家公司以及各大旅馆也都加入了熄灯一小时的全城统一行动中。 去年 3 月 31 日，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首先响应世界自然基金会下属的“地球一小时”机构的号召，鼓励全体居民熄灯一小时，为缓解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问题尽一点绵薄之力。就那么短短的一小时，悉尼当天的用电量减少了 10。悉尼的这一小小善举也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 今年，悉尼不再孤独。不仅堪培拉向悉尼学习，全国 7 大首府和全球 24 个
38、大城市将与其相伴，在当地时间 29 日晚 8 时熄灯一小时。据统计，人们现在的电力消耗比 50 年前增加了 10 倍。堪培拉每户家庭一年的电力消耗相当于排放了 7 吨二氧化碳。如果堪培拉每户家庭每天晚上有一个小时只用一盏 60 瓦的灯泡，那么一年下来所节约的能源相当于减少 638 辆汽车一年的废气排放总量。 其实，熄灯一小时的活动不仅是节约能源，减少有害气体排放，更是希望藉此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在这没有光明的一小时里，人们更容易想到：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该如何行动。 一位邻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应该设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今晚的行动证明，我们能为改善环境做点小小的贡献。现在气候这么反
39、常，澳大利亚连续多年干旱，农民的生活极端困难。现在的确到了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熄灯一小时让大家都意识到：只要我们愿意，人人都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点滴贡献。 当电灯熄灭的时候，请不要问它是为谁而灭。当你走在废气呛人的城市里，看着沙尘在空中弥漫时，当你听到南极和北极的冰块在快速融化的消息时，当你感受到老天爷的愤怒与怪异时，你应该知道，此时的电灯是为你，为我，为我们的子孙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园而熄灭。 领导买房贵不贵广西柳州市专为市领导建了别墅小区，平均每平方米售价 2100 多元，相当于周边商品房房价的一半，当地群众意见纷纷。据人民日报报道，当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称，建房的所
40、有成本，都已计入房价，公家不出一分钱。 如果“建房成本都已计入房价” 的说法属实，百姓就更要吃惊：为什么专为市领导建的别墅，包括土地、建材、小区内的配电、给排水、物业、停车、绿化、道路等一切配套项目等，都计入房价了，每平方米才卖 2100 多元，而卖给百姓的房子，价钱就贵了一倍？ 既然 2100 多元一平方米的房子一点猫腻都没有，那么市领导买了也是天经地义谁也不会认为市领导买房就只能买贵的不能买对的吧？ 但百姓更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买不到 2100 多元一平方米的房子？为什么轮到自己就只能买贵的不能买对的？百姓还想知道：既然给市领导建房的所有成本都计入房价才 2100 多元一平方米，那么卖给百姓的 4000 多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是否有太多猫腻？ 市领导买的半价别墅，给我们提供了观照诸多问题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