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题目：（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中国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中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前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全世界 14 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脆弱，人均资源不足，在交通闭塞、生存条件差的地方，有些农村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的状态，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十分尖锐。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我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两项基本国策，从妥善处理人口
2、和环境的根本关系上，来协调社会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本论文就是论述：中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关键词：人口;人口问题;持续发展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一)人口众多国家统计局 1982 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 10.32
3、 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22.93%。1993 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 11.85 亿,比 1992 年净增 1346 万人。1949 年末到 1993 年末的 44 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 12 亿人。(二)绝对增长量大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 3 个阶段:1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 1930 年出生率为 38,死亡率为 33,自然增长率仅 5;2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 1965 年出生率为 37.88,死亡率为 9.50,自然增长率为 28.38;3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 70 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
4、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 年出生率为 21.04,死亡率为 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 年出生率为 18.09,死亡率为 6.64,自然增长率为 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7,发达国家为 6,发展中国家为 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三)地区分布不均胡焕庸 1935 年根据当时创制的 1933 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
5、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 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 64%,人口仅占全国的 4%。到 80 年代,胡焕庸利用 1982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 42.9%,人口占全国的 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 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 5.6%。这个比例数字同 1933 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 1.6 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
6、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四)人口素质低根据第 4 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 15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 1.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 1612 万人,占总人口 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 2024 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 2%,而印度为 10%,泰国为 16%,埃及超过 20%,韩国则为 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
7、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五)人口结构1.民族结构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 56 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 万人,占 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2.性别结构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 1993 年统计,全国男性占 51.02%,女性占 48.98%,男性多于女性 2.04%。3.年龄结构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 6
8、0%,少年组为 35%,老年组为 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4.城乡结构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 1980 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 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28.14%,乡村人口占 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
9、低。5.职业结构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 1993 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 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 21.2%。(六) 人口迁移19 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 50 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 3 省的人口共 3000 万左右;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 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 3000 万,年平均大约 90 万。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 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 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 水库建筑移民;4
10、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 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 年农村人口出生由 4.84 亿人增加到 7.84 亿人,平均每年增长 1.4%;适龄劳动力由 2.37 亿人增长到 4.47 亿人,平均每年增长 1.9%;在业劳动力由 1.65 亿人增长到 3.4 亿人,平均每年增长 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 ,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
11、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 1983 年比 1952 年减少了 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 、 “打工仔” 、 “外来妹” 。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
12、定因素等。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一) 土地资源强度消耗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 30 万 ha 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 1949 年的 0.18ha,下降到 1990 年的 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 1/4。全国有 1/3 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 ,每年流失土壤约 50 亿 t。我国草原面积 3.2 亿 ha,但已有 0.87 亿 ha 的草原退化,493 万 ha 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 13.4%,人均森林面积 0.11ha,只有世界人均
13、水平的 11%。(二) 能源紧缺1993 年我国消耗 11 亿 t 煤,1.4 亿 t 原油,人均 0.9t 标准煤。而美国人均 10t,日本 4t,德国 5.6t,中等发达国家 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 14 15 亿 t 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 35 倍,即 3050 亿 t 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三) 水资源短缺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 5 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 1/4,(前)苏联的 1/7,美国的 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 28000 亿 m3 的 1/5,
14、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 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 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 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 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 ,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 350 亿 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 ,到本世纪末将缺水 1000 亿 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 200 亿 m3。(四) 环境恶化由于
15、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 70%、SO2 排放量的 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 5%7%, 最高的达 10%13%,中国每年排放 1700 万 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 值为 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 ,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 pH 值低于 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
16、、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
17、。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
18、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2)提高人口素质。为此必须增加教育投资,改善教师和知识分子待遇 ,普及初等教育,努力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
19、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参考文献1田方,林发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4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5徐效波等.控制人口是改善中国持续发展环境的关键。 “21 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选集.北京: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199
20、4摘 要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一、引言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通常所说的人口红
21、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 世纪 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 年 6 月 15 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22、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
23、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 12.4和 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
24、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1997 年以来，国际上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 1564 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 014 岁的青少年人口和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
25、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
26、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 1983 年至 2000 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 GDP 增长贡献率为 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 岁和 65 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 1564 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 年，所以 19832000 年期间达到 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
27、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
28、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 世纪后 50 年和 21世纪前 50 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 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 1990 年打开，到 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 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 年 5 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 2010 年
29、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 2030 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 2010 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 2009 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
30、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 19652003 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 19551973 年，其时年均 GDP 增长率为 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
31、低增长期，年均 GDP 增长率为 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 1950 年的 70左右降到 1970 年的 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日本的
32、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 19872025 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 19621991 年，其时年均 GDP 增长率为8.48，19912000 年则为 7.18。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
33、。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 2 400 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 8的速度计算
34、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 1 100 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 1 300 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 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 1.5 亿至 2 亿人。19782005 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 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 3.06 亿人，比 1978 年多 2 000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
35、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 89 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7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 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
36、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
37、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实际上， “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
38、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俗话说，观念一新
39、，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 ，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 。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 25 岁，那么 25
40、 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 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
41、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
42、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 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 1.2 亿，比 2003 年增加 433 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 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 1999 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 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 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