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乡统筹步入快车道.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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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杭州城乡统筹步入快车道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浙江杭州的城市建设这些年取得了交口赞誉。但许多人也不无忧虑:杭州的农村何时也能建得像城市一样漂亮?近日杭州召开市委工作会,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今后杭州的关注点将由城市更多地转向农村,履新半年的市委书记黄坤明在市委工作会议上宣布,2011 至 2015 年,市财政将每年新增投入 10 亿元,支持下属五县(市)加快发展。许多关心“三农”工作的同志兴奋地认为,杭州城乡统筹就此提速,将走向新的更高的境界,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转变。“统筹需要真心诚意”近些年来,杭州在统筹问题上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城市和工业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怎么能够带动农村和农业呢

2、?因此,对做强城市,做强工业,杭州毫不动摇。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与浙江其它十个地市相比,杭州的城市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势头。在“强县弱市”的浙江,杭州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2009 年,杭州的户籍人口人均生产总值已突破 1 万美元,城市化率已达到 69.5%。正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基础上,新一届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强城带乡,强工补农”的口号。这一提法有别于“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所蕴含的思路是,杭州将以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强有力地推动、促进城乡区域一体化,为一体化注入更为强大的动力。浙江财政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确立省直管县体制,这种体制的最大收效是推动了县域

3、经济的大发展,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则是,由于分灶吃饭,像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的财政,只管市本级的发展。大城市未能充分发挥在区域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因此不能形成统筹发展、合力发展的格局,最后造成资源浪费,整个区域的发展受阻。在现有管理体制下,杭州市级财政要“节衣缩食”,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真金白银,去帮助支持农村县(市)的发展,这种做法无异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真要付诸实施,又谈何容易?正因为如此,市委、市政府的“大礼包”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三农”专家顾益康快人快语:统筹需要真心诚意,统筹需要真刀真枪,统筹需要真金白银。在他看来,现有财政税收体制下,“大礼包”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杭州率先打破体制束缚,

4、在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大杭州形成了统筹发展的新格局,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引领作用。杭州将不再只是城里人的天堂,而将是城乡一体、区域一体的,整个 800 万杭州人民的人间天堂。从“经营城市”到“经营农村”长期以来,杭州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都是“经营城市”。论及“经营城市”,杭州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常常让人刮目相看。相比较而言,在“三农”问题上,尽管设计了许多载体,出台了一些新政,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已实属不易,但因为并未触及制度设计层面,因此并未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今年初,黄坤明花了两个月时间,跑遍整个杭州。在调研中他发现,8 个城区和 5 个县市之间,发展上很不平衡

5、。这和他以前工作过的嘉兴市情况截然不同:嘉兴下属的五个县市,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当,在全国百强中个个榜上有名。回到杭州,黄坤明又查阅了大量具体资料:从经济指标来看,五个县(市)面积占全市的 81.5%多,人口占全市的 37.2%,但与面积和人口所占比例不符,五个县(市)的生产总值则只占全市的 20%,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全市的 12.9%,与五年前相比,绝大多数经济指标占全市的比重均有所下降;从人均收入来看,市区与五县(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差很大,农民人均收入相差更大,最高的萧山区农民收入与最低的淳安县相比,差了 2.21 倍。这种对比分析所提供的结论和出路则一目了然,这就是,杭州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6、,要带动整个大杭州的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区域统筹,形成“强城带乡、强工补农”的机制,构建大都市发展与生态大屏障保护之间的新格局。黄坤明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杭州发展的“短板”在农村和五县(市),潜力也在农村和五县(市)。农村和五县(市)是希望所在,后劲所在。他甚至在会上大胆提出,要用“经营城市”的理念和思路“经营农村”。当然,让黄坤明将改革的着力点转向农村的,除了以上论及的城乡反差外,更重要的还有近年来日益凸现的大城市病。“新型城市化主导”在市委工作会议上,黄坤明所作的报告题为“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进一步加强城乡区域统筹”。记者看到如下表述:上述指导思想中,目标、主线、抓手、

7、动力都非常重要,但最核心、最关键、最需要我们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的是主导,即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新型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市化,与传统的城市化区别何在,黄坤明又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新型城市化为主导”?城市化就是产业和人口等资源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两重误区:一是只重视大城市建设,忽视小城镇的重要作用,因此,长期以来,小城镇处在自生自灭的边缘;二是要地不要人,见物不见人,导致大批农民身份虽然转换,但实际上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这种传统的城市化,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在发展上的相互脱节。2006 年,浙江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指出,新型城市化就是将城市化和新农村

8、建设结合起来,城乡互促共进的道路。当前新型城市化的主要任务是优化城镇布局,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杭州市的“新型城市化”,正是渊源于此。其内涵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统筹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杭州市要构建的,是一个梯次衔接、功能配套、以大带小、节约土地的网络化、组团式发展的城乡空间结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县(市)城和中心镇的发展应该被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其承载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应该得到大幅度提升。就此出发,杭州计划将 5 个县(市)城建成 2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计划在 100 余个乡镇街道中选择20 个中心镇,将其培育成小城市。最后达到大中小城市相互补充,统筹发展的效果,并以此带动新型

9、工业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带动农民致富奔小康。布局是理想的,但杭州的现实情况有些严峻:5 个县城基本都没有达到中等城市的规模,特别是乡镇街道,数量过多、规模过小的问题更加突出。为了推动中心镇向小城市加快发展,杭州一方面正在抓紧制订强镇扩权的政策意见,准备赋予其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为其发展壮大创造体制条件。另一方面,出台具体政策,想方设法推进人口和产业等要素加快集聚。在诸多的政策措施中,杭州的“区县联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目前,通过挂钩、协作、结对等方式,试图互利共赢的做法,应该说其他地方也不少见。但是,许多地方往往从政治的目的出发,因为没有处理好利益连接机制,最后常常流于形式。从

10、城市有机更新的角度看,退二进三、产业转移也是大势所趋,但同样因为没有处理好利益这一关键问题,最后影响了实施的速度。杭州在设计“区县联动,融合发展”这一合作机制时,不仅重视解决“面子”,还注意解决“里子”问题。杭州规定,属于整体转移的高端产业项目,调减转出城区的体制上解基数;属于部分转移或设立分支机构的高端产业项目,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根据具体情况由双方分配;产业协作基地产生的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分成问题,由市统计局和结对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这就同时调动了转出地和转入地双方的积极性,为整个杭州的区域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农地使用”上寻求根本性突破杭州统筹提速后,提出了一系列

11、令人鼓舞的目标任务。简言之,就是围绕城乡和区域统筹两大主题,要在区域规划建设、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六个方面形成一体化新格局,让杭州全市,特别是下属五县(市)有一个新的发展,平衡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如果将城乡区域统筹比作一场战役,那么,杭州将选择何处作为突破口,接着如何向纵深推进,进一步扩大战果,取得整个战役的最后胜利?对工业化、城市化而言,土地是最稀缺的要素之一,而对农民而言,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最重要的保障所在。因此,土地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十分敏感,正因此,改革的设计者往往从土地出发做文章。杭州市在考察研究重庆、成都、天津、南京等地的做法后,最后将

12、统筹的突破口也锁定在“农地使用制度改革”上。杭州的统筹路径设计是:以村庄整治、农居优化、土地整理为切入点,在下属的五个县(市)实行“三个置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险、以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从而达到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三个集中”,最后实现城乡发展方式、区域发展方式、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三个转变”,促进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解读出,在杭州的这一统筹路径设计中,“农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是整个设计的“牛鼻子”。目前,农村发展中三个最大的难题:“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人往何

13、处去”,将通过村庄整治、农居优化、土地整理,得到迎刃而解。在杭州农村,实行“农地制度改革”,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一是人多地少,山多田少,且居住分散,规模偏小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日益多元,对土地的依赖日趋弱化,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一设计,杭州计划从 2011 至 2015 年,将综合整治土地 25 万亩,复垦土地每年2 万亩以上。综合整治后新增耕地纳入基本农田储备库管理,建设用地复垦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归乡镇所有,优先保障农民安置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等新农村建设项目,结余指标可用于城镇建设项目或在县

14、(市)乃至全市范围内调剂使用,土地级差收益返还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通过“三个置换”取得的建设用地,土地出让收益除国家和省留成部分外全额返还所在乡镇,用于农民身份转换的社会保障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我国现阶段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对当前各地普遍推行的“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权换城镇社保”的做法,专家学者普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对此,浙江大学教授、土地制度研究专家钱文荣评论认为: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必须突破,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改革的基本条件。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中,要保证农民的利益,让农民在改革中成为最大的得益者。杭州明文规定,在改革中要确保土地收益用于农民,发展农村。这是改革的核心所在,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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