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曾国藩的敬学演讲人：安德义 光明日报 （ 2013 年 06 月 10 日 05 版）安德义 (时间：5 月 12 日 地点：湖南省图书馆)我今天主要说四个话题，第一个话题“修行四知”，即知进知退，知存知亡，而不能是只知进不知退，只知存不知亡。我们在人生辉煌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不辉煌的时候，不能只知进不知退，只知存不知亡，缺乏敬畏心。做人为官一定要有敬畏心，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也要培养孩子的敬畏心，这是曾国藩的“修行四知”。第二个话题，“修敬四德”。“敬”在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中有四敬之德，即“敬神”、“敬刑”、“敬民”、“敬位”。关于“敬神”，曾国藩有一个说法，他说打仗是七分天意，三分人力，这是他的观
2、点，一切由天定。“敬刑”，作为一个官员，对刑罚的敬畏，是必须的。“敬民”对百姓的敬畏也是必须的。“敬位”，是指做官的要对自己的位置有所敬畏，对自己的权力有所敬畏。敬神、敬刑、敬民、敬位，这四敬是尚书的一个系统思想，在曾国藩的思想系统中，以及他所有的书信，包括他的文章中，都可以体现出来，他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人，修人以孝，修孝以敬。”敬者，德之聚也。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学会恭敬心，学会有礼貌，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这就是“敬者，德之聚也”。然后“敬义立而德不孤”，敬或道义确立了，德就不孤单，不孤独了。道德仁义不孤，品德也就不孤了，那么朋友也就多了。第三个话题，“修身四端”。我们看原文：是日细思古人功
3、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至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从曾国藩的笔记、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敬畏心理的论述。他说，今天，我们再想仿效学习古人，功效尤其显著的有慎独、主敬、求仁、思诚四个方面。曾国藩这个人有很多的事例，大家可以去看书，包括他对待权力，能进能退，他能把很多权力让出
4、去，甚至于他所创立的湘军。把太平军打败后，在最后攻打安庆的前夕，他已经把解散湘军的方案都准备好了。包括他的弟弟在仗打完后拖了很多东西回家去，并且大兴土木，大盖楼堂馆所，曾国藩去信坚决制止。我们从他的书信中间，或者说从他一系列言行事迹中，可以看到他的一系列的优秀品质。他的修身有四端，“慎独则心泰”，慎独就是谨慎地独处，在他人见不到的地方要谨慎独处。“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我追求仁者的品德，追求仁德，那么别人就喜欢你。他对慎独的解释，妙不可言。人生有三大欲望是最难控制的，贪名的欲望，贪利的欲望，贪情的欲望，名、利、情这三大欲望是最难控制的。不忽略细微，从细微处做起，做事须循天理，说话要顺人心。
5、依照天理做事，凭良心做事，内心不愧疚，所以心里泰然。他把“主敬”当作锻炼身体，“主敬”可以使身体强壮，当然身强这两个字，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修身。我们在学了曾国藩的敬畏之心之后，同时要记住这四句话：“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第四个话题，“修养四要”：敬、诚、忠、恕。曾国藩认为，敬字当头就会谦虚而不放荡，真心待人就不会被私心遮蔽。一般来说接人待物，见到别人不对的地方，若能设身处地的替对方想一想，就能心平气和。所以忠是达到仁之境界的核心。他的这个思想是从孔子的学说中衍生出来的。孔子有很多弟子，有一个弟子叫冉雍，他有一天问孔子，什么叫仁爱？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6、；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出门如见大宾”是讲敬人，“使民如承大祭”是讲敬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讲恕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讲忠。朋友相互之间也要学会多为他人着想，小事不能给他人添麻烦，这都叫“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工作单位不埋怨，在家庭中也不埋怨。人生，怨、恨、恼、怒、烦是五毒，怨恨是最不好的，人生不要有怨恨心。所以敬畏心有了以后，其他很多毛病都容易改正。所以我在这里与各位共同分享的是，曾国藩的学问可以称作是敬学，曾国藩为政的思想是敬畏的思想。曾国藩的为人为政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敬字。我们在读曾国藩的时候始终是体会恭敬、敬畏之心。敬神、敬刑、敬民、
7、敬位，对天下保持一种敬畏心。修行四知、修敬四德、修身四端、修养四要，始终贯穿着一个“敬”字，这就是曾国藩执政为官的敬畏心理，也是我们今天要向曾国藩学习的重要内容。（安德义：语言学专家，儒学专家，德义堂国学总编、湖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副会长，著有逆序类聚古汉语辞典论语解读等。）薪尽火传：曾国藩与李鸿章演讲人：钱 斌 光明日报 （ 2013 年 06 月 10 日 05 版）钱 斌 (时间：5 月 12 日 地点：湖南省图书馆)我们从李鸿章说起。因为他是曾国藩的学生，这个师生之谊大概是在曾国藩 35 岁的时候开始的。这一年，曾国藩得了肺病，在北京的报国寺静养。李鸿章以弟子的身份来侍奉他，这就得到了曾
8、国藩的亲炙，成为他的弟子。后来曾国藩回乡，因为太平天国起义，他就在湖南搞团练，要镇压太平军。李鸿章也没闲着，他跑回老家安徽合肥，也搞起了团练。不过他在安徽混得很不得志，就写信给曾国藩：“老师我混得不行，我到你门下来做幕僚吧。”李鸿章本以为曾国藩立马就会答应，哪晓得等了一个月也没有得到回信。他急了，就托一个朋友去打探消息。这个朋友拐弯抹角地探听，曾国藩却没有什么反应。这个朋友干脆做起说客来，他说：少荃是有大才的人，现在来投奔您，您为什么不答应呢？曾国藩装模作样地说：少荃确实有才，这个人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湖南只是一条小水沟，怎么容得下他这艘大船呢。那个朋友再三劝说，曾国藩才勉强同意。曾国藩
9、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鸿章。李鸿章虽然是有大才，却是毛病一箩筐。所以要把他的锐气打压一下，先磨磨性。李鸿章虽然磨了性，但是毛病还有不少。曾国藩这个人律己很严，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办事。而李鸿章却非要到日上三竿才能起床，所以他就撒谎，好美美地睡觉。曾国藩决定治治他。有一天早上，曾国藩派人去叫李鸿章。李鸿章称病不起，曾国藩就再三派人去叫。李鸿章一看没有办法，只好来了。曾国藩也没睬他，吩咐大家先吃早饭。吃过饭以后，曾国藩把李鸿章叫过来。他说：少荃，你在我这办事，就要知道我待人接物的原则。这个原则只有一个字“诚”。说完这话，曾国藩掉头就走，把李鸿章给晾在那里。打那以后，李鸿章开始严格地约
10、束自己，改了不少缺点。他的才能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曾国藩的一个重要助手。湘军攻陷安庆以后，曾国藩让李鸿章回合肥，再拉起一支队伍，形成对太平军的夹击之势。李鸿章说他有很多困难。曾国藩不仅给了他各种物资，还从湘军中拨了九个营给他作为起家的班底。在老师的支持之下，李鸿章回到合肥，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可以和湘军齐名的淮军。李鸿章带着这支队伍，迅速向江苏、浙江一带推进，打了很多胜仗，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曾国藩马上上表，保奏李鸿章，使他升为江苏巡抚，加太子少保，封一等肃毅伯。这样，李鸿章在离开曾国藩两年以后，声望就已经和老师并驾齐驱了。老师的提携让李鸿章非常感动。他投桃报李，对曾国藩
11、的要求，想尽办法去满足。有一次，湘军急需八万两饷银。李鸿章这个时候正在和太平军作战，他手上也没有多少银子。他却挤出六万两送给湘军，解了湘军的燃眉之急。曾国荃围攻南京的时候，两年都没打下来。朝廷很着急，下令李鸿章会攻。李鸿章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所以他就打太极拳，软磨硬扛，甚至不惜装病来推脱。他奏称：自己“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这样就拖延了数月之久，使曾国荃顺利攻占南京。南京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去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去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一步用手挽起，对他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曾国藩急流勇退。而李鸿章在朝
12、廷的地位却节节攀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1872 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在北京寄了一副挽联过来。挽联是这么写的：“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泰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安内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这副挽联除了对老师的高度评价之外，还念念不忘其授业与提携之恩，表示要继承老师的衣钵，使“薪尽火传”。那么，李鸿章讲“薪尽火传”，他都从曾国藩那里继承了什么呢？他继承了曾国藩的一身本事，甚至比老师还要高明。但是，李鸿章独独没有学会曾国藩的做人。曾国藩是一位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很多优秀的人格品质。他在对自己、对同僚、对皇上，在立德、立言、立行等等方面都做
13、得臻于完美。我们先说做人。真正的儒者对自身的要求是很严的，因为儒家是从做人开始的，要先修身养性，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曾国藩在这上面做得可能更过一点，他对自己很苛刻，有点类似于印度的苦行僧。不仅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曾国藩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所以他的子女没有一个是“坑爹”的。我们都知道曾纪泽、曾纪鸿，这是曾家的二代。到了三代呢？曾宝荪、曾约农，也都是一代大家。曾氏后人人才辈出，这跟曾国藩言传身教很有关系。再说对同僚。曾国藩一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例如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是有知遇之恩的；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时常做出一
14、些妥协。曾国藩很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李鸿章就是曾国藩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没有他的敲打，没有他的举荐，也就没有了这位晚清重臣。除了李鸿章、左宗棠，像胡林翼、郭嵩焘、沈葆桢这些人，都是曾国藩提拔起来的。此外，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还有一批才高八斗的学人，比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等，这些人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曾国藩周围是当时社会精英的聚集点。而对皇上，曾国藩则无限忠诚。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八旗军不行了，曾国藩噌地一下站出来，说：“我干，我来”。论语里面有句话，叫“礼失而求诸野”，曾国藩组建湘军，就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实现他忠君爱国理想的。他一干十几年，辛辛苦苦，百败
15、百战，最后击灭了太平军。曾国藩掌握着一个精英集团，一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队。有人劝他，你干脆称帝吧。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他为了让皇帝安心，让朝廷放心，让自己全节，于是自解兵权。我们从对自己、对同僚、对皇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曾国藩在做人和做事两者关系的处理上，是先做人再做事。而作为他得意门生的李鸿章却不是这样，李鸿章是为做事而做人。曾国藩曾评价说，他这个弟子一门心思只想当官。而李鸿章在官场上，想要游刃有余，要如鱼得水，做人就不能像他老师那样太固执。他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就显得没有品行了。所以他们同时代的人就说，李鸿章是一个有才华而无品行的人。如果对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师徒二人进行比较
16、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和弟子比起来，曾国藩应该说活得更有人文思想，更有宗教情怀；曾国藩的人生更加执著一些，也更加真诚一些。（钱 斌：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主讲千年一笔谈。）曾国藩：作为“圣贤”与“魔鬼”的演绎演讲人：孟 泽 光明日报 （ 2013 年 06 月 10 日 05 版）孟 泽 (时间：5 月 12 日 地点：湖南省图书馆)我算是曾国藩正宗的乡后辈，求解乡贤，不只出于好奇，也是自我成立的重要法门。曾国藩作为“圣贤”，这不用多说，他还没死就很让人崇拜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曾剃头”，这不就是魔鬼吗？共和国以前，人多许之为“圣贤”
17、，之后，“刽子手”的称谓更普及，如今，教科书之外，则无论官民，大都乐意把他当做道德文章、做官做人可以私淑的对象。“圣贤”值得仰望，“魔鬼”让人恐惧，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历史的流程里获得这样两极完全不搭的评价？是时代观念作祟，还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或者，曾国藩的作为及其所服膺的理想，原本就充满内在的紧张与矛盾，连他本人都不免有天人交战无可如何的时候，而世道与人道，天下与苍生，庙堂与江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融洽一致的是非与标准，无量数的“生民”，总是被裹胁在历史的沧桑里，兴亡皆苦，命如草芥。显然，曾国藩作为“圣人”与作为“魔鬼”的演绎，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处置的问题，如果能有所澄清的话，秦皇汉武以来中国
18、历史上一些至今纠缠着我们困扰着我们的根本性的含混与暧昧，也许就会变得稍稍明白一点。我手里拿着的这本书，是刘蓉集。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他们一见如故，是金兰之交，更是君子之交。在我看来，晚清所谓“同治中兴”，便是由曾国藩一班人的努力所造就的，而他们之所以能成就这样的局面，除了风云际会，根本上还在于他们那种从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怀抱与“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实践精神。曾国藩做翰林时，有段时期推崇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刘蓉就告诫他，我们要以道德自诩。如果仅以文章自诩，你太小看自己了，担负不起这个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圣贤崛起、立德立功的时代。在某种意义
19、上，刘蓉就是小一号的曾国藩，他们的教养和思想，包括他们做人做事的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解读了刘蓉，也就解读了曾国藩。为了深入我要讲的主题，我找到刘蓉给曾国藩、曾国荃写的两封信，仔细体会这两封信，也许就能体会他们在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之间的困窘与纠缠，二者又如何集于他们一身。给曾国藩的信，写于曾氏回任两江总督后。他们早年有个约定，说哪一天，当然是功成名就之后，我们就“归去来兮”吧，回到山水田园里去。但此时，曾国藩位极人臣，功成而无法身退，刘蓉早有赋归之想，真正回到家乡却有点狼狈，他在陕西巡抚任上遭到弹劾，被革职留任，接下来又遭遇浐桥之败。战败归来，刘蓉给曾国藩写了这封信，信很短，主要目的是
20、求助，信中说：我在陕西当了三年拮据的巡抚，风雪交加的浐桥之役，死了两千多子弟兵，裸尸纵横，无人收敛。到如今，这些死在异乡的子弟，不仅没有得到抚恤，连他们活着的时候的欠饷也没有补发。在同捻军作战时，欠饷已经一年多的士卒，衣履破弊，被贼人刳腹剔肠后，肚肠中仅有麸糠，想到“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独人父母，而卒无以存恤之”，想到“生者含悲故土，死者饮泣黄泉”，真是惭负神明，负疚在心。为此，“伏乞阁下，念惨死忠魂，沦骨异域”，咨照有司，捐银兴工，在他们战死的地方，“建祠葺冢，以慰安之”，“庶冀九幽毅魄，稍有凭依，不至啼青燐而泣宵露”。这封信，很沉痛，很悲怆，仔细读，会把眼泪读出来。那种伤怀，那种悲悯，那种
21、怜爱，是刘蓉对他自己的，也是对三湘子弟，对天下苍生的。我想，这就是他们曾经努力要成为“圣贤”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吧。必须承认，士大夫之杰出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之情，是从对于具体生命的这种怜爱和悲悯出发，也多少是以此为归结的，所谓“视民如伤”，于是奋袂而起，要“抚辑疮痍”。我们不妨设想，像曾国藩、刘蓉这样的书生，为什么会“举家效愚忠”去打仗？要搭上性命的功业，要搭上全家人性命的利禄，是何其得不偿失的功业和利禄？他们的作为显然必须有内在的情感冲动作为依据，对他们来说，这种情感冲动当然是从神圣的家国伦理生发出来的。这封信，我想，大致可以说明他们作为圣贤的抱负和情怀从何而来，那种
22、高远的期待和自我期许是从哪里出发的。可是，我还得给大家念另外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曾国荃的，写信时，刘蓉是四川布政史。信中说，得知朝廷任命你为浙江巡抚，说明老兄的作为“上契帝心，下孚民望”。我到四川一年多，对地方毫无裨益，只有一件事情还值得告诉你，就是石达开就缚，巨患荡平。接下来，刘蓉就说这件事，信的口气跟前面的信完全异样，一点都不悲苦颓丧，而是自负骄傲，志得意满。说自己如何飞调重兵，力扼大渡河，让石达开部，归路既断，粮道复绝，死亡枕藉，偶尔有逃跑以及冒死抢渡的，均被击毙或落水溺毙。最后，“石逆势穷力竭，束手就缚，所剩部曲数千人悉弃械乞降”。我们知道，石达开确实在大渡河边走到了绝路，但石达开其实
23、是主动投降的，为保全手下人的性命，这才有刘蓉所说的“束手就缚”“弃械乞降”。那么，刘蓉是怎样处置投降的石达开及其部属的呢？信中说，除了将石达开和他的儿子、亲信共五人押解成都，其他人全部“骈戮于大渡河畔，竟无一漏网者”。信中还说，石达开在接受审讯时，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这样描述，刘蓉显然不是要表彰石达开的英雄气，而是在向曾国荃告白，我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强悍的家伙，而我比他更强悍，更凛然大义。两封信，前一封表露的是他对牺牲子弟的负疚，对无辜苍生的悲悯，这封信则是写他“治国平天下”“济生民于水火”的胆识。从今天的立场看，包
24、括石达开，那几千被刘蓉一一处死的太平军，显然也是无以为生、无路可走的苍生，但是，就像曾国藩当年在“讨粤匪檄”中所表明的那样，为了列祖列宗，为了我孔子孟子，为了名教，必须施以雷霆霹雳。当名教落实为君臣父子的纲常借以保证统治秩序的安全有效，当名教抽象为一种需要去无条件卫护的主义时，所谓苍生，在曾国藩、刘蓉的手眼中，就不能不一分为二了，一半是温驯的子民，一半是添乱的禽兽。如此，作为“圣人”和作为“魔鬼”，从温情脉脉到暴戾恣睢，就成为了他们面对苍生的一体两面，出自同一个人的作为，并且同样基于他们经国济世的抱负，存菩萨心肠而付诸霹雳手段，仰望圣贤却难免堕入魔障，向往王道却总是辅成霸道。此时，以家国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义理，就有了准宗教的性质，在极端的境遇下，不惜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哲学作为解释和自我开脱，而他们所杀的人，和他们自以为保护和“字养”了的人，原本都是生民，都是子弟。自然，这不是曾国藩、刘蓉他们可以自我解除的困境，缓解以至超越此种悖谬性的逻辑，只能在新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框架中出现。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孟 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书生靠什么救国如何处危世？演讲人:方志远 光明日报 （ 2013 年 06 月 10 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