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1 页 共 9 页万历十五年 一、总述本书描述了明朝衰落的一个瞬间，注重于对六个历史人物的批评，这些人都同帝国体制中固有的局限性做过斗争。戚继光，一个军事天才的将军，在 1587 年年底去世，他使明朝军队回复了元气，然而在张居正死后失宠，直到解职，在贫病中去世。可见，武官是得不到文管的信任的。而文官专注于克己和中庸之道，任何基于帝国官僚政治之外的权力必须得到控制。随着戚继光的去世，帝国失去了在新时代图强的最后的机会。海瑞，一个极度严正的文官，也在 1587 年辞世。他改革的热情很快使他在土地问题上同保守派产生冲突，被迫在家赋闲 15 年之久。即使再度启用也是有名无权的职位，历时甚短，在众人
2、眼中，海瑞既无聊可笑又不合时宜。李贽，一位哲学家，想冲破当时社会制度却无法找到出路，对儒家经典发表了大量惊世骇俗的言论，但也正是儒家的信条养育了他，他的经历使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下知识界的挫败。两位首辅大臣提供了另一种挫败，帝国因其中央集权和过度膨胀而运转不灵。但他们企图管理帝国的一切事物。最基本的任务是“使皇帝的官员们尽量按古代圣贤的教导行事” 。管理帝国的秘诀不是依靠法律或者权力去管理和惩罚，而是劝导人们，如女人服从男人，少年尊重老人等。在那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早期是求治心切的，然等到表现活力的所有尝试都遭到反对后，在郑氏之子没有被立为太子之后，开始了为期三十年的罢工。黄先生告诉我们：依靠
3、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帝国的各个方面。洪武皇帝消灭了地主、富农，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作为人民的公仆，强制他们严格禁欲。官僚机构精简，然二百年后的万历朝，官僚们腐败又明哲保身，革新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因谨慎和惰性的限制下成了反常事件，只是维持现状。到十六世纪晚期，人口增长，革新机会已失去，这时候统治者是尽职尽责还是嬉戏怠政，官员是诚实清廉还是贪污腐败，这一切都已不重要了。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同样“仁”的学说也是促进帝国统一的力量。伴随着对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的热衷，这一学说日渐成为中国社会过重的负担。地方习俗和传统实践根本没有发展为成熟的民法。老百姓也得不到任何形态的法律
4、服务。简而言之，一个高度程式化的社会过快定型，个人角色被彻底束缚住了这是黄先生得出的结论。二、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即公元 1587 年，是为平淡的一年，但这一年里发生的小事正是以后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以后掀起政治波澜的机缘。恰是历史的重点。我们的朝廷，政事千头万绪，其处理的要点则为礼仪和人事两项。礼仪体现着尊卑等级并维护国家体制，以人文管理天下农民，全部的问题不可能均在第 2 页 共 9 页朝廷解决。祖先们就抓住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全国上下按部就班，井然有序。1572 年不满十岁的万历即位，一直到 1582 年，万历朝欣欣向荣，这些功绩无疑要归功于首辅大臣张居正。万历从小接受张先生的教育，
5、对其极其信任，即使是任用官吏，张居正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万历哪里想到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交好，权倾朝野，凡弹劾张居正的官吏均没有好下场，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本朝开国之初设丞相一职，但前三个丞相均被处死，从此不再设立相位，实行阁臣代行相权制，不设宰相一职，为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至被外人取代。同时内阁大学士一职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相权，大学士乃文学从侍之臣，待是出众可进翰林院得以深造，翰林几经升转，成为大学士，供职于文渊阁，替皇帝拟诏，润色公文词句。类似于皇帝的秘书。张居正为首辅，其他大学士由他推荐并辅助他办事。冯保在嘉靖时期
6、为秉笔太监，秉笔太监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天资聪明被送入特设的宦官学校，毕业后逐步升迁，和文官的仕途类似。优秀的秉笔太监和大学士水平无二，微风甚至高于六部尚书，只对皇帝直接负责，如果执行得当，可以成为文成和太监之间的平衡者，相互制约。刘瑾即几十年前权倾朝野的大太监，而本朝的冯保在隆庆时期派管东厂，因和元老高拱不和，在高拱下台后才由东厂升为司礼太监。但九岁的万历怎么能够乾坤独断呢，他对于张先生和冯保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内阁大学士和私立太监的合作给今后朝政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是万历从未想到的。本朝的君主制还不同于前朝，前朝时期凡郡主年幼，必有叔父、堂兄这类人物辅政，而这在本朝是不被允许的。所有的皇室
7、支系除皇太子之外所有人必须在成年之后到自己的封地，且不得擅自离开封地，这种类似放逐或圈禁的制度为了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1581 年，万历皇帝与宫女发生关系，生下皇长子，宫女王氏成为了恭妃。1582 年，张居正病逝，享年 57 岁，九天前万历封其为太师衔。本朝二百年来仅此一人生前得到此等荣誉。1582 年，万历励精图治，没有了张居正，一切人事都自己亲自安排。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朝廷官员开始重新审视张居正，而且利于反张的一面。万历从中得知张居正言行不一和居心叵测。在清张的运动中，冯保被查，家产充公。万历感激张居正十年辅政之功，为查抄张居正。1584 年，万历在郑氏和慈圣太后的干预下改变
8、态度，查没张居正家产。张居正长子在被审后自杀。九月，正式宣布其罪为：污蔑宗藩，侵夺府第，钳制百官，闭塞朕聪，专权乱政。他弟弟和两个儿子被充军。张居正在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逐出京城，至 1578 年万历皇帝已经实际上掌握大权。万历朝乃本朝时间最长的一朝，许多事情也以此为契机发生。三、首辅申时行申时行供职于文渊阁，是经筵的负责人。经筵这种复杂的形式是本朝国家第 3 页 共 9 页重要的一种制度。目的在于发挥经传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申时行作为首席大学士，有责任让全部程序和谐的演出，然而早朝和经筵均是一种令人厌倦的制度，百官厌倦又不能断辍。公历 1587 年，时万历十五年
9、，申时行五十二岁，已感到未老先衰，现在身为首辅前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因为申时行对礼仪的重要性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本朝治理天下，礼仪起着重要的作用，皇帝一人君临天下，实因天意所归，而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体现出来，无数次的行礼即为巩固这个信念，儒家道德愈是简单就愈应该加强学习，借此来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早朝制度锻炼人们的内心，经筵则表现了皇帝、大臣坚决的从古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已到达天下大治的目的。故身为首辅的申时行坚持执行职责，即使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也不容易灰心放弃。1582 年张居正去世，继任者是张四维，不出一年，张丁忧，由申时行代行首辅之职，其
10、间张病重，其他大学士又相继病死，故首辅之职就轮到了资历最浅的申时行。万历十五年时，申时行已首辅四年，为人温和，不树异帜。但却一直没有使他在政治斗争中置身事外。申时行和张四维均为张居正举荐入阁，不因私情而因其才学，张去世，申时行也并未夸大其罪行，申时行是文墨出身，未曾做过地方官，难道一个学术上有造诣的人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吗？对此申时行有着深刻的理解。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为道德，其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至高无上，可以指导行政，也可以代替行政，当然技术问题也是很重要的，然技术问题均由各地总督巡抚所管辖，这些人员提出的方案亦均以道德考虑为上，因此，技术问题也和道德密不可分。我们的帝国还
11、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执行，实施后成败全靠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再好也无济于事。这一帝国不尚武，也不想提高、改造社会，只是是大批人民不为饥寒所迫，在这个低标准下维持社会安宁。然而如何推行这种宗旨，与农民直接合作是不可能的。只有全体文官相互合作相互依赖才可能众志成城，所以施政的关键在于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就是促进百官和谐，从而发挥精神上的力量。申时行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而张居正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文官朝服是有讲究的，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纱制朝冠，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边儿为白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悬于腰间
12、。文官衣服上绣着两只鸟，一品为仙鹤遨游于云中，三品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九品为鹌鹑。武官则以兽为特征，依次是狮子、虎豹、熊等。监察官绣獬貂能辨善恶的动物，而最高荣誉则是皇帝御赐的有蟒、飞鱼、斗牛之类，在其他花样之上。文官均为科举出身，四书五经，朱熹注解早已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看法更为一致，知道仁政出于爱民之心、知道推己及人，懂得经和权，然而在朝数千官员是否真的形成了一个巩固的集团呢？非也！第 4 页 共 9 页四、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1587 年，海瑞在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去世。海瑞不同于其他官僚，他尊重法律，而不是按照至善至美的道德处理问题，他往往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即使法律
13、条文不及之处，也主张忠于法律条文的精神去执行。我们的帝国在制度上存在长期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天下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执行和解释离不开传统的伦理。海瑞一生的经历即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在实际作用中至为微弱。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全体文官作为办事的准则。嘉靖朝时候，海瑞任知县，以其抗命直言的作风得罪了不少上司，如果不是因为他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多少个海瑞都罢免了。1565 年，时嘉靖皇帝在位 40 年了，不务正业，爱虚荣，听不进批评。阴历十一
14、月，海瑞上疏了那道著名的奏疏，批评他多疑、自私等。1566 年二月底海瑞被下狱欲被绞死，然不久嘉靖去世，隆庆登基，海瑞被释放，且名声大噪。任巡抚一职，治理一方。洪武皇帝两百年前创建本朝，并确定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一个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简朴风气，规划农村蓝图的同时，没收的家产再平分，使全国形成了一个以农耕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大户田产者拥有个多的服役，以限制其家产不至于在扩大。此套政策对本朝影响深远，其显著后果就是在广大农村遏制了法律的成长，而以抽象的道德代之。判断的标准从合不合法变成了是善还是恶。而海瑞则把洪武皇帝提出的原则作为金科玉律，希望以一己之力领导社会回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
15、单纯，即女人听从男人，孩子尊敬长辈，没知识的人听从有教养的，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为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然而二百年的时间里，社会已经变化了。原来服役的富农已被已被一批新的取代，这些富农大部分为官僚、士绅，已不再承担服役的义务，文官集团已经形成，很多人只是为保持地位而取得各种收入，无人关心农民疾苦，面对这些问题，仅凭海瑞个人的力量，以不怕死的诤谏换来的名声作为资本，使整个国家机器停止运动，可谓“志大才疏”了。张居正做首辅时期，认为海瑞轻率躁进使海瑞赋闲在家十五年，这是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照传统把全部的精力为国为名服务，体会到了为人臣为国尽忠之不易，离职在家，表示自己的事业走向终点
16、。但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他仍以“忠孝”为本，安贫乐道，家境贫困过去没有改变他的节操，今天也不会改变他的人生观。他单纯的思想不是来源于天赋，而来自于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这加重了他做官为民为国而不为己的道德责任，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开国皇帝洪武的看法是一致的。海瑞在 1585 年重新被任用。时张居正被清算，而他为张居正所不容，自然在反张风潮中可东山再起。然而他的主张在十五年前不能通行，在十五年后如何呢？在嘉靖时候他自信满满激励皇上。而万历时期他也表示出了怀疑，毕竟第 5 页 共 9 页他已经七十二岁了。阅尽使他不再像当年那样乐观。1586 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他的再度出山以一往的
17、作风，对当时的南京而言似乎是一块巨石投入到了一潭死水中，他的作风早已不和官员的潮流了。批评和赞扬同现，争辩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万历亲自做结论“照旧供职” ，只是由于圣度的包容，这使得他的一切影响都从此一扫而光。这以后说话如何算数？失望之下，七次提出辞呈，不准。至 1587 年岁暮，去世。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不必让文官们操心了。五、戚继光孤独的将领阴历万历十五年，戚继光去世。他为本朝最有才能的军事将领，然因为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被弹劾，罢官三年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谢世时候也未得到哀荣，但生前却很受重视。武将不受重视的原因可从本朝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说起。文官认为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
18、到了动用武力的程度，则是失败的象征。因为从道德上讲，天下事无不可以共同分配，暴动乃是人的劣根性使然。而武官所受训练和战争的经历使他们的气质不同于文官。武官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必要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在文官眼中则是匹夫之勇，不符合中庸之道、稳健平和。也许鉴于唐朝藩镇自立的教训，从本朝洪武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并且越来越成熟，这种武官没有地位的现象原因在于政治的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来自于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独立，于文官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期成长，这种制度既已固定，即使武将出生入死，也不如一篇华章。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与农村民兵相去无几。这是由于军制上的种种制度落后引起的，选拔
19、的将领一般都是有勇无谋子承父业者，当然这更符合文官的心意。对于这些武官，必须任用文官作为其指挥者，名为监察，实则大权在握。这种军事设计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也不在于全面入侵敌国。1449 年的土木之变即暴露了这种军政体制的致命弱点。即使事件过后，也没有改革军事和后备，直到倭寇长驱直入时，方穷则思变，需择有创造精神的将领，以扭转现在外行军事将领对付职业化敌人的现状。戚继光在此种条件下着手组织新军。在倭寇横行的时代朝廷是大力支持的。戚继光的新军有铁一般的纪律，实行连坐，赏罚分明。但也有其残酷性，严刑峻法虽脱离人情但却造就了一只坚强的部队。此外，鼓舞士气是很重要的，打败仗的军队是没有自信的
20、，而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有来自于刻苦训练。戚继光认为帝国的军队是一只全能型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少数民族的暴动和入侵，而我们幅员辽阔，不可能由一支高效的机动部队可以完成的。故部队的数量要重于质量。且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在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太远，保持古朴作风，士气高涨。戚家军的胜利无出其右，大胜有鼓舞士气，他的作战方针一向主张以数量优势，速战速决。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第 6 页 共 9 页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获得的成功的要点，在于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
21、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谁想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发展而使军人与文人并驾齐驱是绝对办不到的。戚继光的功成名就在本朝应该算一个例外。之所以一帆风顺是因为得到了文官集团一个特殊人物的支持谭纶。谭纶为文官，但是善用兵之道，十分赞赏戚继光用兵的主张。当 1567 年，谭纶调任蓟辽保定总督，负有保卫京都之责。不久即把戚继光调任京都担任保卫京都的最高将领。然而要知道，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古语即“专擅跋扈” ，而这样的将领手提重兵在京都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时代的终结。所以，戚继光的一切想法都会受到重
22、重阻力，二者都是来自集体文官的意志。这种意志又以历史传统为背景。但极为幸运的是，戚继光、谭纶得到了中枢重臣张居正的赏识。凡是张居正能安排好的事都安排了，如果张居正都安排不了那他也不必费心了。张居正以首辅身份大力支持戚继光的军事革新。两人关系极其密切。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十五年。能文能武，其文章虽不及大学士，但在武官中乃是出类拔萃的，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里，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以武官总兵之位乃登峰造极，戚继光所生活的年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然而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做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一种妥协的办法来做部分修补，他的天才在于他能看
23、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的调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而使之与落后的部门相距不会更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没有张居正，就不会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和戚继光。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作为保卫国家、建立新军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才能使军事、科学、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事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得到适当的享受。张居正被清算后，戚继光也没有幸免，万历皇帝罢其官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因为他推行的一系列措施打破了长期以来文
24、官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是定然要付出代价的。军备的张弛是极影响国运的，三十年后，八旗军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六、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1587 年以前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所有义务，于 1588 年出家。当时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文艺复兴的生命已经不会诞生了。他出家正是因为想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而寻求自由个性的发展。我们的帝国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传，一个农民想生活稳定具有社会地位，唯一方法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路漫漫，通常是由一家之内创业的祖第 7 页 共 9 页先自奉简约，不断积累，从农民到地主，这一过程常常就要几代人的时间，有了初步的经济基础使得子孙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后方可入
25、仕，故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成显达，而其幕后则是惨淡经营历时至久。而这种荣誉的接受者往往要为整个家族负责，因为他的成功与几代人的奋斗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事物相互联系，一个人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其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识见深远，正是因为他分析理解书屋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做互助与共同享有。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可以从中国哲学史中找到解答：孔子是没有提出性善或性恶的。他的核心学说是“仁” ，一个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于符合仁的要求， 论语书中六十六处“仁”字，然没有两处是相同的解释。但他说明了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只有你有志于仁，就
26、可以获得仁，但是仁是最难保持的品质，综合六十六处精义，可知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更高的阶段迈进时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他的规范，经过不断积累以达到去私，从而实现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标准，也是生活唯一的意义。一个人虽有圣贤，也要经常警惕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天生，同时既然每个人都有发扬仁的本能，故性善来自于天赋。孟子把儒家的性善提了出来。而与孔子的不同，这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因为孟子生活的年代与孔子更加动荡，他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强者，具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并能接受儒家学说作为这一大业的基础，他企图以雄辩说服他的对象，引导他和他的廷臣回到善良的天性
27、中。儒家学说在汉朝被立为正统，成为全国的主导思想。时代愈是发展，统治者对其依赖就愈大。到唐宋时期，经济重心转移，文官政治取代了武官政治成为了全国统治帝国的原则。多方面的改变使中央集团不得不创新一套新的哲学体系，以维系知识分子。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把孔孟著述加以新的注释，而把这些注释调和以构成新的思想体系的则是朱熹，是儒家学派除孔孟外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被尊为“贤人” 。朱熹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盛衰兴旺以及宇宙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并相互印证。其学说基础则是宇宙及各种事物都是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 ，所谓物既包括具体的事物，又包括抽象的伦理道德。这种把具
28、体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一个事物并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与环境隔离，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均被朱熹说成“天理” 。人可能违反天理，因为各人之间的秉气不同，有清浊之分，浊气抬头则天理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方法就是“格物” ，就是通过观察、研究事物以发现天理。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说明他原来也是朱熹的信徒，但格物并没有达到致知的结果。这反映了他虽然相信物理和道德之理是相通的，但他没有接受理学的类比方法，而另辟蹊径，悟出道理：即宇宙间各种食物的“有” 。完全处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最高尚的道德，忠孝是天理，也是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观念。王阳明思想主要有两个
29、方面：1、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力量，但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 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功用的则是“意念” ，良知似乎是意念的主宰第 8 页 共 9 页者， 可以立即对意念做出善恶判断。2、对因果关系的重视，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原因会产生 结果。王阳明没有为真理而真理，和朱熹一样，他的目的也在于用他的思想体系，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但他的学说有一定的危险性，即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付诸实践必须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李贽和同时代的人遇到的困难
30、即使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行动完全以道德为指导，而道德的标准却又过于简单，保守，不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确立的道德规范为法律依据，而没有使用立法手段，这种后果使社会越来越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现在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李贽在那个思想几乎凝固的年代，一心想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在任知府之前享有有思想家的声望。任满之后退休，因不愿受乡官的限制和家族人的纠缠，成了他出家的一个因素，退休后的十几年，主要用于著述，内容十分广泛，但没有自成体系，并无精深造诣。李贽批判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把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提倡“穿衣吃饭即
31、人伦物理” ，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琐碎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七、世上已无张居正以皇帝的身份长期消极怠工，万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以为文官不许立三子为太子，这也使黄三子的母亲郑氏不愉，此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张居正事件，使他明白了群臣的阴阳性，于是他不接受群臣意见，也不反对群臣意见，一切以漠然置之。自从迫于强大的百官压力，而封皇长子为太子。黄三子被封到河南之国后，万历皇帝即在心里留下里永久的疤痕。不早朝、不参加利益法度，像这样二十余年，但他并非什么都不做，批阅奏章只是有选择的
32、进行，他可以以“无为而治”理直气壮，而百官没有理由造反，所以即使有不满情绪也没有发展到“清官侧”的程度。作为皇帝，应尽力保持文官集团间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才干的。相反，万历皇帝却有意不与文官合作，即使他们尽心尽力，原本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化为泡影，使他们心血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掩饰，以致把孔孟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觉得大失所望。故文官之间缺乏信任，难以和衷共济，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有机可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没有找到，像这样一个大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仅凭借惯性的作用是可以继续存在若干年的。对于文官集团的涣散，首辅申时行是没有能力来调
33、和的，且其后的影响力则是越来越微弱了。这源于 1590 年，以申时行为首的大臣开始上书让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手段是以辞官相要挟。皇帝答应一年之内不准提此事就立，否则第 9 页 共 9 页就延迟立储时间。然一年期限在即，工部以准备立储开销一事上奏，使得皇帝有理由推迟。大臣见皇帝如此缺乏诚意，即联名上书收回朱批，二辅许国执笔，然在病中的申时行仍然领衔。皇帝震怒，申时行上书说自己并不知此事，然此书被二辅得获，这使得申时行在百官中成了小人，威信扫地。皇帝虽未怪罪，可申时行再也不能获得同事的信任。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否则，他就成了张居正第二了。也因为立储一事，皇帝革职二辅许国。皇帝也清楚，废长立幼是不可
34、能得到百官拥护的，如果公开坚持自己的想法，势必流血，即使流血也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基于双方考虑，形成了暂时的僵持局面，其实，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僵局是可以打破的。万历皇帝可找到的理由如下：1、皇子没有天生继承大统的权力的，只有在册封后才有。2、立长不立幼只是传统习惯，并不是强制规定。3、皇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出生年月是次要的。皇三子母亲是皇贵妃，而长子母亲为恭妃。4、可废掉皇后而立郑氏为后，本朝之前均有废后之举而未发生政治波澜。然而，万历皇帝在立储一事上并没有依据法律，而只是找借口推延，只能表示本朝不以法律治理，而以四书五经中的伦理为主宰。还有一点可以明了，万历皇帝虽然坐在祖先坐过的宝座上，
35、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祖先大不相同了，他的祖先一言一行均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则是在百官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今天文官制度早已成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皇帝在处理事务上摒弃个人意志，而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跪拜之中，他实际所能控制的则微薄。万历皇帝看清了作为皇帝受制于群臣的真相，知道立储不成，则心灰意冷，与群臣日渐疏远，长期罢工。在万历皇帝后期，他也知道自己不能避免历史的指责，与大臣不和，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主。既然无意于年轻有为的君主，现实又无可避免，只能消极无为。然而由于他的聪明，又不愿为臣下的工具，就一直顽强的保持自己的性格。皇位是一种制度，一登上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但道德的解释权却分属全体文官，他是不被允许和文官一样有阴有阳的。他作为一个血有肉的人，他的拘束是无限的，这种苦闷是历史的一个悲剧。当皇帝的自尊心受到损伤时，他就设法报复，其目的就在于发泄，而方式则采用“无为”之法，开始了他的消极对抗。万历皇帝身上发生巨大变化究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追述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及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么 1587 年即万历十五年可是说是一个界限，这一年表面上虽无重大动荡，但对于本朝历史却又特别重要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