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年来对李嘉诚上市公司的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就像上面看到的，苏哈托和马科斯政权确实造就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亿万富翁，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他们在分配由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需要无名的圈外人士成为他们可靠的同谋。但在较为固定的政治格局中，人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模式。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
2、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社会名流艾德里安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捷克、泰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拥有豪华酒店宾馆，认识大部分当代大亨。他就教父之路评论说:“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华侨的多产作家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
3、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他们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泰国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总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政府的出版物里，他信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学校缺乏资金，设备极差。2003 年他在马尼拉演讲时说:“因为我平凡普通的家庭背景 我了解农村地区的贫困与艰难，我知道通过辛苦工作赚取报酬的重要性。 ”事实上，他信是著名的纳兰王朝（首都为清迈）的后裔，1932 年前他信家从事课税征收，尔后转入了丝绸经营、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他在警察局的职位不断
4、获得升迁，并获得了国家经营特许权，这些只有圈内人才能做到。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 1940 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他的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 15 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 16 小时。1950 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己的公司 香港长江实业。 ”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钱舅舅的女
5、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了他额外的经济支持。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在 1920 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的创始人，他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成了有钱人。在现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对于那些不能依靠父业来为自己事业作辅垫
6、的未来教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是妻子的家庭产业。在东南亚的社会里，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这种关系使人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们怎么与白手起家连在了一起。身为香港东亚银行主席的亿万富翁李国宝爵士是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坚持认为许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他列举了影视巨头邵逸夫爵士、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霍英东。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县一个富有的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家庭，而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里，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这使得他也与众不同。没有马科斯或苏哈托这样的人重组社会关系，亚洲教父就不会是社
7、会变动的产物。他们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的观念，是大亨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他们的自豪感，也对维持官方政治结构和该地区的非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尽管有很多有才能的创业者，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成功机会并不多。使大亨们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模糊不清的是他们的节俭名声。其中有些是合乎情理的，而有些则主要是为了公众的消遣。真正的节俭反映了一个企业家有强烈的保护财产的意识。一位亚洲投资银行企业家、大亨的老朋友评论说:“他们比一般银行企业家更善于克制自己接受直接的世俗回报。 ”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郭鹤年以 8000 万港币的低价在香港的深水湾道买了一所宅第。深水湾道有点像大亨巷，靠近九洞高尔
8、夫球场，教父们喜欢每天早晨去那儿打高尔夫球。他试着住进那所房子，但是他的家人说，他认为即便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这样也太奢侈了。最终他拆掉了那所房子，在原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五座普通的住宅，一座他自己住，两座让他的家人住，另外两座租了出去。郭鹤年住的那种房子极为简朴，在欧洲和美国，只有平平常常的银行管理者才会住。教父们也很喜欢向雇员和提供服务者传递能够证明他们节俭的信息。马来西亚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回忆了 1999 年在伦敦与博彩业的亿万富翁林梧桐的儿子林国泰的会谈，会谈讨论的是关于签订 20亿美元的合同收购挪威游轮公司的事项。离开伦敦的律师事务所时，林国泰招上了一辆出租车，那个银行家认为这辆出租车会带
9、他们去希斯罗机场搭乘到挪威的飞机，但是走了半英里后，那个亿万财产的继承人让司机停了下来，带着随行人员走进了伦敦地铁的入口。他们乘坐地铁去机场，节省了几英镑。到了希斯罗机场，那个本已惊讶不已的银行家又发现他们去奥斯陆的机票全是经济型的。李嘉诚(香港人称其为 L.S.Li)，非常喜欢向人们展示他节约的嗜好，常常提起他那戴了好几年的廉价精工手表与西铁城手表。他的一位高级职员回忆说，他常听李嘉诚抱怨他戴的手表是“该死的手表” 。这廉价的手表已经成了他的象征。在财富杂志一次难得的采访中，李嘉诚也没忘记搬出手表的主题。“你的表太奢侈了！”他对采访者说，“我的比你的便宜多了，不到 50 美元。”尽管有保护金
10、钱的本能和向员工展示节俭的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但人们所说的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却并非事实。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 2005 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 港元的工资。但有一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香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卓百德谈到李嘉诚的一位同僚时说:“李兆基，在 20 年内仅仅从恒基地产的旗舰公司得到的分红就有 1 5 亿 3 亿美元。 ”李兆基用这些钱在美国买了 3 万套公寓，当然还有别的。归根到底，他们并不是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大亨真正的不为人知的挥霍是他们的高额赌博
11、。大多数大亨宣称所有其他的大亨(当然不是他们自己) 一直都在赌。一位香港亿万富翁说道:“他们都是大赌棍。唯一不是大赌棍的只有(博彩业教父)何鸿燊和霍英东。 ”无数传言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们的高尔夫赌博是进一个洞 100 万美元，也有传言说他们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赌博，损失惨重。当然，没有任何人将这种事弄上媒体，因为大亨们没有公开赌博。但是这种传言很多，意味着这种赌博就像中东有权势人物的行为的翻版 大量的金钱被一些因为没有真正赚过辛苦钱而不知其真正价值的人挥霍掉了。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在新加坡拥有最多的私人地产的亿万富翁黄廷芳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的大儿子黄志祥管理着信和置业。该企业是其在香港的家族企业，也是在这个领域最大的 6 个开发商之一。黄志祥毕业于一个英国寄宿学校，现年50 多岁，现在还住在一间向公司租来的公寓里，仅拥有 100 万美元的信和置业的资产。而他的父亲每天打电话盘查公司的现金余额。黄志祥的弟弟黄志达在新加坡也同样受到了父亲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