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晨曦中划出美丽的虹1931 年 1 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后，对邓中夏进行打击报复。1931 年底，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经武汉、芜湖、南京等地辗转来到上海，等候中央的处理。 邓中夏到上海后，由于没有工作和生活来源，陷入困顿之中。贫病交加之下为了生存，他有时不得不到码头、车站做搬运工。平时，邓中夏只能依靠爱人李惠馨（李瑛）在一个工厂中做工而领得的微薄工资来维持连稀饭都难以吃饱的艰苦生活。一个多月后，组织才批准他与妻子李惠馨住在一起。在这种含冤忍辱、一贫如洗的逆境中，邓中夏仍然对党毫无怨言、对党的事业一片忠心。 后来，邓中夏在党的一个基层组织沪东区委宣传部参加活动，和匡亚明一道办了一份名叫前
2、锋的油印小报，写写传单，刻刻钢板。在邓中夏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匡亚明是青年团江苏省委特派员。俩人再次见面，看到老领导遭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打击，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并被当作机会主义者来处理时，仍然表现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丝毫没有动摇他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念，匡亚明十分敬佩。 邓中夏在区委编印油印小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与匡亚明合作堪称珠联璧合。 前锋小报很快声名鹊起，许多人都知道沪东区委宣传部有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 1932 年， “三八”妇女节前夕，上海地下工会准备发动女工游行，要2起草一份“三八”节宣言 ，但因为工人的文化水平低，写出的文章没有力度，沪西区委女工部的帅孟奇找到了前锋
3、小报，不料在这里见到邓中夏。 帅孟奇原来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也在莫斯科留过学，知道邓中夏是我党的领袖，共产国际的知名人物，便惊奇地问他怎么会到基层来工作。邓中夏跟她说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到哪里，笑谈中一边修改宣言，一边向帅孟奇讲解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他说，做宣传工作要看对象，内容要生动活泼，有鼓动性。为适合女工特点，他还亲自编写了一首歌谣： “三八”节， “三八”节，劳动妇女大团结。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这首歌谣通俗易懂，简单易学，很快就在群众中流传了开来。 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疯狂镇压，逮捕了大批革命同志，并且严禁集会、示威和游行。因此，今年的“
4、五一”节就不能再像“三八”妇女节那样搞宣传了。为搞出特色，帅孟奇又找到了邓中夏。 邓中夏跟她说，反动派进行反革命镇压，是他们心虚的表现，他们越疯狂，我们越不能停止斗争。 “五一”时候天不是热起来了吗？何不让咱们工人手拿折扇，把宣传内容编成歌谣或短诗，发动积极分子用各种颜色写在扇子上，在工人面前可以打开扇子进行宣传，敌人来了把扇子合起来就走，这样敌人就无法察觉。他用上次歌谣的调子又帮助编了一3首歌谣： “五一”节， “五一”节，全国人民大团结。 联合农民兄弟们，打倒蒋介石卖国贼！ 不久，他的工作终于分配下来了，被任命为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长。从中共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秘书长、
5、红二军团政委，到区委宣传部长，革命跟邓中夏确实开了一个玩笑，但是，个人的荣辱并没有动摇邓中夏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转眼到了夏天，设在上海的赤色互济总会、各省市的互济分会以及许多工厂、学校中互济会的基层组织相继遭到敌人的摧残和破坏。 赤色互济总会是国际革命人道互济会的分支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民和革命者的家属，营救被敌人逮捕、关押的革命同志；通过各种方法，往狱中送食物、金钱和用品；请律师作辩护，争取将被捕者无罪释放或减轻刑罚。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统治，使得每天都有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在不同城市遭到逮捕，如不及时营救，他们随时都
6、有被敌人迫害致死或秘密杀害的危险。因此，必须迅速恢复各地互济会的组织，而首先是要把互济总会恢复起来。因为敌人知道互济总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机关，他们对这个组织的监视、打击一向非常厉害，所以，恢复互济总会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危险的工作。 1932 年 11 月，中共中央指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4邓中夏知道这个任务充满危险，但他更知道这项工作开展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很多同志的生命，因此，他的内心充满着战斗的激情。 上任后，他首先找到陈农菲和阮啸仙，在互济总会建立起中共党团组织。接着，又陆续找到左洪涛等几位同志一起参加总会工作。但是，参加总会工作的这些同志，对
7、互济总会的工作缺少足够的认识。陈农菲是从苏区来的，就不愿做互济会的工作，而要求回苏区去，到红军中去，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 一天，邓中夏把他约到静安公墓，跟他说，愿意搞武装斗争是好的，武装斗争确实很重要，但白区斗争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革命战士不能以痛快或不痛快作为选择工作的标准，重要的是服从革命的需要。 互济会既然是最危险、最困难、最少人喜欢的岗位，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就应该义不容辞地站上去！经过邓中夏的谈心，陈农菲再也不提回苏区的事了。 为了恢复互济会的各级组织，邓中夏到处找人谈话，进行联络，他常常化名去参加一些集会。他到哪里，哪里的工作便有了很大的转变与发展。但是，这种出头露面的活动对于邓中夏来
8、说却异常危险。 有一天晚上，邓中夏化名“老杨” ，去参加一个工人座谈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讨论时，就有一位老工人当着邓中夏的面说听老杨的讲话，让他想起了邓中夏。还说老杨和邓中夏的口音都很像，并问邓中夏和他是不是同乡。 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到处悬赏捉拿共产党要犯周恩来、邓中夏等人，这位老工人的话，引起了同志们对邓中夏安全的担忧，大家要求他今后5不要再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但邓中夏却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他说，我们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假如我们不与群众联系在一起，我们便毫无所为，那敌人也用不着害怕我们了，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 4 月，中共白区中央局
9、和江苏省委决定于“五一”节在上海市中心举行“飞行集会”和大示威，并命令邓中夏发动群众参加。 邓中夏为了保护革命群众，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一再要求改变这种做法。 邓中夏说：“革命群众刚刚组织起来，力量还很薄弱，有的厂里党员不过几个或十几个人，参加赤色群众团体的也不到全厂工人的百分之二三，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再拿群众的生命去冒险。我们刚刚反对了立三路线，这样做与立三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呢？” 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以势压人，竟然责备邓中夏说：“这是党的决定，是不允许怀疑的，你怀疑党今天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是立三路线吗？” 邓中夏的正确意见被完全拒绝了。 4 月 25 日，黄励被国民党逮捕。和黄励一起
10、被捕的还有 60 多位同志。邓中夏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万分悲痛，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做法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不顾个人安危投入到了紧张的营救斗争之中。 黄励担任过赤色互济总会主任等职务，是上海劳动妇女界的知名人士。 6为了发动各界人民营救黄励等 60 多位同志，邓中夏以“上海工人、学生、劳动群众”的名义，写了要求立即释放黄励、释放在“五一”劳动节被捕的六十余战士及启封国民御侮自救会的抗议书 。 抗议书写道： 我们反帝抗日的急先锋、劳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最忠勇的领袖黄励君，于 4 月 25 日被帝国主义、国民党所逮捕，现在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 我们认为黄励及 60 余战士没有罪，相
11、反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广大的工人、学生、劳苦兄弟的姐妹们最好的朋友，是站在反帝抗日最前线，领导我们广大群众，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反对日本及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坚决为中国民族争独立、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的战士！国民党协同帝国主义逮捕他们，正是因为她们参加和领导我们中国的反帝运动、工人运动，同时，也更完全的暴露了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屠杀劳苦群众的狰狞面目！ 我们全上海的工人、学生、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签名抗议，要求立即启封国民御侮自救会及释放一切政治犯！我们要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这份传单在上海各单位秘密散发后，产生了很大影响。邓中夏下一步打算发动上海各界人民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签名运
12、动，以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被捕人员，启去在国民御侮自救会大门上的封条。 邓中夏在全身心投入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时，心里也一直惦记着关在狱中的战友和爱妻。 74 月 27 日，他委托律师史良到巡捕房看望妻子并带去了亲笔信： 妹妹： 几次托人来看你，见不着，送的东西也送不进，真把我急坏了，托史良律师来看你，关于你和朱姊生活上应该如何得到我们的帮助，请对史律师详细地说，以便我好照办。无论如何，请你写一亲笔信给我，我很好！耳病已医好了。 5 月 8 日，接到妻子的狱中来信，邓中夏有说不出的欣喜。他激动地给妻子写信说： 妹妹： 你 4 月 27 日的来信，我收到了。自从你入狱之后，到现在，已是半年
13、了，我没有接到你半个字，今天得到这封信，你想我是多么喜悦啊！我前后写了四封信，每逢一、四、七我都托一位女人来看你。她说只有一次见到你，那时你恰在病中，后几次则另请人看你，她看不到你，信和东西送不去，从此杳无消息，我多么挂心啊！好，现在弄清楚了，多谢岳家兄嫂常来看你，我放心了，以后一切东西都请他代送，我一定照你的话办。 妹妹，你既然和朱姊住在一起，是学英语的好机会，切不可放过朱姊家中平安吗？可告知我，以便商议你们的问题。 邓中夏没有想到，在给爱妻写了这封情意绵绵的信后，他也由于叛徒告密，不幸在法租界被法国巡捕房逮捕。 5 月 15 日晚，邓中夏离开自己的住处上海法租界麦琪路光华理发店三楼，到法租
14、界环龙路底骏德里 37 号三楼亭子间，去找互济总会援8救部长林素琴研究营救黄励等人的工作。这时，林素琴在互济会的地下活动已被叛徒刘宏密告法租界巡捕房，敌人在林素琴的住处布置了暗探，密切监视与林素琴来往的人员。因此，邓中夏到林素琴处后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突然派来大批巡捕、暗探，将邓中夏和林素琴逮捕，并在屋内搜出许多革命书刊、党的文件和油印传单。 敌人逮捕邓中夏后，虽然怀疑他是林素琴的上级，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干部，但还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邓中夏。因此，为了弄清他的身份，一到巡捕房，就将他打得遍体鳞伤，妄想迫使他交代身份，出卖革命。可是任凭敌人严刑拷打，邓中夏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口咬定他叫施义，
15、在湖南江华当教员，是来上海访友的。 邓中夏被捕后，互济总会也立即展开多方面的营救工作，除派人请唐豪等律师为邓中夏辩护外，还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邓中夏。 宋庆龄对邓中夏被捕非常重视，她立即派人去请史良律师商量营救办法。 史良回忆说：“1933 年的一天晚上，有个陌生人来到我家里，要会见我，见到以后，那人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我敬慕的宋庆龄女士的名字。这个陌生人转达了宋大姐的意思之后，我就在第二天到宋大姐家里，原来是她要我承办中共党员施义的案件。施义同志是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国民党政府要把他引渡到南京去。 ”史良考虑到自己虽然办过几件大案，已为社会所知，但毕竟
16、还很年轻，现在受孙夫人嘱托，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又请了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先生一同承办9此案。史良说：“我们分析案情以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国民党把人弄走。 ” 5 月 16 日下午，设在法租界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一次开庭审讯施义案，史良和董康律师都出了庭。邓中夏见有律师在场，除声明自己名叫施义是从湖南来上海访友、无故被捕外，还理直气壮地揭露法国巡捕房殴打他的暴行，强烈要求当场验伤，并发出一连串质问：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捕人？为什么用酷刑对待毫无证据的被捕者？一连串的为什么，问得法官狼狈不堪。 在这次开庭时，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代表当庭要求把施义和林素琴引渡到上海市公安
17、局讯办，理由是在林素琴家里查抄出鼓动暴力革命的大批传单。史良律师发言表示坚决反对。她据理力辩，根据被告人住在租界和在租界内被捕等理由，请求裁定不送租界以外的法院，要求直接由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进行审理。法院推事在双方争执的情况下，未作裁决，仍将被捕者押回。 5 月 23 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次开庭，史良律师和唐豪律师出庭。 史良律师事先做了捕房律师顾守熙的工作，希望顾律师也反对引渡。开庭时，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正式公文，要求把施义和林素琴都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 史良和唐豪再次发言表示反对，并驳斥了公安局的无理要求。 捕房律师顾守熙也表示反对引渡施义。结果，法庭当场作出对施义“不准
18、移提”的裁定，但同时又作出将被告林素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的10裁定。 这个裁定，给“施义案”留下严重的祸根。因为叛徒刘宏的告密，林素琴任互济总会援救部长的身份已经暴露，加上当时互济总会的营救人员在营救工作中只注意反对引渡施义，却没有同时坚决反对引渡林素琴，最终导致了邓中夏被引渡的悲剧发生。 邓中夏在被巡捕房关押期间，虽然多次遭到毒打，但他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通过合理合法的斗争，争取尽早出狱。 党组织为营救邓中夏出狱，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大量金钱。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都亲自帮助募捐。 由于狱外的积极营救和邓中夏在狱内的坚持斗争，加上敌人没有掌握邓中夏的罪证，法院已在考虑释放邓中夏外出治病了。然而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林素琴被引渡后，被上海市公安局交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党部调查科” 。在机要科长顾建中的威逼利诱下，她供出施义就是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曾在湘鄂西苏区任红二军团政委等职，现任中共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她还供出去年被捕的李惠馨就是邓中夏的妻子，其职务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内部交通员。 敌人不知道林素琴的口供是否属实，决定将李惠馨带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与邓中夏当面对质。 7 月 26 日，法警把邓中夏拘传到法庭。 邓中夏没有想到，和妻子再次见面，却是在阴森的监狱。看到 8 个多月没有见面的妻子，邓中夏强压住自己的感情，一口咬定不认识李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