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缝合“表达的脱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文化研究在争议声中前行，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其“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完胜，在科研领域也是如此” 。1然而，文化研究的从业者，依然对这一领域的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表达出忧虑和警觉。在美国学者凯尔纳（DouglasKellner）看来，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文化研究用来分析当今全球文化产业中的政治经济因素，激增的新媒体技术以及各种各样大众消费方式的任务日益紧迫，然而，西方文化研究的两大重要传统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却存在着“表达的脱节” 。 “表达的脱节” ，着重表现在两者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法兰克福学派在 20 世纪上半叶开启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范式，遭到
2、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藐视甚至抨击， “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忽视或怀有敌意地讥讽法兰克福学派所开拓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一再地被诟病为精英分子和还原论者 ”2；而英国文化研究由对大众文化反抗潜能的发现与重视开始，走到当下经历了“后现代转向”之后的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中，却出现了非常突出的“倾向于平民主义和无批判的立场，甚至放弃批评的观点”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官方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间的第三种重要文化形态。面对这样一个对象，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呢？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英国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令人遗憾的“表达的脱节”
3、，2那么在中国语境中，类似的“脱节”或“断裂”不但存在，而且表现得更为复杂。我们能否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去缝合各式“表达的脱节” ，开创研究的新境界呢？近读陶东风等著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 （以下简称价值观研究 ）4，发现这本新著为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 价值观研究序言开宗明义：“本书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2012 年度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最终成果，其立项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立足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参照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实践，以价值观为核心，探讨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5明确的阐述，却容易引起
4、疑问：文化研究如何成为体制内的“重大课题”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文化研究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声音由弱变强，队伍由小到大，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从外部看，文化研究的发展有一个外部语境作为参照，在西方至少有几十年的发展，可借鉴的学术资源丰富，国际交流频繁，学术共同体已经成形。从内部来看，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化转型，大众文化、消费社会、网络社会的兴起，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要求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可谓应运而生。然而，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激烈的置疑甚至否定之声却一直没有停歇。指责文化研究目标不明、边界混淆、方法折中主义、缺乏学术性、降低了知识和思想的高度、贬低了文化品位等简单而
5、情绪化的批判时至今日或许已经很难再有市场，但质询文化研究学科定位和学理依据3的声音，却一再回响在学界，这的确是不得不引起重视并需要郑重回应的问题。 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一种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或超学科乃至反学科的学术探索领域。6文化研究的从业者习惯于质疑甚至抵制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化建制会使得文化研究弱化乃至失去参与现实、批评现实的干预功能，降低乃至扼杀其公共性。这样的质疑和抵制，当然不是无源之水。从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文化研究是西方左派思想家和理论家不满于大学文学研究的学科、体制和立场，强调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关怀和参与，改变现有学科
6、游离于文化之外、不问政治的倾向。因此，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个学科或一个知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策略或干预现实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反学科、后学科或非学科的一种努力。所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几度被关闭，先是撒切尔政府，后是学校当局。 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问题，显然要比西方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价值观研究作者陶东风看来，从理论上，我们可以不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门学科，但在现实情况下， “这种以非学科化自诩的知识探索活动必定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而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及体制化身份，特别是中国内地民间社会的发育不全，文化研究的相关机构、中心等都建立在高校或官方研究机构内部，这就使
7、得文化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体制化的命运，包括管理体制、科研评价体制、职称评定体制、经费资助体制等。 ”7如果说这样的解释能够为文化研究在“体4制化生存”的国内学界提供现实生存的合理逻辑，那么接踵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研究的学院化生存，会不会导致文化研究为谋求体制认可而无法发出批判的声音，依附于权力而“去政治化”呢？换言之，学院化与非学院化，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之间可能出现的断裂与脱节，应当如何来缝合？ 作者对这个问题显然是有过深入思考的。在一篇访谈中，当被问及首都师大文化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时，陶东风回答道：“我们介入文化政策，首先，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认同现有的文化政策，没有自己的立场。其次，我们介入
8、文化政策，就意味着我们的这种批判，这种独立思考，要更多地考虑到怎么样把政策的条条框框转化成具体可操作的合理措施。”这样一来，文化研究的学院化生存，依然能够发出抵抗之声，所不同的是，这样的批判将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式的“大拒绝” ，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 。8依循这样的思路， 价值观研究顺理成章地设置了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发展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两者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是什么关系？”9 二 这些问题的提出，明显是基于对我国当代文化发展态势的思考。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分法来描述当代文
9、化状况的经典分析模式，而三种文化之间的“脱节”与“断裂” ，亦成为了中国的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价值观研究着重要探讨的问题，显然就是三者之间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改革开放以后，5社会主义文化和新兴商业化大众文化更是出现了并存、转化、冲突和协商的复杂局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能否成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载体？目前中国的大众文化在转达主流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哪些问题，遇到哪些困境，应该如何解决？”10值得注意的是， 价值观研究的作者，是以陶东风为首的一批文化研究学者，他们的知识精英的身份是难以磨灭的。他们将以什么立场和理论来辨析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纠葛，实现一种可能的“建设性批判” ，将是
10、缝合三大文化形态脱节现象的关键之举。 在我看来， 价值观研究采取了一种坚定的“介入”而非“疏离”态度来解析和梳理各种文化形态的复杂关系。所谓“介入”意味着直面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在与大众文化互动中产生的冲突，直面社会主义文化在目前的大众消费时代所遭遇的困境。这种“介入”策略的“底气”和“抓手” ，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 价值观研究第一章中，作者首先考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外“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关理论。理论梳理中贯穿的一根红线，就是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重视和发展。在马克思关于文化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思考、恩格斯强调文化领导权的非强
11、制性特点、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领导权的统治性与开放性辩证统一的理论基石。这些观点到了葛兰西手上，被发挥为系统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以此作为建构无产阶级新文化及其领导权地位的进攻性武器。而到了 20 世纪后期，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下反思与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6时，不约而同地捡拾起文化领导权理论，发现其“并不仅仅是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单纯对立！收编关系，而是要在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中呈现出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接合” 。11 通过对“文化领导权”理论谱系的梳理， 价值观研究确切地传达了这样
12、一种观点：文化研究的场域之中，始终贯穿着权力话语的争夺。文化领导权问题原本就是内在于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之中的，无论是“学院化” “去政治化” ，还是反“学院化” 、倡“政治化” ，对于文化研究来说，都只能是、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立场与姿态。12以此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化中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脱节的问题，只要我们对三种文化形态的立场和观念稍加反思，就不难发现，三者的分歧明显带有权力话语的性质。权力话语是通过排斥和限制的策略来实施其功能的，如果说在西方语境中，福柯、萨义德等理论家更为看重以解构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批判理性！疯狂、东方！西方的对立二分范畴，在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应期待一种更具建
13、构性的理论。 反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一种影响很大的“抵制”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话语，或许我们能够据此洞悉其理论盲区。 “人文精神”论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一个在全球世俗化的祛魅潮流中出现的反祛魅“抵抗”运动。其目的固然有一定合法性维护自己在 20 世纪 80年代确立的“登高一呼，云集响应”的启蒙者身份和精英地位；但其立场和态度却值得质疑。在质疑大众文化的合法性、为自己进行合法化辩护时， “人文精神”话语选择了“以笔为旗”的审美主义和“清洁精神”的道德主义立场。从审美主义的立场看，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文本是贫乏7的、复制的、类型化的，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从道德理想主义的标准看，他们指
14、责大众文化在道德上是低级的、堕落的、欲望化的，而导致大众文化蔓延的则是人的逐利本能和娱乐本能。立场决定态度， “人文精神”话语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必然是一种拒绝“介入”的“疏离”乃至弃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疏离和弃绝，在具体而复杂的文化权力争夺中，注定会让“人文精神”话语在当代中国权力话语博弈的场域中“拱手让江山” 。正如作者尖锐指出的：“这种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抽象、大而无当、不得要领的，因而也是无力的” ，其“根本没有能力从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层面切入大众文化的具体社会语境，把握中国特殊语境中大众文化的政治文化功能” 。13 不同于“人文精神”的大众文化批判话语， 价值观研究的作者们选择
15、“介入”态度直面大众文化。在当下中国从事文化研究，选取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 ，不但能够获得官方所认可的理论合法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武器拥有着更为经久和深厚的锐度和力度。其实，文化研究自有一种“介入”与批判的本色。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实际上都在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都对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极权主义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价值观研究以“介入”策略向读者召示：学院化并不意味着“去政治性” ，一种体制内的建设性批判，一种非描述性的价值关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文化研究应当谋求体制内的话语权力，这在中
16、国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领导思想的国家，完全是天经地义的。 8三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方法论指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会变得简单和轻松。倘若僵化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阐释大众文化现象，或者用攀附主导文化的方式为大众文化唱赞歌，其走向都会与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初衷背道而驰。那么， 价值观研究又是如何以“介入”和“建构”的方式来探讨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呢？在我看来， 价值观研究的作者们采用了“深度诘问”和“症候分析”的方法，将研究深入到了当下中国政治和文化内在结构性矛盾的缝隙之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官方文化为主流文化，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
17、众“常识哲学”的方略。 首先，作者秉持文化研究本土化实践的学术理路，诘问了当下中国政治和文化结构的要害问题：我们的官方文化与其所要谋求成为的“主流文化” ，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在作者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显然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官方文化。但官方文化不等于主流文化，如果说官方文化是官方积极倡导和推广的文化，那么主流文化则是在一个社会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真正支配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的那一套价值观。官方文化如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文化， “必须在内容上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包容性、广泛性，在形式上具有通俗性、大众性、民族性” 。14这样一来，以往由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
18、教育，就暴露出了普遍性道德与特殊性道德、世俗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公民价值观与正常价值观不分的现象，导致其代表性、包容性、基础性、广泛性的不足。15 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9系与大众文化有机整合的“契合点”又在何处呢？价值观研究明确指出：落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是让它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而赢得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成为实际指导大众世界观与行为方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到践行的价值规范。1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的确立，虽然借鉴了西方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但却并非停留在译介移植、单向度“以西释中”的层面上，而是立足于本土经验，将西方理论经过“语境
19、化”改造后，实现了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的“双向互诘” 。众所周知，葛兰西的culturalhegemony 概念，又被译为“文化霸权” ，意指一种权力掌控的社会规训结构，强调其作为统治阶级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文化工具属性。然而， 价值观研究却采纳了 culturalhegemony 的另一种译法“文化领导权” 。作者还专门辨析了这一译法中包含的“语境化”含义：“领导权”这个概念在葛兰西那里用来指称与赤裸裸的压迫和强权不同的特殊权力。它不是表现为强制，而是表现为通过协商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共识，得到被统治者的积极赞成。17这样一来，文化领导权概念就有可能对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提供一种新的启
20、示：“官方文化”是否真正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其标志绝不是它背后是否有强力的支持，可以强迫人民服从，而是人民是否自觉自发地赞同它的那套价值理念和施政方针。 其次，作者充分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将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关系这一难题历史化。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中，曾经出现持久的、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文化运动，10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革命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有何联系与不同？这些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文化实践为我们清理社会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哪些启示？这些都是需要深入诘问的重要问题。 价值观研究第二章没有如一般著作去梳理和分析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来龙去脉，而是把“大众”
21、作为关键词，集中阐述其与此后的群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和现象，如革命斗争中文艺的地位以及文艺的普及（大众化）的问题、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对大众的认识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走向大众等。在对文艺大众化历史流变的梳理中，作者重点对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 “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等个案进行了考察，由于有了这一“问题式”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意识，观点富有启发意义。如通过对“大众”成分的复杂构成和历史变迁的梳理，作者强调：由于大众本身具有的差异，必然带来多层次差异化的文化需要，这就“不能再像革命群众文化运动那样，一味强调一致性、同一性” 。18 最后却绝非最不重要的，作者直面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精心选取了一系列能够彰显中国政治和文化内在结构性矛盾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的症候式分析。重理论研讨、轻个案批评，曾经被诟病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弊病。19事实上，文化现象纷繁复杂，个案分析并不难，关键是选取什么样的个案进行分析，分析得是否深刻，这才是判断文化研究是否具有介入社会文化政治现实活力的试金石。占据价值观研究全书一多半篇幅的，是当代中国各种文化现象与个案的研究。这些个案包括主旋律电影、红色经典剧再生产、当代小说和影视中的工人阶级叙事、影视英雄形象塑造、家庭伦理题材等大众文化现象，以及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