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结构性因素与大环境下的无奈摘 要：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运行下，19 世纪中国与以西方为主导、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脱轨，这种结构性因素与大环境的交织，塑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如咸丰帝者） 。而同时历史是由人组成的，人的能动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结合产生了历史，在咸丰帝一系列内政外交决策的背后，充满时代因素与自身缺陷。 关键词：咸丰帝；脱轨；公使驻京；结构性因素 闲暇之余，拜读了茅海建先生所作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颇觉耳目一新。因是书评，自然受作书者思想影响，故不敢以论文形式做危言耸听。这篇总体意图是想以咸丰皇帝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他被后人所指责的一系列失误下，有那么一个源头，这正是我想要探寻的。
2、咸丰帝奕?，道光十一年生，三十年即为，用苦命形容他再恰当不过。即位当年还未改元，便遭受太平军之乱，到其死时尚未止。正当太平军横行江南时，咸丰六年爆发了英法联军之役，结果木兰秋?A，于热河行宫郁郁而终。生前从未得志，死后亦难如愿。临终安排的政治格局亦在辛酉政变下被击得粉碎。 民变、外患，咸丰帝都未能处理好。前代适此乱世者，唐有僖宗，宋有徽钦二帝，元有顺帝，然相形之下，咸丰帝可又决非上述众所谓昏君者。即位十余日，尚在服丧的咸丰帝便下诏求贤：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物，皆得据实直陈，2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此后频频颁诏，尽显图治天子气象。太平天国起事，咸丰
3、帝更是屡出内府金帛以输军用，然而结局难符人意。这正是我想要探寻的。 社会人的差别是通过教育产生的，性格培养期，一般认为是受教育年龄左右，而这就必须考察咸丰帝的启蒙导师杜受田，这也历来是为论者所诟病的。以后人的眼光评当时，咸丰帝所倚赖的导师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其学识虽丰，治国之策现在看来不算高明，这没有问题。可从时人视角，杜受田这位著作等身的博学大儒必然是合格的。咸丰朝时，中国还处在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是知识精英，也肯定孔孟之道是学问的顶峰，经学是修齐治平的始基，在这方面杜无可訾议。而咸丰帝自己也说： “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克勤罔懈，受益良多。 ”
4、 种种为后世所诟病者，在当时却有其极大的合理性。从后来人生轨迹看，咸丰帝一切决策失误出发点都可源于此，即按照先王之法以应时局。 在太平军起事初期，皇帝先后授命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为钦差大臣。李星沅素以能臣相称，咸丰帝恐其办事不果断，便命酷吏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这是种刚柔相济的用人方针，出乎皇帝意料，李、周二人到达广西后，相互之间难以驾驭。结果广西粤匪乘势发展，李也病死在任上。咸丰帝又命赛尚阿充钦差大臣，许以先斩后奏之权。然而半年过后太平军突围永安，流窜湖南。咸丰帝不敢怠慢，复急调据3夷有功的信臣两广总督徐广缙入湖南督办军务，结果武昌失陷。咸丰帝大怒，再以办事干练的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
5、大臣，沿江西进防堵太平军。结果南京失陷，陆氏被戕。南京易帜巨变的报告传到北京时，皇帝当即痛哭流涕。 我在此连篇累牍地叙述咸丰帝用人过程，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换位思考，以咸丰帝的角度换位思考问题：十九岁青年接受国家大政，从未有处政经验的年轻皇帝的用人之策，以时人视角观察亦无不妥，李星沅、陆建瀛素以能臣誉满天下，徐广缙又以拒英人入广州而得道光帝赏识，蒙受爵赏。此类能臣干将尚且无效，便须思考一下更深的原因了。道光帝留给刚即位的咸丰帝是一个烂摊子，尽管时人歌颂太平盛世的应景文章屡达圣听，但以来者的眼光看那时， “自乾隆末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官惜命。拼命做官，无心做事。见利竭力钻营，见难弥
6、缝逃避。绝大多数官员已经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中枢保持一致。 ” 这就是问题所在。让年轻的咸丰帝来看破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怕是难为古人。 咸丰帝对因猜疑而不肯重用后来被称作是“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一事历来为人所指。而指责者亦多是以倒放电影的方式来看湘军与曾国藩。诚然如斯，曾的湘军平定太平军之乱，挽救清王朝，可这些观点在我看来不免有些做事后论的味道。从茅海建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在大乱年代，身为满族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对曾氏的疑心是正常的。曾在咸丰四年克复武昌省城后，咸丰帝大喜之下，立授其署湖北巡抚衔。然而七天之后即收回成命，据清人笔记所载，军机大臣奇祁?藻上言：4“曾以侍郎衔在籍，尤匹夫耳。匹夫居闾
7、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 清军以外族入主中原，以儒家传统的眼光来看，是以狄统华，故而清帝一贯实行“满汉一家”政策，以示统治的合法性，而历代皇帝对此忌讳颇深。一个统军汉臣兵势日盛，必定引起皇帝的猜忌。董卓趁乱为祸京师，儒生不会忘记前代之训：大乱之后便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再分配。而曾氏借守孝要挟咸丰帝授其督抚实缺，更是为臣大忌。后人皆为此叹息，叹息咸丰帝应曾愿，太平军或可早平，然而处在咸丰帝的角度来看，未免有失同情式理解。 内外交困是咸丰朝的一大特征。咸丰帝轻信两广总督叶名琛，致使战火一发不可收拾。迫不得已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 。尔后英法以北京换约不成再起战衅，终至逼签城下之盟
8、。 关于咸丰帝的外交观，现就公使驻京问题管窥蠡测。意料之外，咸丰帝在交涉中视为头等大事的，却是今人看来无关紧要的公使驻京问题。论其原因，在中国的外交观念中，自古就没有平等国家概念。天朝抚有四海，万国来同。遑论西方国家互派使节惯例，正如书中所言：“常驻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 ，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 又如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时，咸丰帝对失地最多的北京条约条款不置异议， “事势至此，不得不委屈将就。 ”同意签约。可却因亲递国书一事“正在交涉，尚未有结果”而盛怒。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夷志在通商，皇帝允准以示怀柔远人，5可面递国书关系到君臣
9、之秩，这个问题尚无丝毫妥协余地。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咸丰帝不愿自热河回京亦必有“以为夷人犬羊秉性，惧其趁回銮之机而复进京面圣”的原因。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在奕?被后人指责的一系列失误中，似有那么一个源头：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运行下，19 世纪中国与以西方为主导、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脱轨，这种结构性因素与大环境的交织，塑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精英（如咸丰帝者） ，这是时代的环境。但历史是由人组成的，人的能动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结合产生了历史，在时代因素的下，咸丰帝性格、才识的缺陷也可探寻，正如产生于同样环境下的奕?D 导就同治中兴一般可鉴。 注解： 第 40 册，第 91 页. ，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1 册，第 3198、3203 页. 黄辅辰：， ，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47 页. 茅海建：，三联书店 2013 年第 2 版，第 79 页. 薛福成：. 茅海建：，三联书店，2013 年第 2 版，第 161 页. 咸丰朝，第 7 册，第 256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