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追忆红军长征过藏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是当年红军完成空前规模的战略大转移的重要环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理论第一次成功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它对我们当前的民族宗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4 年 10 月以后，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陆续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其中红二、四方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都很长。尤其是四方面军，在当时的西康藏区驻扎了近一年。他们深入进行藏族社会、历史、宗教和习俗的调查，在军内广泛开展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并广泛向藏胞们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纪律。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 四川党史研究资
2、料 、 长征在雪山草地等诸多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根据藏族同胞信仰佛教的实际情况，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指示、决议和布告，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民族宗教政策。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 ，“准许人民信菩萨” 。 （二）保护寺院、经堂和经书，部队“严禁住经堂和毁坏经籍、神像及祭仪” 。 （三）实行“政教分离”方针， “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 。 （四）争取、团结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 “不论土司、头人、活佛、2喇嘛，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 ；并规定：“在革命地区内的大头人、大喇嘛的财产不没收，并允许他们与百姓平等分土地，以联合他们。 ” （五）任何人不得
3、称呼藏胞为“蛮子” ，提倡汉人学藏语，优待通司（翻译） ，藏民实行民族自治，建立自己的民族政府。 1936 年 5 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藏民）自治政府在西康首府甘孜县正式成立，通过了关于喇嘛和喇嘛寺的暂行条例 ，是当时最完整且又条理化的民族宗教政策。兹摘引如下 （一） 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以及经书佛像。 （二）喇嘛寺土地不没收，可以出租。 （三）信教自由。 （四）喇嘛寺不得干涉政府行政，但喇嘛个人有参加政权的权利。 （五）喇嘛有出外念经的自由，但报酬得由群众自愿。 （六）喇嘛及喇嘛寺有经商自由，但不得用大斗小秤与高利盘剥。 （七）喇嘛及喇嘛寺之枪支，必须在政府登记，领取使用证。 （八） 喇嘛修
4、理寺庙及举行斋醮时不准派差、派款或估要财物，但群众自由乐捐，政府不禁。 （九）法律面前无论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执法之权属于政府。 （十）喇嘛寺堪布（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由全寺喇嘛公推，经由当地政府呈请中央政府批准授职。 当地的政界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如五世格达活佛、香根活佛、夏克刀登均于 1936 年 5 月 1 日在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自治政府成立大会上当选3为副主席，炉霍县寿灵寺大总管益西多吉则被选为县博巴政府主席，松潘县羌族土司安登榜被任命为红军番（羌）民游击大队大队长。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援红军北上，除了协助安置伤病员外，还从玉隆赶来四百多头牦牛、一百多匹马送给红军，
5、受到朱德总司令的嘉奖。 众所周知，宗教是绝不能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强制消灭的，因为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适得其反。1793 年法国雅各宾专政期间，掀起非天主教化的废神运动，其结果反而使法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更加强烈。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布朗基派提出由国家下一道命令，强迫人们放弃宗教信仰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这种幼稚可笑的幻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红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尊重藏胞的佛教信仰，就会导致藏民的敌视和袭击，陷入举步维艰，无法立足的悲惨境地，直至全军覆没于雪山草地之中。因此，只有尊重藏胞的宗教信仰，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红军进入藏区后，不
6、侵扰喇嘛寺院，不动藏胞供奉的佛像和神龛、香炉以及贴在门上的符咒和红布条，寺旁寨边的经幢、经塔和玛尼堆，不进入神山、神林、神水。红军首长带头执行宗教政策，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争取了格达活佛、益西多吉等上层人士；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首长为了保护甘孜县的白利寺、合则觉母寺，特颁发文告，要求“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 。1936 年 5 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7 月初编为红二方面军）经过云南中甸藏区时，贺龙总指挥热情接待了由中甸喇嘛寺派来的谈判代表夏纳古娃，耐心给他讲解党的北上4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请喇嘛寺帮助红军筹办粮秣。他还亲自写了
7、一封信，请夏纳古娃带给归化寺的八大老僧，宣传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归化寺老僧接信后，消除了疑虑，积极帮助红军筹粮，并赠送了过雪山必需的红糖。还邀请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军领导人参加该寺特意为红军举行的隆重的祈福消灾的“跳神”仪式，表达了对红军的良好祝愿。贺龙不仅欣然参加“跳神”仪式，还向喇嘛们讲了话，感谢藏胞对红军的帮助和支持，又以个人名义向该寺赠送了书有“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关向应、王震、萧克等人亦特意向桑披喇嘛寺的纳瓜活佛敬献了锦旗。 康北炉霍县寿宁寺是一座有 1500 名喇嘛的大寺庙，该寺大喇嘛益西多吉曾到成都谒见蒋介石，表示要竭力抵抗红军。刘伯承、李先念率领红 30 军到炉霍后，对该寺喇嘛做了耐心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终于使益西多吉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合作。 1936 年 4 月，国民政府西康宣慰使、中国佛学会名誉理事长诺那呼图克图一行人在瞻化被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俘虏，转送到甘孜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军首长考虑到诺那是一位年迈的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即遵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对他进行团结教育。先让其亲信弟子韩大载陪伴护理，然后陈昌浩总政委和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夫妇亲至诺那住处，向他解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消除他的顾虑。事后，韩大载回忆到：“王维舟夫妇俱宽厚，待师善且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