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谁刺杀了“我们的荆轲”？日本人如何对待他们的“荆轲”？ 2013 年 12 月，美国上演了一部根据日本历史上真人真事改编的奇幻武士片四十七浪人 ，引起巨大轰动。这是好莱坞首度将日本人家喻户晓的传奇经典元禄赤穗事件搬上银幕。 一部源自日本的民间传奇，为何能在欧美西方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因为在日本，赤穗事件绝不仅只是一个普通的传奇故事，而是一幅令日本人刻骨铭心的民族图腾。据日本学者研究，这个故事已被拍摄了一百三十五种电影，多年来在日本长演不衰。它是日本版的“荆轲刺秦王” ，只不过故事中被日本人争相传颂的“荆轲”不止一位，而是四十七位。 这个真实的故事讲述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们誓死捍卫主君和藩邦的
2、生存，因为一旦失去了主君，这些武士便被视作丧失仁义、忍辱偷生的浪人，过着生不如死的流浪生活。 德川第五代将军纲吉统治时代，赤穗藩的大名（领主）浅野长矩以忠直闻名。有一次他轮值江户城招待官役，在迎接天皇使节时，因为礼仪问题和一位老权臣吉良发生龌龊冲突，浅野一时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酿成严重违反幕府禁令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 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大为震怒，他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2兹“断绝” 。撤销名号封地，其属下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也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可怜的“浪人” 。 浅野欲辩无词，连给家人写封信都不被允许，当日便被迫剖腹自决了。消息传到赤穗藩，赤穗武士们无比悲痛。他们认为按照幕府
3、法条，江户刃伤事件本应按照“喧哗两成败” （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吉良和浅野两人均应受罚。但吉良被判无罪，逍遥法外，主公浅野却被判切腹，藩毁人亡。武士们将吉良视作不可饶恕的罪魁祸首，他们歃血为盟，誓为主公报此血仇。 于是一场策划得无比冷静周详的“仇讨”行动由此展开：赤穗武士们恭顺地献出城堡，自愿放弃职俸，四散飘零，苟且为生。他们有的街头卖菜，有的开店谋生。曾经身居浅野家首席家老（藩国主官）高位的大石内藏助原是位血性汉子，竟然也抛妻弃子，独自跑到京都去狎妓游欢，不问世事。原来，这些武士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让敌人放松警惕，忍辱负重地等待时机为藩主报仇。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忍耐，直到当初一起誓
4、约复仇的九十七个家臣，誓死相从的还只剩下最后四十七人，他们才在大石内藏助的带领下，终于等来了雪恨的机会。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武士们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浴血奋战，打败了吉良的侍从，并从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人，当场砍下他的首级，复仇行动大功告成。 天露微曦，踏着清晨的积雪，四十七名赤穗武士浩浩荡荡高举吉良的首级，班师回兵，返回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他们汲水洗净吉良3的首级，焚香将它献祭于屈死的主公浅野墓前，之后从容派人向江户幕府自首，束手就擒。一场凄绝壮美的讨仇报主、维护士道的快举，酣畅淋漓地告一段落。 由于此案轰动一时，如何妥善处理让幕府高层颇伤脑筋。有
5、人赞赏四十七武士的忠勇赤诚，有人坚决主张依律严惩。在道义与法律的两难悖论中，朝野上下互相攻诘辩驳，拖延争论了数月之后，幕府的判决最终下达了：四十七人悉数切腹。 庭院四周，高低错落的廊下阶上，四十七武士挟刀跪坐。他们肃穆庄严，纹丝不动，每个人的表情都镇定而满足。他们严格按照武士的规矩，逐一从容剖腹，无怨无悔。四十七人死后，被陪葬在主公浅野安息的泉岳寺。 泉岳寺因为埋葬这批顶天立地的义士，而一跃变成日本精神的祭祀场，成为日本最负盛名的寺院。直至今天，赤穗城到处是四十七士的广告、宣传画和各式商品的招牌；而每年十二月十四日，这座城市都会举行一个叫作“赤穗义士祭”的纪念节日。 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便是日本
6、民间的一部水泊梁山传奇。几百年来，在日本的街头酒肆，无论商人町民，都对四十七士同情有加，崇敬不已，津津乐道他们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的英雄气概。四十七士全心赴死、翦暴安良的英勇壮举，经过不断塑造成型，为日本孕育聚合的民族精神胚胎，注入了一种烈性好胜的精神。不仅如此，连明治天皇也颁布褒赏四十七士的辞令，表达官方对他们的肯定颂扬：“固执主从之义，复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奋兴起。 ” 4岁月流转，世世代代的日本人不断歌颂传扬四十七武士的忠勇之魂。后来，大阪的竹本座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 。从此“忠臣藏”一语成了一切描写赤穗四十七士及其“仇讨”艺术作品的代名词，类似于“水浒传”一词代表着梁山好汉的故
7、事传奇一样。 忠臣藏的演出“人气”超乎想象，以致于艺人皆云“京阪歌舞伎，无一不演义士复仇” 。 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不禁让人想起史记里的英雄荆轲。但若认真梳理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其实存在本质差异：荆轲乃以一人而敌一国，风萧水寒的壮烈决绝，远胜四十七士的仇家唯一人而已；荆轲胸中燃烧的乃是不服强权统治的彻底叛逆精神，四十七士不过为报一己之私仇，而对强大的幕府则俯首唯诺。两者相较，无论胸怀格局，孤胆英雄荆轲都远胜一筹。更何况四十七士那种盲目效忠的集团精神，到明治以后渐渐演变为“武士道”的遗毒桎梏，与军国主义侵略思潮结缘相伴，荼毒人间，而与中国古典“士”之高贵精神分道扬镳。 然而，两国文化界的现实情形
8、却正好相反。相比于日本人对四十七武士“士魂”那种毕恭毕敬的颂扬呵护，我们演绎的各种“荆轲刺秦” ，却让人一次次语塞气短，沮丧落魄。让人看后的心情只有三个字：始“惊” ，继“怒” ，后“悲” 。 那一年非常凑巧的是，就在日本四十七士的故事被好莱坞重新搬上银幕时，莫言创作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也在北京火爆上演。 荆轲：从历史神坛跌落狗粪凡尘 如果认真对比分析中日两国演绎的“荆轲刺秦”到底有何不同，就会发现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奥妙。这里，不妨先从解读莫言的这部话剧5开始。 我们的荆轲主体故事自然还是“荆轲刺秦” ，但却是“奇葩版本”。 到了张艺谋的英雄 ，荆轲先前的那种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终于成了斩钉截铁的
9、以身相许。影片一开始就已经是如何“不刺” ，如何把一个专制暴政最坚决的反叛者，变成一个最坚决的拥护者了。无名在大殿上跟秦王作殊死搏斗，在刀划到秦王脖子边时，他忽然“顿悟”秦王其实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而秦王也因“想不到最理解寡人的，原来是寡人的敌人”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紧接着，秦王却并没有把“心有灵犀”的无名收作贴身卫士，依为肱股之臣，相反却用乱箭把无名射成了“刺猬” 。无名自作多情地颂扬秦王才是安定天下的一代英主，可一转身就被秦王的手下万箭穿心，可怜他刚刚才深情地向秦王托付过天下！ 司马迁史记里那原本悲壮感人、反抗强暴的刺秦英雄，就这样被张艺谋篡改成了一个主动“为王前驱”的奴才“英雄” 。三千万
10、美金打造的豪华坟墓，从此将“其言必行，其诺必信”的中国武侠精神厚葬完毕。 自此，从周晓文到陈凯歌、张艺谋，从“刺秦”到“护秦” ，再到“颂秦”的三部曲顺利完成。一个刺秦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秦王的故事；一位舍生取义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不自量力的小丑；一部反叛强权的悲歌，变为维护专制的颂歌。 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段妙评：在时隔多年的对话中，我们分明听到周晓文在秦颂中说：“皇帝，我到底该不该理解你？”陈凯歌在荆轲刺秦王中说：“我是皇帝，你们要理解我！”到了 2002 年，张6艺谋终于对着咸阳山沟里的秦王坟墓，深情地高声喊道：“皇帝，我们终于理解了你！” 三个版本的故事内容虽然大同小异，但总体趋势却惊人一
11、致，那就是秦王的形象一部比一部更趋高大伟岸，而荆轲的形象则每况愈下，近于不堪。 莫言毕竟是大家，前面各种版本的“荆轲刺秦” ，他显然烂熟于心，绝不会再走寻常老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版不仅惊世骇俗，而且彻底恶搞的我们的荆轲 。剧中，在荆轲们手忙脚乱徒劳无功地一番自曝其丑之后，高瞻远瞩的秦王才气定神闲地最后登场。他才不稀罕他娘的什么理解不理解呢！他只干脆利落的一声断喝： “不把这些家伙消灭干净，天下就不会和平。 （对左右）抬下去，活埋！” 他们为何要刺杀荆轲？ 莫言在接受艺术评论的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刺客就是当年的恐怖分子。 ”当记者指出，是否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背
12、景中来看待时，莫言认为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行为“与现代社会的悖谬” 。 整个关于我们的荆轲的创作访谈，莫言一直没有提到如何认识秦王的问题，当然他就只能看到荆轲的“悖谬” ，而只字不提秦王的“悖谬”了。 在“荆轲刺秦”事件中，荆轲与秦王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要判断荆轲是否关乎“恐怖” ，就必须先厘清秦王的形象。 7在我们的荆轲中，燕姬俨然是那个千年来为帝王撰写家谱的历史执笔者，不遗余力地讴歌秦王在他的帝位上， “干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迹” ，包括一统天下、焚书坑儒、修筑长城、统一文字。 “你如果此时刺死他，这些辉煌的业绩、荒唐的壮举，都将成为泡影。 ” 秦始皇的功绩，应该辩
13、证分析地看待。统一全国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焚书坑儒才是他的伟大发明、 “荒唐的壮举” 。至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都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上天假借秦王的私心实现了大公。 我们的荆轲中燕姬代秦王说出的理由是“春秋无义战，列国皆争雄” ， “与其这样争斗不断，不如我把他们全灭了，那样也许还真的迎来一个天下和平的时代。 ”这和张艺谋英雄中秦王对天下的阐释如出一辙：“个人的痛苦和天下人的痛苦相比将不再是痛苦，秦国与赵国的仇恨放在天下将不再是仇恨。 ”在上述所有“荆轲刺秦”的版本里，秦王只因为怀着高尚的动机，就被塑造成了造福
14、六国的君主，饮誉天下的英雄。 可问题的关键是，如同骆宾王在讨武?檄中所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解释这个“天下”的真正归属权，非常重要。秦王的前提是以秦国的方式统一天下，正所谓“六合为家” 。他是要把六国的天下统统变成秦国的天下，而并不是要与六国共享天下；他分明是将秦国的利益强加在六国的利益之上，却非要把秦国的利益虚构成“天下人”的利益，把秦国的天下谎称为世人共有的天下。这种偷梁换柱的8概念游戏，流毒无穷的强盗逻辑，在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后，就赤裸裸地演变为“朕即天下”的霸道蛮横了。 于是乎，六国的天下变成了秦国的天下，秦国的天下又变成了秦始皇一个人的天下，导致两千年历代专制暴
15、君肆虐相继，书罪无穷。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里说得一清二楚，这些大大小小的秦始皇是： “以为天下利害之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 ” 作为芸芸众生的困苦百姓，不过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千秋大业”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哪里有半点资格和福分来消受？可在我们的荆轲里，因为“弱肉强食，古今一理” ，所以谁的拳头硬，谁就是理所当然的老大，战乱纷争的诸侯既然代表了不义的一方，雄兵在手的秦王就可以杀心自起、替天行道了。 秦王嬴政这种世所公认的“霸道”血脉，乃是由来已久的祖传之学。其祖师爷商鞅一生厉行统治的指
16、导纲领，就是那本薄薄的商君书 。其“严刑峻法”集法家丑陋阴损之大成，至今读了仍让人不寒而栗！用西汉贾谊的话来讲，秦国自此变成了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商鞅把全国变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 ，而自己则成为手执鞭子严酷驱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这种变法思想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的机器，成为步伐整齐、服色一致的集中营。每个秦国人都被变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又无比强悍。难怪先秦典籍里屡次说到秦国是“虎狼之国” 。 为赢得燕姬所称颂的那个“天下” ，秦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未得天下之际一次次发动征战，9坑杀降卒，荼毒百姓；得了天下之后，修阿房宫、筑长城、建陵墓、
17、焚书坑儒，更给民间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以至于尸骨未寒，便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西汉贾谊写的过秦论 ，已有经典论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 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 ，法家思想不仅没有就此中断，而且得到发扬光大。历代封建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 ，遵循的就是“秦制” 。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 ，确为不易之论。 如何书写“我们的荆轲”？ 历史对于荆轲的评价，历来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北宋苏洵非议荆轲“始速祸焉” ，朱熹则认为“轲匹夫之勇敢，其事无足言” 。但千百年来，肯定荆轲的声音仍然占据主流，第一位便是司马迁，他直言不讳地在史记中赞颂
18、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左思在咏荆轲中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连以淡泊明志的陶潜也忍不住击节叹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近代龚自珍更是直颂荆轲“江湖侠骨”。 至于莫言的话剧我们的荆轲 ，则和前面三部电影一样，承继的是同样一种“真理”逻辑：由于战乱不断，诸侯纷争，所以只要能统一就是正义的，就是别人应该无条件支持的。凡是与“统一”的趋势背道而驰者，无不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这样的观念已不新鲜。此前陈凯歌早在拍摄荆轲刺秦王时，就与莫言“英雄所见略同”了。他大发感慨道：“并不是在历史与今天之10间找不到一点儿联系，共同点是存在的。比如秦王嬴政在当时小国寡民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大
19、一统国家构想，这和我们今天共同处于地球村的现状，是多类似啊！” 把秦始皇那充满血腥味道的专制抱负，与今天世界的和平共处、人道主义、宗教宽容的美好理想相提并论，我不知道陈凯歌的“哲思”依据拜何人所赐？这样为秦始皇辩护岂不怕贻笑大方？作为一位知名艺术家，其历史尺度、道德尺度、审美尺度混淆如此，着实令人吃惊。 要知道， “统一”显然是手段而绝非目的，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恒的目标，统一只有在有利于上述目标实现的时候才应被完全肯定。秦王朝的建立在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它二世而亡就是明证。 即使就从他们这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来看，我们仍然要问：生产力的标准难道就是绝对的、完美的吗？艺术创作的评价尺度是否应与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否则，司马迁为何会视刘邦为他并不喜欢的胜利者，而对失败者项羽却倾注了满腔同情？史记?项羽本纪作为司马迁献给楚霸王的一曲深沉挽歌，既为霸王的豪侠之气、对虞姬的一片深情、愧对江东父老的纯真人格而掬洒同情之泪，又尊重历史客观写出了项羽的失败及其原因。只有当一个失败者具备了如此之多优劣并存的复杂品格时，一篇项羽本纪才会如此凄恻动人。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深刻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 ，却被描述为唯利是图的势利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