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把建筑设计得更功能化一些”上身穿一件白色的条纹衬衫，戴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头发略有些斑白了，说话很亲切在华东师范大学的理科大楼见到郑时龄教授的时候，他刚刚给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大都市与文化理论”研讨班做完闭幕演讲，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不免口干舌燥，但是他精神充沛，一点都没有疲惫的迹象。 这样一次小规模的演讲也许算不了什么。郑时龄教授现在的头衔很多：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建筑科学院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这么多的头衔也就意味着他的工作也是出奇的繁忙，除了受邀参加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现在他正在设计一个名为“外滩 15 号”的文化
2、信息中心、河北廊坊的旅游规划，还要参与世博会的方案评选工作，虽然公务繁杂，但他还是抽空接受了笔者的专访。 而今迈步从头越 “文革前，1959 年，我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师从著名建筑师冯纪忠教授学习建筑。 ”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郑时龄开始陷入沉思。他记得，导师的改图、一言一行都会对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冯纪忠既有文学的修养，又有现代的构思，所以当时他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最受欢迎的导2师之一。他开设的一系列课程为学生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早的建筑空间原理等课程将各种不同的建筑类型以空间归类，将建筑设计原理与建筑哲理结合在一起，将建筑设计与建筑技术、建筑设备、建筑构造密切结合，使郑时龄这一批建筑师们都系
3、统地接受了空间构造的教育，至今想来都让他受益非浅。 50 年代的同济大学建筑系聚集了像陈植、陈从周、吴景祥、陈占祥、罗小未等一大批著名建筑师和建筑学者，这些大师很多都亲自教过郑时龄，他记得当时这些老一辈学者在上课时情景，正如他在一篇名为建筑大师与同济学派的回忆文章中所写的：“设计课上由他们改图是十分壮观的场面，一旦大师来改图，全班的学生都会来旁听，围得里外三四圈，伸长脖子也看不到图板的同学会像表演杂技那样站在高高的绘图凳上远远俯视着，耳朵竖起听大师的批评。 ” 除了冯纪忠教授，著名古建筑、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也是郑时龄的恩师之一。陈从周喜欢昆曲是出了名的。 “同济大学有个有趣的现象，”郑时龄对
4、笔者说， “以往很多建筑系的教师，他们的夫人都是学音乐的。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在同济大学有了更为生动的写照。陈从周认为，音乐（特别是昆曲）和建筑是相通的，他要求他的学生都要会昆曲，至少要感兴趣。美国的建筑大师赖特也对音乐很看重，要求每一个到塔丽希来求学的医生都会一样乐器。 ” 大三的时候，他曾跟随陈从周教授到松江测绘。65 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被分配到贵州遵义，他请陈从周先生给他做画留念。陈从周给他在扇面上画了兰花，题了“而今迈步从头越”七个字来鼓励他，至今3让他感动不已。 在他求学的时代，政治运动风云突变。梁思成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墙，陈从周呼吁保护苏州古城墙，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 1
5、964 年，对营造学社的批判达到了一次高潮。文远楼建造于 1954 年，是当时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楼，1958 年和 1964 年两次被激进的学生贴出“火烧文远楼”的标语，批判在同济大学任教的一批建筑大师。郑时龄也亲历了激进主义者对大师们的激烈攻击，但他是个有心人，他没有参与到年轻人红色激情的运动中去，而是仔细研究大师们的设计思路和建筑理想，甚至，那些批判的文章在他看来也是深入研究大师们的思想脉络的一次良机。1964 年，他跟随吴景祥、谭垣、罗小未教授等去杭州做毕业设计，也跟随老师们到松江和崇明农村参加秋收劳动，直到文革开始，一切都陷入停顿。郑时龄痛心地说：“经历过 1957 年的反右、195
6、8 年的破建筑系资产阶级顽固堡垒”的第一次火烧文远楼 、1964 年的设计革命化运动和第二次火烧文远楼 ，以及更为惨烈的文革运动，批判封、资、修和洋、怪、飞 ，致使许多大师的创作生涯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获颁“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荣誉勋章 2007 年 3 月，郑时龄被授予“意大利团结之星”司令头衔和勋章，以表彰他为加强中意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意大利和郑时龄似乎一直有着某种不解之缘。1981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4学校派他去德语强化一年准备赴德考察，通过了，可是奇怪的是，下来的名额却是去意大利考察，他只得又去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意大利语，学了半年，84 年 8 月，他飞赴意
7、大利，在意大利住了两年时间，1984 年到1986 年在佛罗伦萨大学建筑学院任访问学者。在意大利那段时间，他几乎走遍了这个国度的每个城市，每到周末，他就与佛罗伦萨意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一起参加各类活动。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1985 年的冬天，他去那不勒斯大学去开讲座，结果跑去以后才发现，那里的学生罢课不让任何教师进入，但当守门的罢课学生听说他是中国人时，却破例让他进去，使他成为当天唯一上课的老师。 意大利的古典氛围注重传统的建筑学教育让他树立了一个信念：要尊重建筑和城市的文脉。从 80 年代开始，他就积极致力于建筑和旧城区的保护与改造工作。他认为他于 1998-1999 年主持的南京路步行街设
8、计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还是有历史的内涵，将那些优秀的近代保护建筑和商店最美的一面完全展示在来此游玩的游客面前，这里传统文化的认同是第一位的。1997 至 1999 年，他们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做了规划，郭沫若、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文化名人都曾在这条街上生活过，却一度淹没无闻，这是件让他觉得非常遗憾的事，让文脉和传统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得到延续，这是郑时龄努力追求的目标。在设计上，他追求理性，强调建筑设计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郑时龄对笔者说：“2000-2004 年设计的杭州财政博物馆可以算是我本人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 ”博物馆前的广场空间非常局促，又有 10 多米的高差。其他设计师做的设计都觉得这个广
9、场是个累赘，撇开它来做设计。但郑时龄觉得，这样做并不能很好的5解决建筑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他巧妙地利用高差设计分布建筑布局，充分展示出空间的层次，结果广受好评。 “库哈斯的问题很大” 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建筑理论家，迄今为止， 他已经出版有建筑理性论建筑的价值体系与符号体系 、 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 、 建筑的未来等多本理论专著和译著，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反思建筑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他对笔者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肯定在变化，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肯定会影响城市。空间就是一种生产力，上海浦东的发展就带动了城市空间的发展和城市结构的变化。上海以前提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 ，这其实是不合理的。一
10、个事物不可能一直在变，它只能相对于一个长时间来说是在变化。对于城市不能用机器的标准来衡量。完全生物化也不行，城市是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 ” 他强调城市的文脉，也并不保守地反对实验性的建筑，但对于库哈斯的 CCTV 新大楼设计他却持一种非常激烈的批评态度。 “库哈斯的 CCTV新大楼不同于鸟巢， ”郑时龄对笔者强调说， “鸟巢大家还是可以接受，因为已经定了要建一个体育场，只是这种形式那种形式的不同。但库哈斯的这个 CCTV 完全不考虑城市，不考虑交通，完全不管地震区。库哈斯的问题很大！”面对国内对库哈斯等明星建筑师的追捧，郑时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世纪 2、30 年代，那些英雄建筑师们，提
11、出要革命、要改造，他们没有关注城市，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后现代时期，人们6对后现代建筑师和理论家有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理论中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它们关注城市、关注历史、关注场所，后现代时期更关注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英雄建筑师的时代应该说已经结束了，但像弗兰克盖瑞这样的建筑师，又在恢复这样一个传统，让自己成为明星。在这个时期，我们普遍赞扬英雄建筑。好像中国处于一个英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好像要表现这种英雄气概，就倡导一些英雄建筑。其实我们可以把建筑设计得更功能化一些。一个奇怪的建筑，大家看惯了之后，大家也会认同它，但它和整个城市是否合拍？这是个问题。 ” 同时，郑时龄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当下中国的商品房发展现状，他认为：“20 世纪 2、30 年代的建筑师关注的是如何用建筑来改造社会，当然这是带有很强乌托邦色彩的一次运动。而后现代建筑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建筑不再关注社会问题。 “居者有其屋”是古已有之的基本生活要求，我们是改革开放后走向市场化的，宏观的一些控制手段完全没有，完全交给市场，在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一种失策。也不关注穷苦的人的生活质量，把城市当成一个追求利润的工具。现在房子售价这么贵，完全是种炒作，它的成本其实很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政府应该要出台一些政策、政策的导向来控制，而不是放任自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