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这次抗震救灾的经验将成为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挖掘和运用这笔“宝贵财富” ，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成就了平静时期不可能成就的壮举。这些壮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傲立于世的不朽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人性深处向善力量的集中迸发。然而，这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所谓“精神财富” ，就是要千方百计把突然迸发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一种常态化的、可持续的现实力量。不用说，这就是一种制度性力量。 新闻工作也应该有这种制度性力量。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指出：在这次抗震救
2、灾斗争中，我们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深入宣传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为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就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特事特办” ，不是此一时彼一时。 历史上，制度性的突破经常仰赖一些特殊的“契机” ，这种“契机”既有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也包括一些令人扼腕的灾祸。灾难迫使人们2不得不舍弃常规行事，灾难也会激发人们无穷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作为一个传媒人，这里想探讨的是新闻
3、舆论管理的制度创新问题。 中国新闻事业的整体提升 在笔者看来，就政府行为这个层次而论，这次抗震救灾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行动，以及信息的开放透明和对新闻舆论的自由宽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此次在国际上赢得最多赞许之处。事实证明，信息管理的开放、透明非但没有扰乱人心，反而有力地抑制了谣言和猜疑，稳定了人心，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凝聚力和爱国心。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全国的新闻媒体体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制力：正面鼓劲，几乎没有出现能够引发负面效应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段抗震救灾的日子里，中国的新闻事业在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 新闻舆论管理体制的重心 毋庸讳言，我国现行的
4、新闻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两大显著特点是：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基本遵循“管制思维” ，通俗地说，即“我没让你报道的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你随时都有可能犯错误” 。第二，在手段上，还没有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的现代管理方式。因此，现行的管理制度是一种将重点放在“控制舆论风险” ，而非着眼于“提升3舆论水平”的管理。 身在媒体圈内，笔者深知这种管理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大众传媒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尚不完善、民主法治观念尚不健全的社会，舆论的混乱极有可能酿成整个社会的混乱。 信息透明是谣言最强的克星 然而，在一个信息畅通的社会，公众会普遍培养起相当的信息“免疫
5、力” ，他们有能力甄别信息的真伪，凭借自己的理性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伪信息自然也就不会危害到社会机体的核心部分。此外，在当今的信息社会，越是试图将信息的传播控制在自己认为有利的狭小的渠道内，谣言的传播就越发获得了堂堂正正的理由。民众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这些狭窄渠道里传播出来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进而怀疑这些有限的信息是否基于某种特殊目的才被传播和放大的。这时候，谣言就能趁虚而入，填补他们心目中大片打着问号的真空地带。而且，大部分有头脑的受众其实并不真正相信谣言，他们只是把谣言当作受到限制的官方信息的补充、比照乃至反证。因此，即便谣言事后被证明是百分之百错误的，它也不会成为警示民众的反面教材。在信息
6、获得成本非常低廉的现代社会，限制不仅不能禁绝虚假和有害信息，反而可能激活了它们的传播能量。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上升，加之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信息4传播方式的革命性技术突破，类似的天灾人祸将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公众的强烈关注。为了避免日后可能不断增多的尴尬和被动，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确实有必要经历一次深刻的变革。只有让人民获知足够多的来自不同的合法渠道的信息，虚假的谣言才会销声匿迹；而只有让人民听到足够多的基于不同立场的观点和意见，那些极端偏激的煽动性的言论才会失去市场。 党报“有偿化”和都市报“狗仔化” 过去一个时期，媒体往往无法将读者最关心的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在第一时
7、间详尽地传播给读者，有些有冲劲的媒体决策者一开始还作了些探索，但多次碰壁之后，这种热情自然也就渐渐消退了。 这样一来，媒体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就越来越收缩，其自身的经济效益也就日益下滑。 假如全国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一切都由政府计划说了算，那么媒体也就无须为自己的“生计”犯愁。但目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媒体靠什么来获得经济效益呢？这时候就出现了两个倾向：一是传统党报，由于拥有比较强大的政治资源或者说“上层话语权” ，他们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往往走上“有偿新闻”的歧路，以致严重损害新闻的公正客观，从而最终损害了党的声誉。而另一端，主要面向市民的晚报或都市报之类，因为不具有党报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
8、为了争取自己的“市5场”同时又不犯规，只得走“小报化” 、 “低俗化”之路，以求赢得更多的发行量乃至广告收入，但这同样也损害了党的声誉。一家极有影响力的首都媒体的负责人曾一针见血地总结：中国新闻当前的最糟糕的一个特征就是党报新闻“有偿化” ，都市报新闻“狗仔化” 。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难道完全是由媒体负责人社会责任感缺失和自我约束力松弛所造成的吗？他们难道没有自己的苦衷和难言之隐吗？有没有管理体制和方法方面的原因呢？ 新闻媒体是中央与民众之间的关键纽带 “新闻舆论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基石，但到了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那里，先是变成“新闻舆论是一级党委和政府的喉舌”
9、 ，最后蜕变成“一级党政一把手个人的喉舌” 。如果说一些地方官员仅仅将当地新闻媒体充当为个人歌功颂德工具的话，那还不是最恶劣的。而假如媒体不仅变成替某些官员个人唱赞歌的“吹鼓手” ，还成为他们打击异己、混淆视听、误导本地区民众和上级领导部门的“烟幕弹” ，那就更卑劣更可怕了。我们经常会吃惊地看到，一些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罪行一经揭露，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如果不是他们在当地把持新闻舆论，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话，又何至于堕落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笔者认为，在利益日趋多元化的当今中国，利益最一致的恰恰是中央和普通民众，因为两者均将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视为自己的核心关怀。6但在社会政治格局中，
10、中央处于最顶端，民众居于最基层，两者之间横亘着许多层级的地方和行业权力。新闻媒体正是联结中央与民众，将两者之力合二为一，以制约那些中间层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关键纽带之一。对新闻舆论的过度管制，不仅会使中央听不到基层人民的声音，也将大大削弱中央在地方政治中的权威。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点已经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2008 年 6 月 20 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民进行视频在线交流时说，他平时上网除了了解国内外新闻，也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什么问题，他们有些什么看法，以及他们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胡锦涛指出，互联网是中央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无论如何，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新闻媒体
11、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同时也对我们的新闻舆论管理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将新闻舆论纳入法治化管理体制 所谓“法治化管理” ，其核心就在于一切有章可循、透明便捷。具体来说，就是有清晰的法律条文或规章制度规定，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就都是可以做的。当发生违背这些法律和规章的情况时，相关的纪律检查部门亦可依据上述明确的条文作出令所有人可接受的、可预期的处罚，直至诉诸司法。事实上，在国家层面，宪法对言论有明确的界定；在党的层面，党章及相关规章也有对宣传的要求及对7相关党员干部的约束。只要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将宪法与党章中的相关原则加以细化和具体化，不难制订出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新闻舆论管理
12、规章制度。比如实施不久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很好的范例。其实，这对于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简化繁琐工作程序、杜绝随意性的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制度创新，值得有更多的期待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抗震救灾中，传统的舆论管理体制得到了明显的突破，新闻舆论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新气象。当然，制度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注定要经历曲折和磨难。改革开放 30 年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制度创新从来就是在这样的博弈和拉锯中取得突破的。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要求我们，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这就为我们增添了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决心与信心。按笔者的理解，这些创新中也包括管理体制和手段的创新吧！ 灾难是令人悲恸的，但通过灾难，活着的人总应该获得些什么。逝者已去，如果每一次灾难都能促成社会的进步，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步，相信也会令那些九泉之下的死难者感到慰藉。多难兴邦！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中国结束了“文革” ，掀开了改革时代的历史新篇章；汶8川大地震以后，我们应当有更多的期待。 （作者单位：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商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