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长卷爬格再一旬”世上每个人的人生路上总有许多良师益友，有形或无形地引导着人前进。在我走向古稀的路上，自然也有无法数计的良师益友。今年 92 岁的于友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大约在 1984 年我搬进人民日报社大院宿舍时，就见到于友先生了。那时，我们两家住在面对面的楼里，楼与楼之间有一座自行车棚。我住五楼，从阳台向下望，经常看见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在打羽毛球，其活跃的动作和欢快的心态叫人羡慕。不过那时我只知道他们可能是中国日报的工作人员，因为对面的楼大多住着中国日报的员工，但不知道他们就是于友先生和夫人施亚娟老师。 因为我从事科技新闻报道，对国家科技工作动态多少了解一点。不记得是哪一位转告我， 群
2、言杂志约我写稿。这样，我同该杂志的编辑顾家熙先生有了联系。我在群言杂志发的第一篇文章是介绍核电站的科普文章。不过事有机缘，我同老顾的联系，都是由他女儿小顾经手的，同老顾一直没有见面。后来，老顾患脑血栓下肢瘫痪，我才去他家探望。谁知他家就住在团结湖南路口，离我的住处不过五六百米的路程。更让我惊奇的是，老顾原先竟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因什么“罪名”被发配到新疆。这一点我是在后来看到报社文艺部同事的回忆文章才知道的。 “文革”结束后，老顾回京，在群言担任编辑。那次见面我们谈得不多，老顾言语艰难地告诉我，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以后可以同杂志2的于友同志联系。他说出老于家的地点之后，我惊讶地说：“就在我家
3、对面啊！”这样我开始同老于有了直接的联系，特别在我退休以后，尽管搬了家，还时常到他家走动，聆听他对世事的见解。 原来，老于是我们新闻界的老前辈。1935 年他 19 岁时考取了上海立报的练习生。所谓练习生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实习生。受到我国报业前辈恽逸群等的启蒙，自然更多的是当年小于本人的勤奋和敬业，不到一年他便被破格提升为记者。从此他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新闻事业。抗战时期，老于曾在国际新闻社担任战地记者和南洋商报驻香港的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可惜的是，1959年，正当他年富力强之际，竟莫名其妙地被康生支持的光明日报社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补划为“右派分子” ，被发配到黑龙江“北
4、大荒”劳动改造，从此中断了 20 年新闻工作。 “文革”后老于结束了含辛茹苦的生活回到北京，参与了百科知识杂志创办工作。1980 年，由于有在国际新闻社当记者和美国使馆新闻处担任翻译的经历，他参与了筹办英文中国日报 ，并挑起副总编的担子。1985 年，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于又转到新创办的群言杂志任主编。 我与老于祖籍都在浙江，他是毛笔之乡湖州人氏，我是余姚人。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大，他比我父亲还长两岁，也许因为是同乡又是同行，故而共同语言多一些。按照报社的传统，我一直称呼他为老于。我时常去拜访他，如果说，在我退休之前，我去他那里，大多是为了送稿的话；那么，在我退休之后，更多的是交流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
5、还介绍我读一些难以见到的书籍和材料，有时我也向他送一些网上下载的材料。每3次离别时，他总是送我到门口，双手合十说声“再见” 。 正因为于老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曾经把我发表过的短论送给他评审。他认真地阅读，写下了不少评语。 我不断地得到老于的鼓励和支持，执著地爬格子和敲键盘。有一次，群言设立征文，我写了一篇从小藏书的故事。他对原稿作了精心的修饰，并起名为书柜的变迁 ，在群言上发表。后来，我父亲作古，为了悼念他，在他逝世周年的时候，我写了父亲的晚年送老于审阅后发表。我在群言还发表过其他文章， 群言还把我列入他们的特约作者名单。 于老对新闻事业兢兢业业，为了“找回 20 年” ，进入耄耋之年他依然笔
6、耕不辍，令我敬佩不已。到了 80 岁，他逾越种种障碍，跟上时代学电脑、用电脑。我手上有他送的在他晚年出版的 8 本著作。其中胡愈之是今年初出版的一部出色的作品。胡老也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早年他主持东方杂志，后来协助邹韬奋主办生活周刊，唤起一代青年抗日救亡，投身革命。上世纪 30 年代时，胡老同宋庆龄、鲁迅一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创办光明日报 ，还担任过国家出版总署署长。 老于对我讲过，他先后 4 次在胡愈之先生领导下工作：上世纪 30 年代在桂林办的国际新闻社、抗战中期的新加坡南洋商报 、解放后的光明日报 ，以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群言杂志。所以，在胡愈之先生逝世
7、后，他深情地怀念恩师，先后主编了胡愈之印象记和胡愈之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两本书。1991 年，于老专门写了一本 30 多万字的4胡愈之传 。之后十多年中，又持续不断地收集新材料，补充修改成今年出版的胡愈之 。传记从最初的 15 万字，逐渐增长到 32 万字，足见老于老当益壮，写作精益求精，让我得到教益。 最使我受益的是老于的另外两本书，即 2002 年出版的记者生涯缤纷录献给传媒后来人和 2006 年出版的不服老的报告献给天下所有的老人 ，给我很大的鼓舞。因为我既是“传媒后来人” ，又是天下的一个“老人” 。在出版不服老的报告一书时，他没有请人作序，而是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吴玉章、鲁迅、茅以升、巴金、李锐、于光远、周有光等前辈的名言警句代序，别具一格。马克思在 1867 年这样说：“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 2006 年，于老正值 90 高龄，他们全家为他祝寿。我在晚了几个月才看到当时的照片，于是在那年的 8 月 31 日，为于老写了几句贺辞： 于老九旬超古稀， 友人闻听觉惊奇。 长卷爬格再一旬， 寿丰世纪众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