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弃医从文到樊迟学稼“文革”时期有一幅标语：继承鲁迅革命精神，狠批封建孔老二!在这幅标语中，鲁迅是学习的榜样，孔子是批判的对象，二者被对立起来了。抑孔扬鲁有许多原因，如孔子是封建礼教的奠基人以及鲁迅是打破礼教的急先锋等，其中还常常与两件事相联系：一弃医从文，是鲁迅从一个普通留日学生到一位文化斗士的转折点；一樊迟学稼，是孔子不事稼穑、鄙视生产劳动的标志。前者突出了鲁迅的革命性，后者折射了孔子的“反动性” ，这是在那个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的年代很容易得出的结论。 我们能够从弃医从文中理解鲁迅。假如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世间就会多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从老师藤野先生对其放弃医学不解与惋惜的神情中，可以解
2、读出一个优秀学生光明的专业前途。而鲁迅比老师清楚中国的处境，当时的中国需要疗救身体的医生，更需要疗救精神的文士，鲁迅虽放弃了一种社会的需要，却投身于一种国家民族更大的、更迫切的需要。他的选择，体现了国难当头仁人志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如果从弃医从文的角度理解樊迟学稼，则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正如理解弃医从文离不开鲁迅思想转变的社会背景一样，理解樊迟学稼也离不开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孔子的社会理想以及孔子教育的社会功能。 2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孔子，孔子也首先是一个社会变革者，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春秋末期礼崩乐
3、坏，诸侯割据，时有混战，百姓痛苦不堪。孔子以天下苍生为念，把改变这个混乱的世道当作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有层次的，最高理想是实现社会“大同” ，最低理想是实现天下太平。孔子渴求天下太平，叹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反映在孔子与弟子的谈话中。孔子让几位弟子各言其志，对子路的张狂设想一笑了之，对冉有和公西华的仕途爱好保持沉默，而只有对曾皙的理想喟然长叹，深表赞同。曾点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志向，而是描绘出一幅图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几个成年人聚在一起，不是被迫去当兵打仗，不是去服差役，不是去
4、干盗匪的营生，不是组织起来维持社会治安，而是带上几个小孩，去沂河游泳，在岸边唱歌跳舞，这种画面在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东周社会是很难见到的。曾点的这幅和平丽景图，深深触动了孔子，引起了孔子的强烈共鸣。 孔子庞大的思想体系，都统摄于其理想之下。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过，他不能正确评价孔子，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大多数言论无非是教人在一定的场合下举止得当而已。罗素没有看到，在记述孔子言论看似零散的句子和段落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天下无序的状态，归因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君臣角色与关系的错乱，重建道德体系与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太平的条件。表面上看起来3缺乏系统性的孔子言论，其内容主
5、要集中在教导君王如何为政以德、臣子如何侍君以忠、君子如何匡扶正道、个人如何道德自修等几个方面，这些都是社会道德与秩序建构的基本内容。孔子的思想是其理想的展开。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实践家，他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能如愿，这并没有动摇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孔子深知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是一个有阶段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推动社会由乱到治的转变，要力行于现在，也要冀希望于未来。孔子的教育活动，是其社会活动的延伸，培养学生继承平天下的事业，是保证其社会理想延续直至实现的逻辑选择。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
6、培养大批弟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宣传儒家学说、推行儒家主张的绵延不断的团体。这正是孔子的希望之所在， 荀子?法行记载，孔子谈“三思”时提到“老思死，则教” ，就是考虑到死后的事，就要教育后人。事实证明孔子的愿望实现了，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大都游学于诸侯各国，“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后来儒学成为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与一代代儒家弟子薪火相传不无关系。 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的思辩性教育不同，孔子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承传性，这一点反映在弟子对待老师学说的态度上。作为弟子的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学说持否定态度，亚里士多德又是其老师柏拉图的否定者。相反
7、，孔子是名副其实的万世师表，弟子都是其学4说的继承者，这是孔子学说能够始终得到传承和弘扬的必要条件。弟子对孔子言行的恭敬和继承态度，可以用颜回的一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来概括。在孔子那里，一个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弟子队伍，于眼下是推行儒家学说的有生力量，于将来是推行儒家学说的全部希望。 批评孔子不事稼穑，不是现代文人的专利，早在孔子时代就有一位隐士荷葆丈人，当着子路的面含沙射影地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然后就开始耕作；还有一位隐士桀溺也当着子路的面，批评孔子师徒不自量力的社会活动，也是然后就开始耕作。孔子与隐士遭遇，常常与耕作相联系，实际上是百家争鸣时期两种社会倾向的尖锐斗争。隐士们的
8、倾向是消极避世，正如隐士桀溺劝子路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在隐士们那里，耕作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劳动，而是一种避开纷乱的社会，隐居山林，追求悠然自得生活的象征，是一种蔑视社会旨趣而关注自然旨趣的展示。与隐士们不同，孔子倡导积极人世，胸怀太平盛世的理想，肩负拯救苍生的使命，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百折不回。鲁哀公向孔子问儒，从孔子的回答中择其一二，就可以看到儒家的形象，用现代汉语可以表述如下：“儒者，爱惜生命以等待人生的机遇，保养身体以准备有所作为。儒者，用忠信作为盔甲，用礼仪作：为盾牌，尊奉仁德而行，抱持道义而处；即使遇上暴政，也不改变他
9、的操守。 ” 至此，从弃医从文的角度来看樊迟学稼，就很难得出孔子不事稼穑的结论了。在春秋乱世，孔子没有像隐士一样陶醉于人与自然的旨趣，而是肩负起倡行大道于天下的责任。鲁迅弃医从文，是放弃一种小的社5会需要而投身于更大的社会需要。孔子骂樊迟学稼，是固守自己理想、忠于自己信念、坚持自己使命的宣言，同样是一种放弃小的社会需要而投身于更大的社会需要。孔子是重视农业生产的，而樊迟要学稼就具有与普通农人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樊迟是孔子的学生，是儒学团队的成员，孔子曾对他和其他弟子一样寄予厚望。樊迟学稼，其兴趣由社会转向自然，说明他对孔子的社会倾向产生怀疑，转而对隐士的倾向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樊迟学稼给孔子
10、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震动，这种来自儒学队伍内部的异样声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腐蚀儒家经邦济世的信念，给儒学的现在与将来带来严重威胁，孔子意识到了这种威胁。怒斥樊迟，是对来自内外挑战的回应。 尽管孔子是封建礼教的建构者，而鲁迅是其拆除者，但从弃医从文到樊迟学稼，可以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关注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公共使命感，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统一于大仁大爱。行医治病是爱，但与疗救民族的精神相比就是一种小爱；耕种是爱，但与疗救满目创痍的社会相比就是一种小爱。鲁迅弃医从文，是弃小爱而就大爱；孔子斥樊迟学稼，是止小爱而守大爱，这种大仁大爱，就是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