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本根长存 生生不息对京剧爱好者来说， 四郎探母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个剧在艺术上备受青睐，在内容旨趣上却引人争议：褒之者誉为以情动人，为“传世精品” ；贬之者称之为宣扬“叛徒哲学” ， “美化叛徒”，并曾一度遭到禁演。也有些改编本让杨四郎为宋破辽，以赎前愆，维护忠勇的杨家将形象，但都不如原汁原味的四郎探母屡演不衰，深受喜爱。有人认为这种喜爱是京剧形式大于内容的体现，但事实上没有脱离内容的形式。详味四郎探母所刻写的悲剧形象和悲情故事，其悲剧意蕴实为幽微深远，联通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戏剧精神。 就苟且偷生屈身于杀父杀兄之敌国的事实而言，杨四郎确于大节有亏。或者编创者也意识到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剧
2、中突出家事人情，淡化军情国事，它强调辽宋战争为两国之争， “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锦绣江山” （萧太后唱词） ，不纠缠于孰为正义的话题。全剧把主角置于母子、兄弟、夫妻、婆孙各种天伦之情的焦点，表现四郎人生抉择的悲剧和痛苦，弥漫着动人心弦的情感张力。 杨四郎的根本人生悲剧，起于他对生死的抉择：宋辽金沙滩之战，杨四郎战败被俘，把“杨”字拆开，改名换姓为木易，并为辽邦萧太后赏识招为驸马。活着还是死亡，杨四郎一念之间的抉择，遂撕裂了他的人生人格，酿成他后半截生命的长恨和隐痛。但是，名可“易” ， “木”的本根不易；身份地位可易，人性人情不易，表面风光甜蜜的驸马生活2与内心断裂痛苦的真实自我，构成四郎
3、的悲剧处境。而作为一个悲剧形象，四郎能获得世人的同情，就在于他变易的人生处境背后“不易”的人性人情。 戏的开场， 坐宫中一大段唱词，四郎把自己比作笼中鸟、离山虎、失群雁、浅水龙，正流露出他十五年来内心的挣扎和苦痛。杨四郎的选择，注定他必将在后半截的人生中承受生命价值的拷问包括忠、孝、节、义等等的拷问，因这一拷问而带来的煎熬反过来正是杨四郎道德伦理信念“不易”的印证。因为，假如四郎已泯灭了情义，他就不会有此痛苦。因此，当他得知母亲押送粮草到前线，他渴望见母一面， “想老母不由人肝肠痛断” ，正显见人性中最深沉的子母之情。正是这份深情，驱使他作出又一次的人生抉择：向铁镜公主表明真实身份，希望得到帮
4、助。而最终公主计赚令箭，四郎得以回宋营见母，见弟，见妹，见前妻。其悲喜交集痛苦矛盾之情，成为戏剧浓墨重彩的重头戏，把中国戏剧以情动人的长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郎见母，时间不足半夜， “谯楼鼓打四更牌，杨四郎心中如刀裁。”匆匆一会，从此“要相见除非在梦里” 。杨四郎面临第三次选择：对于弟妹、前妻的拦阻，四郎“狠心把贤妻推帐外” ，生离死别之情，掀起全剧的高潮。如果说，选择探母表现四郎的孝亲之情，选择回令则显见四郎的人生信义不能背弃回归辽邦的盟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情义从来是立身的根本，可以说，杨四郎不失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这才得到观众的谅解和同情。 四郎探母全剧核心在一“情”字，母子、夫妻
5、、兄弟、婆孙之3情，都深挚感人，甚至辽邦萧太后也因疼爱外孙，徇“情”枉法赦免了木易。个人之“情”超越了民族仇恨，一家之“情”超越了军国大政，简言之，情即是理，情超越了理、包容了理。这正体现了中国戏曲以情动人、直指本心的审美特征，而曲情所包含的理，也更为幽微深远。戏曲的曲意曲理可以有多重的指向和诠释，对之的体悟，也随各人根器而有深浅之别，但对每一份理的体悟，都已得到情的感发和印证，戏曲之理，因挟带情感的力量，遂能沦肌浃髓，沉着切实。 那么， 四郎探母能给我们何种曲理曲意的启示呢？ 如从客观方面追索，则杨四郎的悲剧，未尝不是民族战争造成。 “一场血战，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
6、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剧中对金沙滩血战，通过杨四郎、萧太后、佘太君的唱词反复渲染，以至有人认为是?嗦累赘，其实这正体现了战争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母亲、战争的统帅对战争的惨痛记忆和厌战心理。 四郎探母大写特写天伦之情，正折射了饱经离乱征战之苦的人民对天伦之乐的追求，表达了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心愿。止戈为武，铸剑为犁，不正是民族亘古以来的理想？ 如从主观原因追索，悲剧的根源仍在杨四郎被俘时的选择，对此，钱穆先生有一段精辟高超的见解：“果使四郎被俘时，能决心一死，以报国家民族，亦以报其杨门之家风，则地下有知，亦可无恨。岂复有此下回营探母一幕悲剧之发生。亦将再不成为回令重生之后此一悲剧之长在心头，而成其为
7、一人千古之恨矣。惟在四郎被俘而荣为驸马之一段期间，则全不在此一剧中演出，然此正为国家民族大防所在。果使善观此4剧，同情四郎，则于此大防与四郎之失足处，亦自可推想得之。所谓王道天理不外人情，其最深含义亦正在此见。惟其荣为驸马安享富贵十五年之久之后，而犹不免于探母一悲剧之发生，斯则四郎所以犹得为一人，犹能博得百年千年后千万他人之同情。但其中不免有失足处，亦从此而见民族国家之大防，皆从人心之情感上建立。苟无此情感，又何来有此大防乎？”或者，我们可以从杨四郎撕心裂肺的悲情中，领悟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可怕。诚然，假如杨四郎当初被俘，能决心一死，也就没有辜负国家辱没祖先之恨，没有十五年后“探母”的悲剧发
8、生，没有人生的绵绵长痛。由此而论， 四郎探母并没有“美化叛徒” ，而是发人深省：在事关民族人生的大关键处，选择可不慎乎？ 然而，选择求生的杨四郎，却先后得到两位母亲的理解和接纳，并博得百年千年后千万他人的同情。这种理解、接纳和同情背后，则包涵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 四郎见母，杨家亲人并不责以忠孝，天波府佘太君“一见娇儿泪满腮” ，问的是“夫妻恩爱不恩爱？公主贤才不贤才？”并且“眼望番邦深深拜，贤德儿媳不能来” ，以佘太君之心，儿子活着，自是一大幸事喜事，她关心的是儿子能不能幸福地生活着，这是一个饱经沧桑谙尝丧夫失子之痛的老母亲最大的心愿，是最深最真的母亲情怀。 回令一场，辽邦萧太后也最终
9、赦免四郎，接纳这个冤家对头的杨家将，全剧遂在两位丑角国舅的插科打诨中，以团圆结局。这个喜剧性的结局不仅是戏剧在情感性质上对“和”的追求，实也蕴含着民族和解的诉求和生生不息的愿望。对四郎来说，木易从此可以复合为“杨” ，虽伤痕依旧横亘，但撕裂5的自我已然弥缝，或者可以更坦然地生活。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木虽易地，只要本根长存，允当生生不息。 要之， 四郎探母的曲意可以归结为生生的精神、和合的精神，这正是中国戏剧精神的根本。西方悲剧常以生命的自戕来终结人生苦痛，中国戏剧则执著于生生不息，先离后合，始困终亨，追求现世的慰藉和安顿。中国戏剧总是站在草根大众的立场，从普通人的感情和生活诉求出发观照人生、理解人生，从家庭伦理出发构建社会国家道德。而对草根大众来说，又有什么比情义更可贵的人生品质？有什么比个体生存和家庭幸福更本质的人生理想？ 至此，我们还可以发现，由四郎探母所折射出来的中国戏剧精神，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竟遥遥相映，这也不必惊讶，因为戏剧经典总能朗照民族心灵，因为天理王道总是植根人性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