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傅雷的社会良心作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父亲的傅雷，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他翻译的巨人三传 、 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外国名著，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和头脑。 傅雷家书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出版，更让劫难初平的国人感受到美与善的抚慰。 2008 年 4 月 7 日，傅雷百年诞辰。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展开。声势浩大的规模，高水准的规格，堪称是纪念傅雷的迄今之最。 如今，傅雷的那些著作光彩不减。而在文学、艺术之外，还有一个作为“社会良心”的傅雷，却少有人言及。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雷不是一个不问世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文学、艺术、玫瑰花和书法流变的人。十几岁时，因为反
2、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他被就读的徐汇公学开除；“五卅运动”中，他参加在街头的演讲游行； 1931 年在意大利罗马做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演讲；抗战胜利后，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民生和时局的政论文章；1955 年，他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了涉及国画、音乐、出版、少儿读物和知识分子2问题等多个领域的十几份意见书，直至 1958 年 4 月被划为“右派分子” ，“政治家傅雷”的一面才悄然淡去。 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说：“傅雷不仅以译作传世，他的魅力还来自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3、 ，是傅雷的座右铭。 傅聪曾评价自己的父亲， “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认为这个世界既可怕又肮脏；另一方面，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又是如此关怀，如此痛心疾首。 ”傅聪还记得，1946 年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1948 年甘地被刺时，父亲都几天不吃饭，关着门不见人。 作为翻译家的傅雷， “也从来不是为翻译而翻译” 。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抗战期间，他的译作一直都是呼应时局，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从译者序言里，不难看出他意图借所译作品，唤醒遭受劫难的人民，鼓舞斗争意志的信念。如： “若本书能使颓废之士萌蘖若干希望，人生五大问题，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 （莫阿罗人生五大问题 ）
4、“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意。 ”（贝多芬传 ） 书生报国无他物 唯有手中笔如刀 3抗战胜利后，傅雷怀抱“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的理想，将目光从翻译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1945 年，他和周煦良合编出版的新语半月刊，发表有关时局、民生、教育等问题的政论和杂文。同一时期，他还为周报 、 民主 、文汇报等报刊撰文，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 翻看傅雷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关注的领域，从广岛原子弹到对汉奸的审判，从邮政与铁道加价到学生请愿，视野开阔，目光敏锐。 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中，傅雷直言：“
5、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们又怎能改正错误，反对专制呢？” 1947 年一场关于美苏关系的辩论中，傅雷的文章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击节赞叹。 1947 年 2 月，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美国报纸上发表 3 篇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章。傅雷 4 月进行了翻译，并与史各脱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合编成一本题为美苏关系检讨的小册子。因为斯诺的看法，使傅雷“感想甚多” 。他写作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一文，作为译者代序，刊于 4 月下旬的文汇报 。这篇文章中，傅雷指出， “二战”结束后， “国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观察国际关
6、系” 。 “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责。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 ”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人格” ，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头脑思想” 。 4傅雷认为， “中国人民既没有义务把世界政情用美国人的眼光去看，也没有义务用苏联政府的眼光看。 ”介绍斯诺的文章，就是要“使我们躬身自省” 。 天下可忧非一事 书生无地孝孤忠 傅雷生命中最后有“从政”色彩的日子，从 1955 年 5 月进入上海政协，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开始，一直到 1958 年 4 月被划分为“右派分子”终。 傅雷的变化在傅雷家书中有清晰的体现
7、开始于 1954 年 1 月的家书，截止 1955 年底，傅雷基本上都是在和傅聪谈艺术。从 1956 年起，谈艺术的成分骤然减少，涉及政治生活的内容逐渐增加。这样的情形，持续到 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 、家书暂时中断。1959 年 10 月 1日家书继续后，政治生活的内容又完全淡出。 1956 年 4 月 14 日的信中，傅雷说自己以前“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 ，而对“党在各方面数十年的艰苦斗争太不了解了” 。 由此可见，他对新生政权已经从犹疑转为认同，并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一时期，傅雷写的各种报告、 “意见书”总计有十七八
8、万字，涉及出版、教育、音乐、国画等多个领域。 傅雷认真严谨的个性，还表现在具体细微处。傅敏还清楚地记得，开政协会议发言有时间要求，父亲每次都是写好发言稿，在家里先念，5让母亲在一旁掐算好时间。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一腔热忱，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队伍中。1957 年 3 月，作为特邀代表，傅雷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家书中，他兴致勃勃地谈道：“此次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 岂料风云突变。5 月中旬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 ；8 月开始，上海文汇报 解放日报接连刊载文章批评傅雷。半年间，他从新政权
9、的“诤友” ，变成了“亲美反苏”和“中间路线”的代表。批判会开了十多次，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这时，有人暗示傅雷，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些，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 ，用“深刻的认识”避免被打成“右派” 。 然而，傅雷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好意” 。他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深刻的检讨 。 ” 从这时开始，直到生命的最后，傅雷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孤独寂寞的日子里，和儿子傅聪的书信来往，是他唯一的安慰。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只能“坐井观天” ，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关注之心，并未熄灭。 1960 年 11 月 26 日的家书中，言及近期傅聪信少，
10、 “知道你忙可是你不谈，你我在精神上艺术上的沟通就要中断，而我在这个孤独的环6境中更要感到孤独。我虽然一天天地衰老，还是想多吹吹外面的风。” 1961 年 2 月，傅雷致信楼适夷：“虽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于后人，看我与世隔绝，实则风雨鸡鸣，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 ” 1961 年 8 月， “右派”帽子尚未摘去，他仍然执笔，为地区居民上书上海市委和副市长曹荻秋，要求擅自占用里弄用地、扰民的工厂他迁后，恢复原样，还地于民。 然而，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残酷。 翻译家的离去 1958 年 4 月至 1961 年 2 月，傅雷相继译毕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 艺术哲学 、 搅水女人 、 都尔的本堂神甫和
11、比哀兰德 ，但因为“右派”的帽子，译著一直未能出版。期间，他拒绝使用笔名出书的机会，说：“要么还是署名傅雷，要么不印我的译本！”他认为给他戴帽本就是错，因戴帽而隐名，则是错上加错。 没有工资，译作不能出版，意味着丧失了稿费这惟一的生活来源。傅雷不得已需要傅聪的接济。1961 年 4 月 20 日，朱梅馥专门给傅聪写长信，谈及每次“嘱寄”食物时傅雷心里的矛盾、顾虑、屈辱和自卑。 在 1966 年 8 月 12 日的最后一封英文家书中，傅雷这样描述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 ，向一切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作斗争，我们必须抛弃7所有旧的人生观和旧
12、的社会准则。我们正在竭尽所能、出尽全力去满足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诸身上的种种要求” 他在信中提到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凌霄， “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 这一天，距傅雷夫妇走上不归路，还有三周时间。 1966 年 9 月 4 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舅舅发来的报告父母双亡的电报。 “其实心里面并不很惊讶” ，傅敏回忆说， “我一直觉得，红卫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导火索。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经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了。 ” 1966 年 9 月 2 日夜，傅雷夫妇写下遗书，决绝而去。 重温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读傅雷家书后写下的诗句：“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 纪念傅雷，不仅要纪念他作为翻译家的辉煌，也需要纪念他作为社会良心的寂寞和悲凉。也许，这也正是国家图书馆“百年傅雷展”开幕式上，任继愈老人感慨“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的原因。 辑聂小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