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乡冲突与萧牧也的问题写作在建国初期的文坛上，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及其所引起的批评和争论，已然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今天在叙述建国之初的文学时，这部作品难以跨越，他所谈到的“进城”这个主题，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文学中又被广泛谈论。作为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明显个人（“小资” ）趣味的小说， 我们夫妇之间讲述了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在“革命之后”与战争时期的不同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更多的个人趣味和“情调” ，并努力培育工农出身的妻子也像自己一样“体验”城市生活。尽管小说最后，男女主人公各自经过调适又“重归于好” ，但“夫妇之间”的家庭矛盾所投射的“社会内涵”却昭然若揭。作为“新中国
2、最早的城市题材小说” ，萧也牧毫无疑义地成为新时代城市问题的发现者。这位“问题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感觉到“进城”所带来的生活环境与人的精神的“变化” 。尽管他因“冒犯”了新时代的文学规范并招致惨痛的政治批判，但作为一位现实问题的发现者，他以文学的方式所讲述的“进城”冲突与“改造”焦虑的故事，却是与社会主义现实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 对于中国革命而言， “进城”无疑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时它也带来某种产生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的巨大焦虑。在此，身份的“重新辨识”在于， “共产党大批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引起社会生活明显地变化。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原来生活在城市，参加革命后到了2农村，随着革命胜
3、利再回到城市；另一部分原本就是贫苦的农民，如今进入了他们既十分陌生、又感觉新奇的城市，它们以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城市，而城市更以特定的文化氛围改造着他们”(董之林)。正是这种双重的改造，为和平年代的城乡冲突平添了些许敏感的政治色调，我们夫妇之间便“对建国后生活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引起的生活波澜做了迅捷的反映” 。作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小说集中体现了解放以前李克与张同志的和谐与融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故事本身开始呈现出解放前夫妻之间的“艰辛”却“和谐” ，与解放后的“舒适”却“争吵”相对立的状态，并进而表达了借家庭的伦理矛盾讨论现实困境的问题意识。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交汇所带来的日
4、常生活中不同生活习惯与观念的碰撞，以及背后所隐藏的“改造”与“被改造”的政治交锋，都广泛触及到“新的权力机构内部，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冲突” ，以及“不同家庭出身、社会阶层和文化习俗的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 。 对于小说中的李克来说，城市是他的故乡，这里有他热爱的生活方式：游园、游戏、逛街、跳舞。于他而言，伴随着革命成功所带来的欣喜， “返城”意味着尽情享受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尽管北京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到来， “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街景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 ，却是他所熟悉的城市消费元素。这些“熟悉” 、 “调和”的城市元素所散发的“强
5、烈的诱惑” ，让他“觉得分外轻松” ，一种“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的感觉油然而生。 “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3了！”李克对“革命之后”的“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在李克心中，十二年前知识分子离开城市，奔赴延安，走向革命圣地的壮举，只为换来今天重新开始的“新的生活” 。尽管他也曾在革命和战火中磨砺，但他相信，革命所允诺的终极福祉随着革命的成功而一并到来，并迫不及待地在他熟悉的“消费城市”中兑现这种承诺。 然而在妻子的眼中，城市还远未呈现出“解放”的面貌，这里依旧残留着旧城市的景观。这里还存在着“剥削”和“不平” ，比
6、如“十三四岁” ， “瘦的像只猴子”的“蹬三轮的小孩” ，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 ， “西服笔挺” “像个绅士”的胖子殴打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西单商场皮鞋铺老板辱骂学徒，甚至还有“擦粉抹口红” ，脑袋像“草鸡窝”的“女工” 。面对城市景观的不同态度，夫妻之间的伦理矛盾恰恰在于“进城”与“返城”之间的不同价值选择。对于李克而言， “返城”意味着将自然化的城市景观重新“内在化” ，面对城市的“压迫”与“不平”，他的淡漠溢于言表，这样的事“城市里多得很” ， “这是社会问题” ，小说将其鲜明刻画为一个贪图享乐、忘恩负义而又冷漠无情的“市民”形象。而作为工农群众的“进城” ，妻子张同志则基
7、于乡村伦理和社会主义精神立场，处处表现出与“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的面貌，不妥协、不迁就“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 ，立志要改造城市，作为性格中的两个极端，她的“粗言秽语”和对无产阶级“尊严政治”的执着，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基于“进城”与“返城”之间的不同价值选择，李克和张同志夫妻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 ，发现彼此的“感情、爱好、趣味” ，4“差别是这样的大” 。在李克眼中，妻子就是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包子” ，随着城市日常生活的展开，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而至为重要的是， “妻子”在“丈夫”眼中逐渐丧失了“美感”：“别的人穿上灰布列宁装 ，洒脱而自然” ，而她还
8、是“像她早先爬上下坡的样子，两腿内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 。而在妻子眼中， “李克”则忘掉了革命年代艰苦朴素的个性，开始迷恋于买皮鞋、抽纸烟、看电影、吃“冰其林”和跳舞，他“进了城就忘了广大农民” ，开始对城市生活盲目崇拜，一言以蔽之，他的心“大大的变了” 。 当然，作为建国初“社会问题剧”的惯常结尾模式，小说不可避免地为这对“欢喜冤家”设置了夫妻和解的结局，以此表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城市改造主旨。尽管李克“自省”式的“和解”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但依然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诚挚，他感动于妻子在“小娟偷表”事件的妥善解决中对无产阶级“尊严政治”的维护，进而从“她”身上“
9、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 ，而这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重新认识妻子及她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性。而对于妻子张同志来说，她也开始逐渐拆除与城市的紧张关系，认同城市的价值观，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蜕变” 。小说中写到，她对“擦粉抹口红” ，脑袋像“草鸡窝”的“女工” ， “开始变得很亲近” ，面对丈夫的调侃，她的反驳是， “她们在旧社会被压迫，迫切需要解放” ，并反斥其为“狭隘保守” 。于是，这里的“解放”便具有了意味深长的涵义。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中，她买了旧皮鞋，服装也变得整洁，粗言秽语开始减少，并“学会了礼貌” ，在“要代表大国家的5精神”的名义下
10、，她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被城市改造” 。通过这种“双重改造”的呈现，作者萧也牧力求不偏不倚地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双重批判”：“我”的思想感情里面，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 ；而妻子有着“坚强的阶级仇恨心和同情心” ，却“有急躁的情绪” 。而小说最后也设置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结尾：“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抚着她那蓬松的头发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到初恋的幸福时光 。 ” 在建国初期“书写规范”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以略带喜剧化的方式呈现城市市民生活本无可厚非，更何况萧也牧业已服膺于讲话中“文艺为工农
11、兵服务”的政治要求，但小说典型的“小资产阶级” “叙事腔调” ，在经历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风波之后的 1950 年代文坛，依然遭致了批评界的非难。陈涌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小说表现了“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 。对于陈涌、丁玲和冯雪峰等当时批评家来说，萧也牧的“政治冒犯”无疑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并没有对主人公李克这位“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及其价值倾向做出明显的“认同式”的书写，相反却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反讽”或“张力” ，即在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刻意保持着价值犹疑和“间离”的距离。这种“间离”在叙事人和主人公的不同价值立场之间
12、划出一道“分界线” ，从而有限度地表现出“小资产阶级”自我批判的鲜明意识。也就是说， “李克”作为一个“返城”的“小资产阶级”6知识分子，是作为小说作者萧也牧观察生活之后，提出来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表征” ，而萧也牧通过小说的叙事展开，也是希望借此疗救城乡冲突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然而小说的叙事手法却极大地干扰了这种文学疗救的愿望达成。 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这篇小说的“叙事手法”给作者带来的“政治危机” ，即我们夫妇之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作者以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克”作为主角，以其作为第一人称的眼光展开叙事，将工农群众“妻子张同志”置于被审视的位置，这使得知识分子有了一种叙述优势，
13、而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与“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的张同志却成了一个被“他者化”的“被改造者” 。小说之中，“我”的思想转变显得意味深长。现在看来，小说被批判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被归咎为“我”作为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 ，其实被当作了作者萧也牧的化身。这种由“角色”向“叙述者”的偏移，使得文学的虚构特质遭到了极大的漠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对这篇小说有着如下批评：“李克实际上是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李克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装出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地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 ”然而“李克”的“讨厌” ，终究变成了“作品”和“作家”的“讨厌” ，他（它） “嘲弄了工农兵” ，
14、“骗过了一些年轻的单纯的知识分子” ， “应和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丁玲)。而冯雪峰更是极为尖锐地将“李克”的“思想倾向”归结为萧也牧的“政治态度” ，“假如作者萧也牧同志真的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么，他还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作品是“对人民没有爱和热情的玩世主义” ，7如果任由这种倾向如果发展下去， “就会达到政治问题，所以现在就须警惕”(李定中)。于是，政治批判的矛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从“李克”转移到了萧也牧身上。 然而在批判的背后，重新去发掘萧也牧通过小说的叙述所提出的问题则显得意义非凡。现在看来，萧也牧所提出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进城”之后防微杜渐，杜绝城市的消费环境带给人
15、的精神腐蚀的问题。尽管小说之中，李克最后对自己的思想有所反省，对妻子也做出了某些妥协，但他改变的主要是自己对妻子的“思想认识” ，在“具体行动”上并没有多大改观。这位“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身上还残留着“病入膏肓”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 ；而妻子张同志的转变却较之前者更具坚实的质地，城市生活使得她的“急躁冒进”和“简单作风” ，连同她的“保守” 、“狭隘” 、 “固执”等特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她从极端敌视、警惕城市生活到逐渐“开窍” ，不再那么“偏激” ，对女工涂口红、烫发也能看得惯了，穿起了旧皮鞋，也开始讲究起服装和仪态来。也就是说，她是“的的确确被城市改造” ，开始“向都市投降了”
16、。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批判的原因在于第一人称叙事中包含的轻率感与价值倾向问题。但其实质在于，不能容忍无产阶级“被改造”的故事，不能容忍工农干部向城市认同，向小资产阶级生活认同这一完全与“解放区传统”相悖谬的态势。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城市的“丰富”面前，工农群众的“溃退”与“认同” ，其“可怕”之处在于，它似乎让人得以洞悉无产阶级文化的某种“匮乏” ，进而指陈无产阶级理想的“空洞” 。小说中对“抹口红、烫头发、爵士乐、高楼大厦”等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符码”8的宽容，并借此表明“城市日常性所包含的合理性”姿态，又似乎直指无产阶级的文化自卑感的“痛处” 。而敏感于城市文化对“解放区传统”的消弭作用，通过批评的方式，小说及其批评事件也宣告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 ，在建国初城市化进程中“双重改造”的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