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衡水湖揭开一幅人水关系的变迁图衡水湖是大跃进年代修建水库以后得的名，它过去被人们叫做千顷洼，据说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掘了一锨土。因为地势低洼，荒地，农田，水库，湿地的演绎，一直未断，至今仍在继续 水库也能申报世界级保护区? 第一次到衡水湖是 2004 年 11 月。当时，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提出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按照程序，我们组织了几位专家进行申报前的“资格”审查。专家组到达的第二天就驱车前往距离保护区核心区最近的一个村庄顺民庄。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河北省，能有一个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大湖，肯定是倍受关注，也肯定会成为保护的对象。一路上汽车在一条把村落和湖泊隔开的极为简易的公路上行驶。从这样一种村、
2、水、路的格局可以看出，这里的入水关系甚为密切。这在其他湖泊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里是不多见的。我们后来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来到顺民庄，我们下车察望不远的核心区，这时候围上来几个看热闹的村民，从与他们短短的交谈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把衡水湖叫做水库，在四五十年前修建这个水库时村子里的老百姓曾经搬离过。这几句话立刻触动了专家们的神经，大家在车上便议论开了：如果是水库的话，能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吗?而手头上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提到衡水湖2是个水库，保护区的陪同人员认为不是水库，因为历史上这里名叫千顷洼，是个自然洼地。于是，摆在专家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成了衡水湖到底是不是个水库。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破解，
3、因为毕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很快，我们从县志上，从与老百姓、当地农场和水利部门的访谈中得到了结论衡水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水库。水库是 1958 年修建的，当时政府成立了跨越三个县的灌溉工程委员会，动员了三万四千民工，大干 38 天，以大跃进的速度完成了水库修建。为了修建水库，三个村庄的全部农田被淹没在水里，农民变成了渔民。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冀衡农场的大部分耕地也进了库底，农场最终改行变成了化工企业。至于干顷洼，它的原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后来也专门作了考察。在水库西边的十几公里以外，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千顷洼，它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低的地方积留着雨水，高的地方散生着耐盐碱的柽柳灌丛，被周围新开垦
4、的棉田包围着，断断续续，已不再连片，加起来也就十几亩地的样子，远不是想象中的浩瀚干顷。陪同告诉我们，几年前这里还没有开垦这么多棉田，再晚来一两年也许都会变成棉田，干顷洼就消失殆尽了。我们当即建议保护区人员把这片荒地作为自己珍贵的历史档案保留下来。当然，我们不会放过拍照的机会，为昔日的千顷洼留下了也许是绝版的影像。 巧的是，我们能够有机会乘上连驾驶员算上只能乘坐三个人的小飞机，在衡水湖上空转了两圈。鸟瞰衡水湖，为我们的结论进一步增添了证据：顺民庄由一条公路连着伸进湖心。这里的村水格局告诉我们，是先有的村，后有的湖。就连湖里生长着的芦苇都显现出当年耕地堰埂的3轮廓。我们的摄影师于永钢在飞机上记录下
5、了至今深深留刻在衡水湖上的这一人为的历史划痕。后来，我们在向衡水市领导作考察汇报时演示了这张照片，几位市领导都为之惊叹。这张照片也结束了关于衡水湖来历的争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能不能把一个水库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是专家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几天，每天晚上专家之间的激烈讨论都要延续到深夜。最后一致认为，坚决支持申报。理由是：自然保护区不应当只建在无人干扰的地区，在受到人为干扰需要恢复和加强管理的地方，也可以借用自然保护区的手段和方式。与保护型的自然保护区相比较，这是一类管理型的保护区，建立这样的保护区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必要，更具有挑战性。这样的思路如果能够实现，将对中国
6、，乃至世界都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至于是否能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批准，那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这就是专家们的结论。 价值在变化，负荷在加码，开始靠调水维持 我们第二次来到衡水湖是 2005 年 1 月。这次是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衡水湖建水库以来的历史。但是，触到最初建立水库那段过程，我们遇到了麻烦。因为县志和档案馆留下的记录太简单，许多事情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当事人了解。而不成想的是，找到当事人成了最大的困难。因为最初建水库是 47 年以前的事，许多人已经不在世了。当时衡水湖灌溉工4程委员会的 15 人领导小组，现在只剩下 3 个人，这 3 个人又因年事已高记不清楚事情了。我们每天的调查就像是
7、在破案侦查，每当找到一个知情者，大家就会欣喜若狂。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许多时候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要立足于对事实的全面了解。随着我们不断地“破案” ，一个认识和看法逐渐显现出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赋予衡水湖的价值在变化，衡水湖的负荷在不断加码，水的危机却在发生，不得已开始从外调水维持。 自从 1958 年，人开始了对衡水湖的大规模干预，昔日能够自然吞吐洪水的千顷洼，在人们的眼里是一片遇雨即涝，无雨即旱的盐碱滩，那时的盐碱滩高的是荒地，低的是农田。农民的日子靠的是广种薄收，有的地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为了把它建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千顷洼被人工堤坝围建成了水库，并从那时改名为“衡水湖” 。我们有幸拜访
8、到了衡水湖的命名人，张茵昌，那时他是衡水大县的县委书记，修建水库的指挥者。他说：“那时全县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只有 23 斤(16 两 1 斤)，收一亩地的麦子一箩筐就背回家了” 。回想起那时对千顷洼的大规模人工干预，没有人认为是不合理的。当年饱尝洪水和干旱之害的老百姓，包括那些土地被水库淹了的老百姓，现在也还说当年修水库是件好事。但是，1958 年修建起来的水库几乎没有派上用场，1962 年就弃水还耕了。据说是因为排水不畅，造成周边土地盐碱化。在 1958 到 1978 年的 20 年间，衡水湖蓄水，放水，又蓄水，又放水，折腾了多次，有人说与老天爷的旱涝有关。其实，是水库的蓄水排水能力不完善，说
9、到底是在这 20 年时间里，人在不断地与水打着一场“拉锯”战。在“拉锯”中提高着对水5的干预能力。1978 年以后，水库建设得比较完善了，衡水湖就没有再放过水了。一直到 1994 年，衡水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农业灌溉。但是，从那以后开始变了。 衡水湖属于海河水系，它的水来自于太行山，经过衡水湖后注入子牙河，再进入海河。但是由于多旱，再加上上游修建了大小水库几十座，层层截水，衡水湖的水早就“失衡”了，根据国际标准，一条河流的用水量不能超过其总水量的 40，否则就失去自净能力。海河的用水量已经超过 95。衡水湖身处这样一个流域，它的水源补给已经断 绝。1985 年开始跨水系调水，曾经从卫运河调
10、过水，但是因为卫运河本身的水就不足而告终。从 1994 年起，衡水湖开始从黄河调水，而黄河的用水量也已经超过 40，这无异于从一个贫血病人身上抽血输到另一个贫血病人身上。从黄河调水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艰苦的谈判和论证。望着黄河水进入衡水湖时，人们有一种胜利的喜悦，有人说：“衡水湖因引黄河水而美丽” ，因为那时衡水湖的水污染严重，流进来的黄河水可以起到稀释作用。但是，衡水湖从此过上了靠输血维持生命的日子，这是衡水湖命运的一次颠覆性变化。能够从黄河调出水来的真正原因，是为解决整个华北地区缺电的问题。1995 年衡水市发电厂建立，而发电厂需要源源不断的冷却用水。据了解，发电厂一年要用水 1
11、000 万立方左右，但是加上路途的渗漏和蒸发，每年要从黄河引进成倍的水量来保证对电厂的供应。自从调用黄河水以来，衡水湖停止了农业用水，它的价值第一次转向城市，担负起了城市供电使命。 6本来衡水就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因为地表水不足，城市用水早就不得不开采地下水。但是到了 2002 年，城市用水量已经达到地下水允许开采量的 3 倍。地下浅层水和深层水都被严重超采，导致地面下沉，地下水位以每年 2 米多的速度下降。地下水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又不得不回到地表水上来做文章。于是，衡水湖被作为饮用水资源进入人们的视野，一座新建的以开采衡水湖为目标的饮用水厂已经迫不及待地坐落在湖畔，只等扩展湖区以后就投入使用了
12、。衡水湖，这个已经不得不靠着外流域来补给水源的水库，又将要担负起供给城市饮用水的使命。原来叫水库，现在叫湿地了 2000 年，发生了一件关平衡水湖命运的事情：衡水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成立了。在一连串的名字中， “湿地”二字新鲜抓眼，从此“湿地”这个词在衡水湖的老百姓中叫开了。见到保护区管理局的人来了，老百姓会说：“湿地的人来了” 。在他们眼里湿地是保护区管理局这个单位的代称。老百姓并不真正理解湿地的含义。在我们访问当年修建衡水湖水库的指挥者和衡水湖的命名者张荫昌时，他问我们：“为什么原来叫水库，现在叫湿地了?”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把水库叫做湿地，标志着人们对衡水湖价值的看法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
13、这里我们不必咬文嚼字地去抠湿地的定义，湿地指的是一种具有水的生态系统，包括了它其中的动物植物和所有的环境因素。湿地有各种7类型，如沼泽、湖泊、河流、河口、水库、鱼塘、稻田当我们使用湿地这一名词时，我们说的已经不仅是水，而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这意味着，当衡水湖被作为湿地保护起来的时候，在人们的眼里它已经不再局限于灌溉、发电和饮水的价值了，栖息在它范围内的鱼、鸟、植物和它的生态净化功能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了。然而，衡水湖这块特殊的湿地与一般的自然湿地还不一样，它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怎么管理?这是衡水湖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于是，2005 年 4 月我们第三次来到衡水湖。这次
14、我们请来了一位对水库这类湿地有过研究的专家关卓今博士。 前两次我们就听顺民庄的老百姓说过，这两年夏天出现了湖水反臭味和鱼成群死亡的怪事。这种怪事多发生在天气闷热的日子，闷热天一过去就好。还有的老百姓说，这几年不知是从哪里带进来大量的蒲草在湖里疯长，没有人力去收割，都沤烂在湖里，把湖水弄臭了，水质比原来差了。还有人怀疑说这些蒲草是随黄河水带进来的。听了老百姓的这些说法，我们估计是湖水富营养化的问题。 沿着前两次得到的线索，我们再次访问了顺民庄的董海水，并同他一起乘船到湖里查看。来到现场，关博土说：“很清楚，这就是湖水的富营养化现象，而且比较严重了” 。 “富营养化是什么?”董海水问。关博士说，富
15、营养化就是湖里的氮、磷营养物质过多了，引起藻类和水生植物疯长，使水质变坏了。关博土又讲了富营养化是怎么产生的，应当怎样防治的一些常识。董海水急着问具体的治理办法，关博士说：“关键是想办法把疯长起来的水萆消耗掉。 ”董海水听着不住地点头说：“水草8多了，我们琢磨着可以多养吃草量大的草鱼，草鱼卖的价钱还高。另外还可以收割蒲草编制草席草鞋”飘荡在芦苇荡里，小渔船上的“讨论会”十分热烈。科学家走到最基层与百姓对话太有必要了，这样的对话越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越少。过去人们只顾利用衡水湖的水，却很少把衡水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考虑它的健康问题，更没有想到应当定期为衡水湖做“健康体检和诊断” ，并且开出处方
16、来。否则，衡水湖的健康真的出了大问题，它还能担负起那么多沉重的使命吗?看来，避免出现大的生态健康问题，需要增加科学与社会的对话。 湖水发臭和鱼成群死亡的现象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湖泊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有一个自身健康的问题。索取它的时候，别忽略了它是否健康这个问题。水库变成湿地的意义在于把人们的视角加宽了。 从 200 多公里外搬运来的保护区 2005 年底，就在我们即将完成对衡水湖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考察之际，得到一个震惊的消息：进入冬季的衡水湖眼看着它的水就要全部用光的时候，也是每年需要调水的时刻，一个延续了 10 年之久的“引黄入衡”工程嘎然而止。这个消息使我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这
17、意味着我们正在申报的这个保护区今后是否还能存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们决定第四次走进衡水湖。 当我们到达衡水湖时，又得知形势已经“柳暗花明” ，危机已经过去，一个从衡水湖流域上游的岳城水库调水的方案已经确定，协议已经签署，9调水立即进行。这个使我们虚惊一场的结果，却是衡水市政府付出了艰难努力之后换来的。这是后来我们从衡水市水务局副局长郑秋辉那里知道的。 听说，新华社一名记者曾经来到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困惑的问题：80年代后黄河以北好多湖泊都干了，为什么衡水湖没有干?郑秋辉告诉她，衡水湖作为北方的湖泊没有干枯同这里的电厂建立有很大关系，电厂为了要发电，就必须花钱买水。没有电厂，就没有衡水湖，就没
18、有这里的湿地保护区。原来，调水的费用是由发电厂来支付的，保护区是搭了发电厂的便车。而这次我们所关切的保护区危机的化解，与电厂的利益和动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有幸赶上了岳城水库开闸放水的典礼。典礼并不隆重，没有寒喧的讲话，但是衡水市的主管副市长从百里之外赶来剪彩，并亲手启开闸门。在场的大概只有他和他的水利助手能够真正感到那是如释负重的一刻。 “今年(2005 年)，天津地区因为降雨多，那里的两大水库都已蓄满了水，可确保天津两年内不引 水这一下子，衡水湖没有便车可搭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寻找第二水源。 ”几天后，在调水前线忙碌了不知多少个日夜的郑秋辉，终于能够坐下来，对我们讲述起这个刚刚度过的艰难时段。
19、他说，这次调水不但是要保障电厂用水，并开始考虑今后衡水市居民的饮用水，所以对水源质量要求更高了。他从如何在极度缺水的现实中寻找保证能够供水而且水质干净的水源，讲到如何在岳城水库到衡水湖之间这个“有水皆污”的地区拼凑出一条“生态输水线” ，又讲到10如何在输水线路上清除数不尽的障碍和加固一系列的设施，还讲到如何摆平输水路线穿过的三个地市的十四个县所遇到的复杂利益关系几乎每一步都在博弈，又都在平衡。 听着郑秋辉的讲述，我们似乎明白了他所一再强调的：“这是一次流域内跨水系的大协作的典范”是什么涵义了，同时不由得对这位调水的前线指挥者产生了几分敬意。因为我们不曾想到过，调水竟如同一场战争，赢得它的胜利
20、是靠运筹帷幄和拿下一系列战役夺取而来的。为了向公众介绍这场鲜为人知的“战争” ，我们后来特意派了记者沿着这次的调水路线进行了专访。 水调来了，郑秋辉并没有闲下来，他开始深层地总结这场“战争” ，他把这次危机得以平稳化解的原因归结成这样几句话：“互惠互利，促进团结治水；市场动作，促进水价机制；流域调度，提高工程效益。 ”他希望能把这次的经验作为模式固定下来用到今后。那样的话，衡水湖才能真正得以安身立命。是呀，要不他们这些水利干部还要年年在危急中煎熬。 记得，那天看到岳城水库开闸那一刻，清澈的水从闸口滔滔流出，我们在私下议论着：这不等于从 200 多公里以外搬运一块湿地到衡水湖去吗?没有每年这样的搬运，衡水湖早已不存在了。换句话来说，衡水湖保护区是年年搬运来的一个保护区。而当我们听到郑秋辉的一席话之后，进一步感到，这何止是一个简单的搬运，衡水湖保护区的命运与它所在地区严重缺水的状况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