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凋碧树写在丁玲谢世周年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 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极有趣的是，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每个人的形象都非常鲜明。 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连同她的弱小；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对人性，她见得更深、更锐。 那么丁玲呢？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试着想一想，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样的作品，冰心、萧红、张爱玲，无论
2、谁，写得出否？我以为写不出。原因不在技巧，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处都有一些，惟一没有的是丁玲。确确实实没有，丝毫不见。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 1930 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读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我年当少日。年少读书，不能读得很深，但富有直觉。记得当2时莎读下来，在我已经被培养了关于中国女性的“性感”和道德感的心中，造成特别异样的感觉：强悍
3、，自我，狂放不羁这样一些感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令我找不到与“中国文化”的对应点，以致由莎菲女士想像她的作者，眼前浮现的恍惚也是一位欧洲知识女性的形象；我甚至设想她应该是抽烟卷儿的！ 当然，实际她并不抽烟卷儿，但这却不妨碍我感觉她的作品散发烟卷儿的浓郁的辣味！ 若干年后，我纠正或者说调整了年少时关于她的想像。我想，当初所想像的“欧化形象” ，于她是不合适的；但是我所感觉到的最核心的部分没有改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我不是说，丁玲这个人和她的作品、语言洋化、欧化，也显然不是说，丁玲的人生和思想感情脱离中国现实。恰恰相反，当大城市来的文人们用毛泽东的话说则是
4、“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陷于欧化风格不能自拔的时候，丁玲几乎是他们中惟一不给人这种感受的作家。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她也从来不试图从思想感情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外国人，像很多人那样，比照着托尔斯泰、契诃夫抑或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的风格与口吻，去思索和说话。说到现实，丁玲那枝笔现实针对性一直很强。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不必很多，一点点就足够，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3心高气
5、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1992 年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这样描述 1937 年第一次见到的丁玲：“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 ”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别人从她笑声中接收到的，也是同样的信息。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
6、能够立于不败之地。1957 年夏丁玲落入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 ”微露悔意。 “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切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 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保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
7、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 、博古（秦邦宪）均亲自履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4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此系毛惟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把“纤笔一根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8、”当作现实的自我生命价值定位，予以追求和实行。她真的觉得一枝“纤笔” ，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并且仰仗着它使自己成为绝不愧于须眉的堂堂的女人。 作为文学史“公案” ，丁玲有没有公开主张过“一本书主义” ，是需要原原本本搞清楚的问题。不过，以我个人对她个性、内心世界、文学追求的理解，我不认为她内心不存在“一本书主义” 。 “一本书”的意识，在丁玲心中不单存在，甚至达到这样的高度：写出一本好书、拥有高质量的创作成绩，比在文坛身居高位、掌握大权，更光荣，也更有说服力。丁玲毫不掩饰地在多种场合表达“我是专搞创作的” “我还是写文章好”这一类意思。1953 年 9 月 23 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9、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丁玲在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大会发言结尾部分说：“我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也给以鞭策。 ”隐然有辞职宣言的意味。在座衮衮诸公，声声入耳。他们记住了“一本好书”的表白，想必也在心中暗想如何像丁玲所请求的那样给她以“鞭策” 。5将丁玲 1936 年抵达保安以来的文学生涯细细看来，可以看到有关“走入革命队伍”的女性作家的处境的典型案例。 “走入革命队伍” ，包含政治意愿和一定的政治诉求，基于长期以来社会史所施加于性别的内在影响，这种含意搁在男性作家身上，可以顺利实现转化和统一。然而在女性作家身上却不能不形成自我矛盾。因为文学写作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单
10、独的意义，被用来完成其社会和心理角色的解放；基于此，女性作家一般会相当执著地把文学本身的成功当作毕生的追求，政治成功（做官）或者其他实际社会成功固然也被她们视为一种自我肯定，可是，一般而言，这种肯定不足以取消或补偿女性作家在文学上所单独想要拥有、保持的成功。这是男性作家很容易消除的心理， “文而优则仕”的男性作家大多可以比较干净地忘掉创作、专心致志地享受政治成功带给自己的满足感，女性作家却大约很难实现这种心理转化。女性意识的特殊历史内涵，使她们必须更为直接地在“个人” “自我”层面上找到立足点，比之于权力、官位等符号化的社会评价，这对她们来说是更为真实真切的。丁玲对于“写作”感觉骄傲，而对于身
11、居高位相对来说不甚感觉骄傲，原因在此。 这样内心的冲突，是由丁玲的特殊处境带来的。设若她的经历也同冰心一样，或张爱玲一样，虽然生命也许不那么风云际会，却可以比较纯粹地以女性作家和身份与感受终此一世。张爱玲晚年孤寂地卒于北美寓所，但我感觉她的内心是平和的，也是满足的。1937 年，丁玲在西安遇见萧红，曾经劝说她也来延安，后者并未听从，不久在香港死于困苦中；不过，仅就作为“女作家”而论，留在历史上的萧红，仍是完整的。6“四杰”之中，丁玲乃惟一特例。1936 年以后，她同时为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介入人生与社会，也为此承受着更多的影响。这情形对于 20 世纪中国一部分要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女性，颇具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