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法律的开明诠释一人犯法，九族株连，几乎被汉文帝刘恒之前所有的帝王视作必须沿袭的治国宝典。因为一人犯法屠灭九族，对于帝王来说是最简单的处置办法，省去了许多时日和麻烦；还因为这种办法能以最恐怖的震慑力把人吓住，省去了帝王教化百姓所要花费的许多精力。但正因为其简单，标明了帝王愚蠢；正因为其恐怖，揭示了帝王暴戾。 刘恒登上皇帝的宝座后，便下诏废除此法令。他的这一举措不只表明他与愚蠢与暴戾告别，更像是向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统治术宣战。国家的法律由皇帝签署颁布，可皇帝是金口玉言，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一个梦呓，都具有、甚至超越法律的效力。封建帝王的特权与法律的权威所构成的特殊矛盾，在皇帝身上聚焦。 我们的祖先
2、虽然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而制定了一些令今人看来荒唐的法律，但法律的荒唐并不能抹杀古人执行法律的认真。这之中积极的意义，不在于一种精神，而在于对法律意义的理解。应当说文帝刘恒对法律意义的理解是准确的、开明的。 张释之当司法部长不久，接手了一桩与文帝刘恒有关的案子。案情非常简单：文帝出巡到长安城北中渭桥时，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来，把文帝辇车的马惊吓了，突然狂奔乱跑起来，差点儿把文帝从辇车里摔出来。护卫文帝的骑兵追上去，把那人逮住，交给司法部长张释之治罪。张释之不敢怠慢，立即升堂审理。 2惊吓文帝御驾的人是长安县一位平民，他走到中渭桥时，听说天子出巡清道，禁止路人通行，便躲到桥下，想等天子的车队过去后再出来
3、。左等右等没有动静，这人以为天子的车队过去了，便小心翼翼地从桥下伸出脑袋，恰巧碰上天子的辇车，把天子的马惊得暴跳起来。这人吓懵了，没命儿似地奔逃，被骑兵侍卫像抓小鸡一样抓到了司法部。 张释之听了这人的陈述后，对照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判他违反清道禁令，处以罚金,便把人放了。 文帝刘恒得知这个判决结果后，亲自找上门去，质问张释之：“这个人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驯服，要是换了别的马，岂不把我摔伤吗？”最后文帝说：“这个人犯了那么大的事，你这个司法部长竟然只判他罚金？” 这最后一句的言外之意，就是你这个司法部长能不能分清轻重，你这个司法部长会不会判案，你这个司法部长是想干还是不想干了！ 张释之并非等
4、闲之辈，文帝怒气冲冲发出的质问，其言外之意于他的不利，甚至于他的危险性，他不会听不出来。但张释之不愧为文帝这种明君所挑选的司法部长。面对文帝的质问，面对文帝的恼怒，他没有曲意奉迎，也没有拿法律当儿戏，而是把耿直忠良之心当旗帜高高举起，据理与文帝力争。 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人人都遵守的准绳。法律规定违反清道禁令的处以罚金就得处以罚金。如果不这么判，凭个人的意志任意加重处罚，那么天下谁还信任法律？退一步说，如果陛下您当时就把他诛杀了，也就罢了。现在您既然交给司法部，司法部就一定要依法行事，坚持公3平。如果不这样，看着当权者的喜怒去判罪，想轻就轻，想重就重，百姓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吗？张释之在作了这样
5、一番据理力争后，客气了一句：请陛下明察。 史载：文帝在听了张释之这番话后，思索了很久，说：“你的判决是对的。 ” 文帝思索良久的这句话，对于史学家来说，也许意义不大，但对于文学家乃至读书的人来说，留下的想像空间却是广阔的。 至少我们可以作这样一种推测：文帝很矛盾，一方面，一个小小百姓竟敢惊吓他的御驾，害得他差点儿从车里摔下来，着实使他吓了一跳，弄得他恼羞成怒，恨不得把这个小小百姓宰了。另一方面，自己签署颁布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只能处以罚金，杀他不得。当然，凭他皇帝的权威，张嘴把一介百姓杀了，张释之不能不执行，法律也奈何他不得。但文帝在个人情绪与法律规定的矛盾面前，非常理智地选择了法律的裁决
6、。文帝在受到张释之顶撞之后思索良久，就是理智战胜情绪的过程，就是一个开明君主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法律约束之下的过程。 还说说与文帝的父亲有关的一件事。 有一个人偷刘邦祭庙门上的玉环，被当场抓获。 这小偷也是没脑子，偷到先帝刘邦头上，给自己偷去了一个死罪。 古时的皇帝是很虚伪的，不管这个皇帝的位置是父亲传给自己的，还是自己推翻父亲的统治地位从父亲手里夺来的，只要自己坐上皇帝这把交椅，哪怕对生前的父亲恨之入骨，也要假模假式地做出一副对先人恭敬的样子，以表明自己的孝顺。文帝刘恒也一样，他无法摆脱传统势4力对他的影响，加之他是刘邦的庶子，虽被刘邦封为代王，但他无法不顾忌吕雉看他的目光，因而虽为王，却不得不
7、小心谨慎过日子。这种谨言慎行的岁月，更加重了他孝孝顺顺的品格特色。故而吕雉政权被推翻后从刘邦诸子孙中挑选皇帝，刘恒因为孝顺而加大了作为选择对象的分量。坐上皇帝宝座后，刘恒固有的品德加之传统势力的强大惯性，使得他必须在恭敬已经作古的先帝刘邦方面，表现出顽强的虔诚。因而当把偷盗刘邦祭庙大门玉环的小毛贼捉拿以后，他感到震怒，立即遣交司法部审理。 审理这个小毛贼的任务，又落到了司法部长张释之的头上。 张释之就是张释之，他没有顾及文帝个人的品格特色，而是一头扎到法律堆里找条款，按“偷盗皇帝祭庙律” ，把那个小偷判了个法场斩首。这个结果向文帝一报告，文帝立即火了，又一次找上门去，对张释之喊道：“这个小毛贼
8、胆大包天，竟敢偷先帝祭庙的东西！我把他交给你司法部，是要你判处诛杀他的全家。可你却拿法律来顶我，判他个法场斩首，这不符合我恭敬祖先的本意！” 面对怒火万丈的文帝，张释之叩头请罪，但坚持法律原则，半点也不让步。他说：法律这样规定，我就这样判决。对于犯罪，应该看触犯法律的轻重大小，作为惩罚的根据。张释之为了证明自己判决的正确，也为了说服文帝，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说：如果因为偷高帝祭庙门上的一个玉环就诛杀其全家，万一哪个愚民掘了长陵一?g 土，陛下将作什么更重的惩处？ 5我之所以说张释之这个假设是大胆的，是因为古人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说十分隐晦的话，用现在的语言翻译张释之说的掘长陵一?g 土，就是挖
9、你家祖坟。为一个偷庙门玉环的小毛贼辩护，而作挖文帝祖坟的假设，且文帝尚处于暴怒的情绪之下，真可谓胆大包天。仅凭这样一句亵渎高帝的话，就可以砍下张释之的脑袋。 文帝刘恒没这样做，而是报告薄太后，批准原判决。 文帝报告薄太后，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认定，文帝虽遇到了张释之拿法律顶他，但他最终还是被张释之说服了。报告薄太后，是因为薄太后曾做过刘邦的妾，又是文帝的娘，请示一下老娘，既示以尊重，也给自己一个台阶。 文帝刘恒虽贵为天子，但同样有血有肉。平民百姓惊吓了他，他气得想把人家的头砍掉；小毛贼偷了他父亲祭庙门上的玉环，他又恨不能诛杀小毛贼的全家。文帝这种情感的偏颇宣泄，是常人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说，假设历史记载的就是文帝在盛怒之下砍了小百姓的头，诛杀了小毛贼的全家，在后人看来也是无足轻重的，甚至仅凭这两件事，影响不了历史也影响不了后人把他视作明君的赞誉。但司马迁先生用巨笔记下文帝尊重法律的区区小事，似有其更深刻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