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胡同文化下“忍”的精神困境摘 要白大省是铁凝笔下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她生长于以“仁义”为代表的老北京胡同，但当视野细化到人物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能力上时，其真正体现的是“忍”的性格特征，而非“仁义” 。一方面，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本文对“仁义”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从“忍”的内涵范畴出发，认为白大省属于“忍人之忍”的极端范畴。另一方面，由于性格懦弱卑微与缺乏主体意识，白大省在现代社会中深陷“忍”的精神困境之中，在危害自我的同时对他人造成负面影响。进而让人质询以“忍人之忍”的白大省为缩影的国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改变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摘 要忍人之忍 精神困境 胡同文化 一、胡同文化影响下的忍
2、 白大省是北京胡同里出生长大的女孩，在七八岁的时候被人评价为“仁义” ，她在一年级时把昏倒在公厕里的赵奶奶背回家，在二年级就担任起每日给姥姥倒便盆的责任，到三年级看卖花姑娘都会哭得无比专注等等，通过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灌注在白大省身上的“仁义”的理想人格。但视野细化到人物性格特色上，白大省思考方式、所作所为体现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义” ，而是在胡同精神的道路上有所偏差。 作品的开头便将北京城比作一片树叶，胡同是树叶上蜿蜒密布的叶2脉，在胡同里穿行的女孩们就像城市的汁液，使得北京这座精神的城市肌理清晰、面庞润泽，可靠而温暖。胡同是北京城的一个特色布局，也是时至今日最具代表性的“老北京
3、”建筑。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说道，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 。民居建筑是精神内涵的外在反映和物质表现，四合院的四方四正、胡同的正北朝南都体现了北京人的敦厚随和。在分析了胡同的特色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后，汪曾祺道出了胡同文化的精义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正如老舍茶馆里的北京小市民的典型代表王利发曾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 ，这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也是小说主人公白大省的生存态度。 从小居住在“近邻皆是亲”的驸马胡同里的白大省在民居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诸事皆忍的性格。有学者从哲学角度将忍分为四种，修养之忍、手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
4、中忍人之忍，指过度偏离事件的评判标准，一味忍受纵容他人无理的行为，脱离了人性可接受限度的忍，即超出合理范围的感性愚昧之举。在白大省小时候做出扶老人家过马路、给姥姥到便盆、好吃的让给表姐、帮弟弟扛下责罚这些都可以归为理性的礼让与忍耐，但当长大了的白大省一再忍受姥姥不分青红皂白的辱骂、弟弟昧着良心的算计、表妹肆无忌惮的占有、爱人再三的背叛抛弃与反复时，她却像自己的姓氏“白痴一般地”将所有不合理的事情照单全收，心甘情愿、浑然不觉地接受了现实的不公平，此时我们可以发现的白大省的行为已不算是理性的“忍耐” ，而是极端感性的“忍人之忍” 。这种“善良”在老一辈口中说成是“仁义” ，却越出了传统文化精3神品
5、质，走向了“忍”的极端“忍人之忍” 。 重新解读前辈们给白大省定义的“仁义”精神，不过是一种过分“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美化形容。其身上真正体现的是越走越偏的“忍” ，并且是消除了个体感受、一味适应外在的“忍人之忍” 。大家在白大省年幼时便将“仁义”的包袱安排到她的手上，在生活中处处利用白大省的“忍” ，心安理得地享受白大省带来的好处，而白大省却从“仁义”的源头走向了“忍人之忍”的另类支流。作品开头便抒发了“白大省仁义就让她仁义去吧”的感叹，如果白大省已不是“仁义”的代表，还能让她如此“忍”下去吗？ 从本质上说，忍人之忍是病态人格的体现。丧失心性的白大省日渐惯坏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姐“我” 、最亲
6、的姥姥和弟弟以及爱人们的性格，大家都对白大省的过分善良熟若无睹，理所当然地要求与分享她，变得野蛮、无理、任性，暴露出人性鄙陋的一面。 首先以表姐“我”和白大省的相处进行分析和阐释。一瓶汽水，表姐“我”总是先喝，而且永远比她喝得多，又由于她从来不懂得埋怨与诉苦，表姐“我”因此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 。 “我”和白大省都要洗头， “我”抢先洗，最终让白大省没时间冲头，挂着一块蛋黄洗发膏，“我”虽感到愧疚但却因觉得她不会在意而终未提及。作品借第一称叙事“我”的心理展露出：“白大省是这样一种人：她会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件事你有什么可对她不起的，她会扫你要道歉的兴。所以你还是闭嘴吧，让白大省还是白大省” 。
7、这样地不求回报、不管事理的白大省，合理表达情绪的机会她从来都选择放弃，维护尊严的必要道歉她也从来不去4要求。于是愈发地无人在意其的感受，真正地去关心她的情绪与幸福。殊不知， “一味的奉献、给予”并不是高尚人格的体现，他人得到的益处并不会永远呈指数增长，长时间反而会扭曲危害他人的心智，形成“她从不抱怨，表姐我因此从来也不知道让着她 ”， “我感到愧疚但却因觉得她不会在意而终未提及” ， “我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等的危险性认知偏差。而本应是在每个人情感体验中扮演“最慈祥与仁爱”角色的姥姥，也在白大省的“忍让”下养成了刻薄和无理的性格，就连表姐“我”都认为姥姥一生都没给过她好脸子。 从白大省情感生活
8、中几个男人的性格和环境分析。郭宏“一个靠吃女人饭的男人” 。在北京没家，因而为了毕业后留在北京，带有目的性地和白大省交朋友，最后却因为结识到女日本留学生，为去日本发展而果断抛弃白大省，在几年后厚着脸皮却被老婆抛弃后带着女儿找上白大省，提出不能拒绝与其结婚。这个出现在白大省成人生活之始末的男人可以说是在白大省的爱人里最了解掌握白大省性格弱点的人，也是在白大省的忍让和纵容下变成了一个依赖他人的白眼狼。关朋羽“一种居家?日子的男人” 。关朋羽比白大省小一岁，个子和白大省差不多，旅游中专学历，看起来没有欲望也没有性，原本是阴柔、弱势的性格。却在遇到比自己更没有要求与想法的白大省后，大胆地背离爱他的白大
9、省而娶了白大省的表妹小玢。夏欣“一个养活自己都费劲的男人” 。夏欣带着盲目的自信离家出走，自认为才华横溢却干什么都没定性，没有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白大省热情且大方地接纳了他，于是开始“白吃白喝说白话 ”，苛刻于白大省的善良，对白大省随意的生活态度感5到不舒服，对白大省在认识自己没多久时就愿借自己一万元开厂的行为不感激反而产生鄙视心理。白大省的“忍”在无形中使得三位男性苛刻和狭隘的心胸愈演愈烈。 由此可见， “忍人之忍”的负面价值在于使品性者本人处于被压迫、弱势地位的同时，还会助长行为无理者性格与行为的?凉嬖骄兀?最终酿成“善”在恶中的悲剧。 二、忍的精神困境 白大省是中国弱者用“忍”应对苦难的
10、一个典型，在时代的冲击下显得不合潮流，更是处于精神困境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因而她痛苦的遭遇、矛盾的心理、面临的“永远” ，也是当代社会中“忍人之忍”的人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 就像“忍人之忍”不仅迫害自身更危害他人一样，这种精神困境的产生除了受到外界一定程度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取决于内在因素，即白大省对于自身品质所表现出的犹豫和动摇。这点在爱情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她在爱情之初就给自己制定了盲目付出、令人心酸的“也许我得选择我爱他比爱我更更”的低标准。带着“忍”的低标准，在白大省的四次婚恋中，她扮演的始终是照顾者与忍受者的角色， “把伺候郭宏当作最重要的事” 、想象着如果和关朋羽一起过日子
11、一定什么都不让他干、听凭夏欣在其家中白吃白喝外加穷“白话” 。更令人想要责备的是，白大省的“屡爱屡败”没有使她意识到两性世界的不平等，而是始终软弱地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外貌平平，缺乏女人味儿” ，在极端的自我否定下不断按照男权社会的标准来改变自己、迎合他人。白大省在环境外力下愈演愈烈地内在忍让性格决定了她在爱情上的悲剧命运，缺乏在爱6情与婚姻里寻求自由平等的勇气与意识，软弱到丢失自我的个性与尊严。“忍”的精神困境早在古代典故中可窥见，将白大省与农夫与蛇 、中山狼传中农夫与东郭先生作类比。在有双方（多方）共同参与的事件中，不可单一地追究某一方的责任，我们习惯性地批评蛇与狼的冷血无情、忘恩负义
12、，却没有意识到诱发事故的本因是受害者本身。 农夫与蛇中农夫明知蛇是有毒的冷血动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必死于蛇毒液之下，却还是因过度的怜悯之心将蛇捂于胸口，这无异于将自己主动置于弱者的环境之中。最终才会发出“我竟然去可怜毒蛇，就应该受到这种报应啊”的临死感叹。 中山狼传中东郭先生素以满腹经纶、爱心泛滥著称，而狼正是知晓这一点才施计引诱先生同情，在养精蓄锐后忘恩负义、谋害先生。由此可见，过度的怜悯、泛滥的爱心成了农夫与东郭先生的软肋，成为被他人借以利用谋害的致命武器。所以悲剧发生的责任不仅归咎于“狼”和“蛇”这类残忍、奸诈的强者，更是东郭先生和农夫这类迂愚者使自身陷于弱者的位置，并“助肘为孽 ”
13、、 “养恶为患”让强者更强，最终导致了“人救物后反被物欺”的可笑结局。对比白大省，她同样何尝不是这样一个用“忍”助长身边无理者的嚣张跋扈、肆意妄为的迂愚者。白大省面对弟弟与弟妹索要房子，心里明知他们的算计，却不敢也不愿拒绝，即使这是白大省在遭受感情创伤后唯一剩下的东西，她也在软弱的内心挣扎中选择了拱手让人，并且是以“好言好语，柔声细气”的姿态请求弟弟弟妹收下自己的房子。面对“忍”的精神困境，更多的情况我们不能埋怨强者太强，而应责备弱者太弱。7正是弱者的一忍再忍、忍人之忍，最终导致热心过头反被他人利用伤害的精神困境。 再进一步探析人物性格深陷困境的内因，可以发现，白大省的“仁义”缺乏表达自我情绪
14、的合理内核，缺乏肯定自我的精神支柱。深陷在“忍人之忍”精神困境中的白大省需要寻找主体意识，即使这是一次漫长的精神之旅，即使就像“永远”那么远。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是白大省固守自己宽容忍让的行为规范，盲目地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忍”是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更符合今天人们推崇的行为准则。实则不然，这样的认知让白大省的一生都处于劣势的生存状态。 每个人在成长中都应理性地审视外界，客观地审视自我，从而定义自我的身份与地位，确立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人可以在审视中获得对自我的认知，并将其转化为富有主体意识的角色设定，这种设定影响着外界的评定。但白大省却不具备这样的自我主体意识，相反一味地接受与成为“他人安排的”形
15、象。当她在七八岁被胡同里的老人评价为“仁义”时，她就安分守己地接受了这个标签，却从没想过这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有点可疑的词” ，也没有思考过真正的仁义精神应该具备怎样的思维判断方式和行为实践能力。其实在作品永远有多远中，第一人称“我”就曾以一个和白大省七八岁同龄小孩的身份表达了白大省对这个词的模糊感。虽然“仁义”是一个激发不起“我”太多兴奋和感受力的词，也不像“消沉”此类词汇让“我”觉得奇妙不凡，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七八岁的小孩都不会敢去问清楚大人它们确切的含义。那么“仁义”在白大省心中是什么呢？从没有人告诉白大省， “我们老北8京的胡同精神仁义是仁爱与正义”这样一句话。或者在白大省
16、眼中，它就是指“脾气随和得要死的乖孩子” 。慢慢长大的白大省被推向善良与忍让的极端，形成一种丧失主体意识的习惯“忍人之忍” ，性格的软弱和内在的匮乏成为了白大省的一个精神困境。 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中有一段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话， “您多余操这份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体现了“忍”成为一种习惯反射而不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行为之后的可悲与可怜。合理礼让的修养之“忍”是选择题，忍人之“忍”却成了和吃饭睡觉一样的一种习惯。当“忍”成了习惯，个人道德就会丧失底限，如表姐“我”在看了宁死不屈后“矫揉造作地陶醉着自己” ，引逗白大省配合演“法西斯” ，当时的“我”熟络地掌握着白大省对人
17、的那一种天然服从感，暗地里认为即使把她当成“法西斯”一样的坏人、笨蛋，她也绝不会绝不敢翻脸。殊不知，日行渐远， “忍”会成为了生物层面的一个求生本能，若一个民族存了这种心理，整个民族就有可能深陷于精神困境的漩?u 里。 作者铁凝曾在访谈中强调道，她思考的更多的是中国式的人的生存状态。白大省的形象的实质是人性自身弱点的展示与揭露，并说明了主体意识的重要性。人的主体意识不仅是人性自尊、自爱、自强的前提，更是人类精神家园建设的关键所在。和谐社会不是靠一己的善良美好所构成的， “忍”也绝不是人际交涉的最佳之道，白大省式人物本是当代社会的一朵雪莲，但在法治的社会，情字当头理先行，若丧失了对事理的理性判断
18、力，一味以“好”迎合他人， “出淤泥而不染”的好景也会不长。9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拥有主观能动性，在合理的尺度内善待他人、影响他人，众善和谐才是大道。 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在展现一段发生在老北京胡同里的故事的同时，通过白大省这一人物表达了对“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内心诉求”的探讨。关于改变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发现，在对待他人的内在心理态度上白大省多次想要尝试改变。对于背叛自己的关朋羽和小玢发誓“一辈子不答理” ，看穿了弟弟白大鸣与咪咪合伙来算计她换房子，知道郭宏是在被人抛弃养育一女的条件下才回来找她。可她还是在关朋羽婚礼时没骨气的为他们挑选了祝福礼物；在首次尝试言语尖刻地维护自身利益拒
19、绝换房之后，又开始本性使然地心疼弟弟，最终“好言好语，柔声细气”地央求着把唯一的房子让给弟弟；在表姐“我”面前表现出拒绝和郭宏结婚的想法后，又因郭宏孩子的一块充满馊奶味儿的小手绢而可怜郭宏，答应和他结婚并养育他跟别人生的女儿。因而作品在“变”与“不变”的浑浊对抗中，放大并彰显了个人内心诉求与生存环境的矛盾性，奠定了作品悲凉的基调。于是白大省式人物形象令人产生出一种无奈与悲哀：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既定观念的制约影响下，极度地缺乏自我的思想认知与行为判断。 白大省的遭遇让我们看到， “忍”的人格在与现代化物质环境的冲突和矛盾下形成的精神困境。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缺乏基本的个性意识，无法成就
20、现代人的价值和尊严。 而回?w 作品标题， “永远有多远”直接展示了作者对于“改变可能性与合理性”的思考。这种发问是对自我精神困境的批判与反思，更是突10破个体指向整个人类存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眺望。 “永远”总是一个我们无法触及的概念， “永远”的“忍”到底有多远，白大省是当代人的一种缩影，这种“忍”到极端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幸令人触目惊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人物形象更加复杂和浑厚，也使这个人物形象能够在当代文学史中特殊迥异，受到读者的关注与思考。 （责任编辑：杨建）参考文献： 1铁凝.永远有多远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铁凝.文学?梦想?社会责任J. 小说评论，2004（1）. 4陈少明.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J. 学术月刊，2007，39（1）：60-65. 5陈少明.仁义之间.J. 哲学研究，2012，1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