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读后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研究学术史的一部名著，1920 年一出版就倍受读者的欢迎。在短短 6 万余字的篇幅里，作者对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发展作了全景式的勾勒，涉及清代几乎所有的学者和著作，即使在今天，此书仍被认作是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回顾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对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一、 “时代思潮”论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是以“时代思潮”为着眼点展开的。在本书开篇，著者认为时代思潮的形成与历史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及心理取向有一定关系。因此他将清代考证学与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并列为独立的学术思潮加以研究。 在全书中，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
2、四个时期：一、启蒙期，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他们针对晚明王学极盛之后，学者束书不观之弊，以经世致用的实学相号召，治学规模宏大。二、全盛期，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为代表。由于受到文字狱加上“学者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走上考据学道路，治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标榜，失去经世致用的目的，末流甚至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三、蜕分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2这些学者治学秉承启蒙期经世致用的宗旨， “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言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以下
3、仅标页码)四、衰落期，蜕分期也是衰落期，俞樾、孙诒让是这个时期的最后大师。综观这四个时期，梁启超认为它们代表了“复古”的四个阶段。“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第 7 页) 梁启超在本书中，以时代为经，以学派、学者为纬，论述清代学术发展的轮廓，涉及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地理学、校勘学、辑佚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他对清代学术的四阶段分期，是对清代学术史发展规律的尝试性归纳，在考察不同阶段的兴衰衔接时，注重揭示内在因果关系，对启蒙期的兴起、全盛期的出现、衰落期
4、的分裂等原因，尝试从学术发展自身规律以及政治、社会对学术的影响进行综合考察。在对清代主要学术流派和学者分析评价时，注重论述思想渊源、学术师承。梁启超的这种论述方式，有助于后学对清代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认识。 二、汇通中西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已不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随着西学的不断传人，中国的思想界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梁启超在3对清代学术进行研究时明显具有汇通中西文化的意识，这使他在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时走在时代前列。 清代学术概论本意是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的序文，由于成稿后篇幅过长，遂独立成书。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清代是与西方“文艺复兴”类似的时代，推究其用意则是“校彼我
5、之短长而自淬砺也”(同上， 自序 ，第 1 页)，说明梁启超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是认同的、自信的，但另一方面，也不盲目自大，而是主张中西文化互相沟通、比较而共进。在他看来，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同上，第 3 页)。对于他的这种一家之言，我们需要肯定的是他以开放的眼光面对问题的意识，至于是否如其所言“绝相类” ，值得商榷。 “清代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本质绝然不同：清学生存发展的环境是中国封建文化，文艺复兴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萌芽；清学更多表现为一种治学方法，文艺复兴则有思想解放意义。梁启超本意欲将中西文化作一类比汇通性地阐释，不料却因此反映了他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尚
6、不够深入，存在一定偏颇。 在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梁启超也有意识地汇通中西文化。他认为晚明理学的弊害有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督教， “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第 9 页)。在对清代一些学者作评价时，他也将之与西方学者进行比较。他认为颜元“其学有类似罗马之斯多噶派 ”(第 20 页)。在评价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胡渭易图明辨在思想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时，同达尔文物种起源 、雷能耶稣基督传在欧洲思想界的震动进行比较，以肯定阎若璩、胡4渭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 梁启超依据其对“西学”的了解，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有意识地汇通中西文化进行阐释，往往注重的只是中西文化
7、形式上的雷同。在对中西文化相异原因进行分析时，也有他的一家之言。他的这种意识契合了时代赋予的重任，尽管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还有争议，但他仍不失为自觉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先驱，而且对国人进一步了解研究西方文化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 “科学精神” 梁启超汇通中西的重要成果，即是对“科学精神”的高倡。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他多次提到“科学精神” 、 “研究方法” ，认为二者是清代考据学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因素。在论述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方法和精神时，我们看到了他利用近代科学精神以及演绎、归纳的逻辑方法，以便客观真实地考察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梁启超在书中认为，清代研究学术，颇具“科学精神” 。这种科
8、学精神的程序是：“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第 62 页)这就说明梁启超对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有一定认识，并自觉将其运用到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中。在评价学者5的学术成就时，他常以“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为标准。他认为顾炎武之所以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主要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第 11 页)，王夫之的治学方法在他看来， “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第19 页)
9、。他高度评价戴震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与戴震“善疑” 、 “求真”的“科学精神”分不开。 梁启超对全盛期正统派学风特色的归纳总结，一直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他将其归纳如下：“凡立一义。必凭证据”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孤证不为定说”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 ；“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文体贵朴实简挈”(第 47 页)。梁启超的这些结论是在总结清代学者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至于
10、他对清代学术思潮的整体把握、内在因果关系的论述以及发展阶段的预测，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梁启超在评价学者的学术地位时，以学者一生的研究成果向读者客观展示，而不空作论断。在评价康有为时。既肯定其对今文学运动的作用，也批评他妄加论断的缺点。在评价自己时，不惜“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自序 ，第 2 页)。梁启超这种自觉以客观态度评价自己的精神是值得嘉奖的。梁启超对清代学者“科学精神”的高倡，对学者和他本人客观如实的评价，是他治学精神的反映，并使清代学术概论的学术价值有了可靠保障。 6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以“时代思潮”解剖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使后学对这段学术发展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以开阔的胸襟处理中西文化交流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表现了一代学者勇于担当的风范；对“科学精神”的高倡，则是他本人治学客观求实精神的反映。正是以上三点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清代学术概论也不枉称一部经典名著。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71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