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漫天剑光化作一剑直劈五大腐败（续）野蛮拆迁、司法腐败、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批发官帽 开单提成、检查黑洞、药价虚高、专家走穴 医疗行业的腐败现象究竟有多么严重呢？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 2003 年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和 2004 年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连续两年向大会递交提案，痛陈医疗行业的腐败现象。 任玉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道：“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一次在成都陪妻子去某三等甲级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看感冒，医生开的药竟高达 830 元。后来她没去取药，凭经验吃了 20 多元的感冒药就完全康复了。 ”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任玉岭还说出了一位朋友的辛酸：去年，他到
2、一位退休的朋友家中拜年，发现朋友的床下放了一瓶农药。朋友说：“现在医药费实在太高，本人工资受不了，万一病重了就喝农药，不能把昂贵的医药费重担留给下一代！”任玉岭说，这位朋友是 1952 年就进厂当工人的，20 世纪 60 年代当上了干部，算是一位老干部了，但他对药价虚高的无奈让人揪心。由于药价过高，广大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既惧怕生病又惧怕就医。据任玉岭介绍，农民患病后，有 55以上的人不敢去医院就诊，导致“小病拖、大病磨” ，结果是越拖越严重。任玉岭认2为，医药价格的虚高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不无关系。他说，心脏支架的价格在香港市场上仅为 300 美元，但在内地的医院做手术，医院开的价格一般都在
3、3 万元至 4 万元之间，比香港高 10 倍。价格的虚高，加上无人过问和干预，从而导致了心脏支架走私现象的不断加剧和严重。 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结束后，任玉岭又开始了调研工作。2004 年3 月 4 日，任玉岭又向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递交了提案，他关注的依然是医疗卫生行业的腐败现象。任玉岭介绍说：“医疗腐败行为不仅败坏了白衣天使的名声，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 ”在任玉岭委员看来，医疗卫生行业的腐败有 4 种表现，即“开单提成、检查黑洞、药价虚高、专家走穴” 。 一、现在医院盛行的是医生根据开具的处方进行“开单提成” ，也叫“吃回扣” 。某些医生在利益引诱下，不顾病人实际病情，
4、无限制地开出大处方。我国医药的销售，医院占 85，医药生产厂家在不择手段地抢滩医院这一巨大市场时，给医生的回扣十分惊人。据业内人士透露，抗菌素的回扣约为药价的 15，肿瘤药物的回扣是 30。 二、 “检查黑洞”处处是陷阱。哈尔滨一个 6 岁女孩随父母到杭州旅游，因要做一个阑尾小手术，竟然做了 104 项化验和检查，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连艾滋病的化验都做了。西安的一个病人要拍 X 光片，医院把原有的 X 光机定为“不清晰片” ，把内部集资新购的 X光机定为“清晰拍片” ，前者收费 25 元，后者收费 100 元。一位病人由于经济困难拍了一张“不清晰片” ，医生说看不见，要求患者重新
5、拍“清晰片” 。患者因经济困难，再次拍了一张“不清晰片” 。结果，医生以为3患者拍的是“清晰片” ，仅仅扫了一眼，便说“没什么问题，吃点消炎药就行了” 。 三、 “药价虚高”坑害患者。任玉岭举了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西安某医院的凯塞欣抗菌素，一针的售价是 88 元，就在这家医院大门外的药店里，同样型号、同一厂家的同一产品仅售 7 元，医院售价高出药店 12倍。福建一家医院的处方药神威参麦注射液售价是 112.7 元，外边药房明码标价仅为 18.6 元，相差 6 倍。还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倾向，就是一些厂家利用“包装翻新”变向涨价。一种是换包装，如有某药品原本每瓶 100 粒装，价格仅 5.8 元
6、，现在改为铝铂板盒装，三板总共仅 36 粒，售价却高达 12 元；或是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东西，就申报为“新药” ，价格马上翻上去几倍。药品定价过程缺少一套有效的药品成本审核办法，是造成药价“虚高”的源头。按理说，药品合理价格并不难确定，药品价格本应由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加上药厂、批发公司和医院、药店的合理利润构成，但是由于利益驱动，有关部门基本是按药厂自己提供的申报资料来核定药价，容易形成“虚高”药价。 四、 “专家走穴”蒙人骗人。目前，许多医生打着“请外医”的名义收费和要红包，形成了很多医生到处“走穴”的现象。 “你请我，我请你，请来请去，互为收取红包开方便之门。 ”据介绍，有些医院
7、还分解了医疗程序，增加收费环节。另外，因专家门诊可以多收挂号费，很多医院把大多数医生都转成了专家门诊，有的医院连普通门诊挂号都没有。 “权力寻租”进入校园 4这是听起来令人心酸的故事。春节前夕，广州一位姓刘的女士带着岁的儿子到幼儿园，儿子问刘女士：“妈妈，要不要给老师送点礼品？”刘女士听了儿子的问话，一夜未眠，她感叹的不是该不该给老师送礼问题，而是觉得这么大的孩子就已经懂得了“腐败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 。目前， “择校费”之风越演越烈，已成为教育腐败的一个催化剂。更可怕的是，某些地方的收取“择校费”已进入市场化按质论价阶段。重庆市渝中区某重点中学的“择校费”是“4 万元人” ，而且，这仅仅是“
8、起步价” 。然后，学校再按分数，低于分数线的，每 10 分加收 5000 元。三峡库区某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重点中学的每个择校生也得交 1 万元至 2 万元。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重庆市 2003 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 8093 元。如此昂贵的“择校费”谁能受得了？ “择校费”的形成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国教育事业投入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办“窗口学校” 、 “明星学校”之类的崛起等都加剧了学校的等级分化，加上教育主管部门某些政策不当的引导，使得“重点学校”越办越强， “普通学校”越办越弱，两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差距明显扩大。于是，学校和家长“两厢情愿”的“赞助费” 、“择校
9、费”出现了，教育开始走向市场消费的道路。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愿意出钱“购买”更好的教育，重点学校为了盈利不择手段地“创收” 。一时间，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纷纷挂牌亮相， “择校费”也随市场需求不断地飙升。然而，一些基层教育部门不是想方设法5消除这一差距，而是把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成为教育腐败的一个催化剂。 在重点学校， “择校费”成了教职员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公款请客送礼、公款旅游和铺张浪费也多从这笔收入中报销，搞腐败的经费也算在教育成本之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人说：“数百上千万元的择校费究竟流向何处？是按什么样的比例来分配使用的？学生和家长
10、并不清楚，也很少有部门进行有效监控。 ”更令人忧虑的是， “择校费”在某些地区已演变为“权力寻租”的一种形式。一些掌握实权的人，为了子女就读重点学校，给学校批“条子” 、 “打招呼” ；学校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给“当权者”送钱送礼，会触犯法律，而送“招生名额”常常只是“协调关系” ，可以逃避法律约束， “择校费”竟成了一种“教育贿赂”资源。 随行就市“批发官帽” 年月日，中组部对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辽宁省宽甸县原县委书记商殿举、安徽省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马招德等起领导干部受贿“卖官”案件进行了通报。 通报指出：李铁成在任靖宇县代县长后特别是任县委书记期间
11、，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万余元，其中借提拔调整干部收受人的贿赂万元。年月，李铁成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年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年。6商殿举在任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万元，其中利用提拔调整干部、解决干部职级待遇等，收受人贿赂人民币万元。年月，商殿举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孔文在任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万元，其中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收受人贿赂折合人民币.万元，另有折合人民币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年月，孙孔文被判处有期徒刑年。马招德在任县委书记和省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
12、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万余元，其中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收受人贿赂折合人民币万余元。年月，马招德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年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年，剥夺政治权利年。 通报指出，李铁成、商殿举、孙孔文、马招德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本应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带头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但他们却滥用职权，大肆“卖官”敛财，严重玷污了干部队伍的形象，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完全是咎由自取。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用人行为的监督，严厉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这是一起令人非常可笑的“卖官事件”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山区的靖
13、宇县，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然而，就在这个以抗联英雄杨靖宇名字命名的英雄城里，却出了一个以“批发干部” 、 “零售干部”闻名天7下的大贪官原县委书记李铁成。 1947 年 2 月，李铁成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从吉林省粮食学校毕业后，1967 年 8 月。李铁成被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市粮库任化验员。 此后三十年间，李铁成由一个来自他乡的农民子弟、青年学生，靠自己的才干和不折不挠的奋斗，一步步攀登到靖宇县的权力极顶。1976年初，他被抽调为县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从此离开企业到机关，不久到县财贸部工作。李铁成能成功步入仕途，得益于文采出众，是当时靖宇县出名的“笔杆子” ，凭此一技之长，他得到当
14、时县领导的高度认可，由县委办公室调研员（副科级）晋升县委办副主任。1982 年，李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干部专修班，离职学习二年。当时，正值“重视文凭”的特殊历史时期，拥有“北大”这块招牌，在深山沟里的靖宇县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因此，学成归来后，李铁成升任靖宇镇委书记，1985 年 6 月被提拔为靖宇县副县长，时年 38 岁。从此，李铁成在官场上一路顺风1987 年任常务副县长，1992 年后任代县长、县长，1994 年 3 月任中共靖宇县委书记，一直干到 2000 年初，调任白山市政协副主席。 李铁成确实不容易，干了一辈子，最高的官位是正处级的县委书记。回首往事，李铁成认为当年自己
15、“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 ”。因为，作为外乡人，寒门子弟，他到靖宇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心愿只求能安身立命而已。所以，他也曾立志做个“好官” ，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客观地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李副县长”的政声虽不是有口皆碑，8但还是差强人意的。李铁成堕落为“贪官”的过程是渐进式的。李铁成说：“我在县级领导岗位上时间长了，职务也有所晋升，逐步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些下属干部借春节之机，以“拜年、看望老领导”的名义，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钱，不收怕伤感情，收了也感到很不自然，但最后还是收下了。当知这个防线一松，就是蜕变的逐步开始。我任靖宇县委书记之后，成为靖宇的权力核心。由于自己
16、思想滑坡，私欲膨胀，在蜕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经审理查明，李铁成在 1990 年至 2002 年任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直至白山市政协副主席期间，频繁利用干部提拔、重用、调动、推荐、返城任职和安排子女就业等机会，伙同其妻收受全县 162 名各方面、各层面领导干部的礼金和贿赂款计人民币 143 万多元。情节恶劣的是，向李铁成行贿的人，包括县里所有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没有空白。 监狱中的李铁成这样描述他的腐败历程：“我的蜕变是从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1993 年我大儿子结婚的时候，本来不想大操大办，但还是有许多人为我送了数额不等的礼金。开始时我也有不收钱的想法，但他们就通过我熟悉的第三者送来，迫使
17、我不得不收。 ” 一发不可收拾之后，李铁成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奇货可居的“商品” ，通过一次次“批发” （大范围调整干部）和长时间的“零售” （个别提拔干部） ，来获取丰厚的“回报” 。就这样，李铁成的全部家财，在短短的 10 年间就由 3 万元猛增到 270 多万元，按 140 多万元的违纪违法金额计算，平均每月有 1 万多元的贿赂款进账。 李铁成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有不少贪官是因他人举报而东窗事9发的，为此，李铁成给自己制定一套“规矩”：收受贿赂一定要“一对一” 、 “二人转” 、 “三人在场不作案” 。同时，李铁成还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收”的受贿原则：“事没办成的不收，关系太密切的不收，
18、几个人同时送的不收。 ” 检察机关查明：从 1985 年到 2002 年，李铁成在任靖宇县副县长、常务副县长、代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和白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期间，先后收受下属二百余名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当地所有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近一半）礼金和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1，802，329.29 元，并为送礼、行贿的下属干部在提拔、交流调整、返城、下派、保举、推荐、保官、重用、表彰奖励等方面谋取政治和其他利益。向李铁成“纳贡”的这些人，包括县处级干部 33 人，几乎囊括了当时该县五大班子中的所有成员、全县各部、局、委、办等部门的所有一把手及所有乡镇的书记和乡镇长。 据现有资料表明，在全国范围
19、内，有如此之大的“胃口”对下属干部“通吃”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暴富于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李铁成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堪称独步一时！ “大面积”的播种，必然带来“大面积”的收获。李铁成为什么会“出事”儿？李铁成为什么会成为中央组织部点名通报的典型，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2004 年 2 月，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在与中央党校第 19 期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说，今年中组部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为党和人民把好选人用人关。贺国强说，要坚持凭实绩用干10部，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 实践证明，凭实绩用干部，就会引导干部积极向上，见贤思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创造业绩；否则，一个搞虚假政绩的干部被重用，就会在干部任用上形成误导。正所谓“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 。贺国强说，要对那些勤政为民、求真务实、政绩突出的干部，给以褒奖和重用；对那些无所作为、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坚决加以批评和惩戒；对那些不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而热衷于跑门子、投机钻营，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干部，要坚决予以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