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绵延的“公里”25 公里,是一段距离的表示。但于我而言,这个数据已有了特定的指向它是 20 年前作为新华社记者的我,向公众传递的一条信息的“要点”:“我国农民的通婚方圆不超过 25 公里” 。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了这条消息,第一次明确而又具体地披露我国农民的择偶范围是如此狭小!“25 公里”所引起的影响广泛而又持续。 我很庆幸发现和传播了这条信息。那还是 1988 年夏天的事,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研究研讨会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召开。会议来了 200 多人,收到论文近百。我到会务组,看到论文堆得满地都是,便理出一套,一篇篇翻阅。当看到一份对农民通婚范围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民
2、通婚方圆不超过 25 公里”时,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感觉和自己头脑中多年积累的情况和思索的问题发生了“碰撞” 。 我是 1969 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的知青。刚去的时候,落脚在甘南县境内兵团农场的一个生产连队。说是农场的生产队,和相邻农村的村落差不多,一个不大的范围,七八十户人家,几百口人,居住在一排排草房土屋里,以种地打粮为生。对于一个刚出校门、头脑中只有都市印象的中学生来说,很自然地将眼前的情形和城里作比较。不久,便观察到一个现象,队里人口不算多,但智力低下的有好几个,算一下比例不低,觉得很奇怪。心想,或许城里人多,“傻”的人不容易碰到?但又想,这里人少,应该更不容易碰到“傻”的人才对。一
3、时想不明白,只是有了这个印象。 2以后,被调到营部当报道员,得以在 6 个生产连队的范围里活动;调到团部当新闻干事,活动的范围又扩大了好几倍;调到兵团报社当编辑,跑的地域更广了;调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基本上跑遍了广袤的黑龙江省跑的当中,当初在生产连队留下的那个印象不仅没有淡去,反而更深了常在农村走街穿巷,不经意间总能见到衣着不整、行为不正、被唤着“傻子”的人根源在哪里呢? 佳木斯市桦川县集贤村,是有名的“傻子屯”,全村 1200 多口人,呆呆傻傻的竟有 150 个。我专门去采访,了解到主要原因是水质不好,严重缺碘。村党支部书记许振中是全国优秀的村支书,长期和农村的“痴、呆、傻”人打交道。
4、我问他,除了水质问题,是不是因为近亲结婚?他说,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好,这个老百姓都知道,因此近亲结婚的很少。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活动范围很有限,虽说农村地域广阔,但农民基本上是围着自己的承包地转,眼界不宽,认识的人不多,所以前村找后村、左庄找右庄的现象很普遍,两个人基本上吃的是一样的饭,喝的是一样的水,看到的树和草都差不多,这对后代的体质和智力都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这番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关于农民通婚范围的调查报告,就是在有了这些积累的背景下看到的。报告由黑龙江省社会学研究所撰写,他们对 6 个省市 1441 个农民户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是:新中国成立迄今,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方圆不超过 2
5、5 公里。其中同村、同乡婚配的比例最高,同村通婚的有 409 人,占28.49%;同乡不同村通婚的也有 409 人,占 28.49%;同县不同乡通婚的有387 人,占 26.95%;同省不同县通婚的有 131 人,占 9.12%;同省城乡间通婚3的 23 人,占 1.6%;异省农村间通婚的 68 人,占 4.72%;异省县镇间通婚的8 人,占 0.55%;其余 0.07%为同省城市间通婚后迁入农村的工人。在面上调查的同时,他们又将黑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富锦市的农村作为“点”,进行全面调查,结果这个市农村同村、同乡婚配的比例高于全国抽样调查的平均值,有痴呆傻人口的家庭比例也高,达 1771 户。
6、主持调查的黑龙江省社会学所所长高彩芹对我说,同种生物远缘交配后代显现的优势大,反过来,近缘交配后代显现的优势小,这是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一个村落,几十、上百户人家,世世代代在几个姓氏中通婚,生儿育女,虽说不是近亲婚配,但人口的血缘关系肯定越来越近,用遗传学理论解释,叫作“遗传因子逐步趋向纯合化”,这种纯合的结果,不仅会导致人口质量下降,还会使一些罕见的遗传病发病率上升,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 调查报告和高所长的解析,解答了储存在我心里多年的疑问。但我丝毫没有觉得“轻松”,反而感到更沉重了,因为公众根本不知道方圆“25公里”这回事,而于国于民这都是件大事!我对高所长说,你们的研究成果只在社会学界
7、交流太狭窄、太可惜了,这既是值得进行理论研究的课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它牵涉到广大农民,牵涉到社会的许多方面,关乎人口的素质,也直接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农民脱贫致富的进程,应该让公众,尤其是广大农民都知道,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才对。她点头说同意我的看法。同时我也感到,“25 公里”是一个可“感”的、容易被理解的距离概念,它使我头脑中长期积累的“素材”有了一个恰当的,通过新闻表现的“契机”,或者说“由头” 。于是,我以“我国农民的通婚方圆不4超过 25 公里”为题写了新闻稿,新华总社收到后很快向国内外播发,被媒体广泛采用。 和一次采访结束,即转入下次采访不同,这回稿件发出后,我并没有完成任务
8、的感觉,反觉意犹未尽,感到只是开了一个头,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继续采访的题目。总社编辑也提出相同看法,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值得深究,否则碰了一碰即放下,不仅可惜,也没尽责。 方圆“25 公里”的话题于是绵延了下来,它成了一个起点,我由此行进,探索 25 公里的“内里”和“背后”,前后持续了 5 年多之久。从一开始报道农民通婚圈狭小这一现象,到后来写的一系列稿件,内容已扩展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农村户籍管理对农民的束缚、农民受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观念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接纳农民工的体制障碍、遗传学基本知识、痴呆傻人口对家庭的拖累、关心青年农民的社交活动扩大他们的交际面、寄希望于有文化的年轻
9、农民理性择偶以及移民国家的人口素质、混血儿的素质研究等等。稿件在被诸多报纸、杂志刊登、转载的同时,有些材料和观点还被专业研究机构引用,成为理论研究的素材。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农民的活动范围已极大地扩展了,随之而来的通婚范围也远远冲破了“25 公里”的束缚。我颇感欣慰的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传播了“25 公里”的概念,呐喊了这一狭小圈子的危害这多多少少起到了一些启示和推进的作用。当然,拓宽农民通婚圈的路还很漫长。 回头看,发现方圆“25 公里”这个新闻线索很偶然,但实际上有必然因素,那就是头脑中储存的农村痴呆傻人比例高的“印象” 。而这个印象5又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和城里的情况相比较后获得的。
10、可见“比较”,是科学认识论的重要环节。在新闻工作中,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面对同一件事情,有的记者有反应,认为这里可能有新闻;有的没有反应;有的虽有反应,但或单薄,或过度,或失当;而有的反应恰到好处,合理得体,并由此能写出引人关注的新闻这实际上和“比较”都有关系。人的思维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经历的事多了,头脑中积累的信息多了,知识面宽了,可作“比较”的材料也就多了。如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历史和现实的比较,国内和国外的比较等等,比较的资源丰厚了,遇到事情的反应自然敏捷、活跃而又恰当。为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回头看年轻时写的稿件,会看出不少不足之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随着阅历的丰富,可资比较的材料多
11、了。 快节奏的新闻工作,容易使记者“习惯性”地养成一个毛病,就像熊瞎子掰苞米,掰一穗扔一穗采写完一篇稿件,放下来,不管了,又去采访另一个题目。如此周而复始,时间长了,难免会有“浅尝辄止”的感觉。确实有些采访题目是“一次性”的,不值得深究和持续关注。但有些不是这样,不加区别,一而概之,容易浪费宝贵的新闻资源,使公众失去进一步获得信息的机会。新闻工作者的特点是敏感,反应快,关注的面宽。缺点是对“点”的持续追踪不够,因而影响对新闻信息反映的深度。一些有心的记者,尤其是专家型、学者型记者,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有价值的话题不满足于做过报道,而是当作研究题目,持续关注,积累资料,多方采访,丰富思想,从而时有有品位、有深度的文章产生,以至于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有的记者退休了,有两手空空的感觉。而有的记者不是这样,退6休后时间宽裕了,凭着多年采访积累的材料和思考的问题开展研究,觉得有许多事情可做,有更深层次的文章可写。可见,要想成为后一种记者,年轻时就要有这个意识,就要有所行动,这是基础。 年岁渐长,回想当年有关“25 公里”的报道,不由得感慨良多。 (作者系新华社上海分社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