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民族艺术史的精彩展现学人创造智慧凝结的长卷 王文章 记得前不久在我院举办的中华艺术通史出版座谈会上，李希凡先生、冯其庸先生和参加编撰这部书的作者，都与会作了感人的发言。看到中华艺术通史这 14 卷的出版，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在我们国家艺术学科的建设中起到的重大作用感到自豪。我是研究院的后来者，为我们前辈这些学者的贡献感到自豪的同时，心中有一种对他们真诚的崇高的敬意。 中华艺术通史历经 10 余年的时间，汇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艺术学科的很多学者来参与，前后达 100 多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这部书的编撰出版也给予全力的支持。10 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是在人的一生中，特别是
2、在学者的才华、学识以及创新性成果涌现的阶段，对一个学者来讲是事业的重要时期，作者中的很多人把这个时期献给了这部巨著。像中年学者苏国荣同志、刘晓路同志，在书没有出版前就去世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所以我面对这部书的时候非常感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已经成立 56 年了，一代一代的学者都在为国家艺术学术建设做出贡献。新中国艺术学各个学科一些奠基性的史论著作的完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前辈学者像张庚、郭汉城、杨荫浏、黄翔鹏、王朝闻、吴晓邦等完成的像戏曲、音乐、美术、舞蹈2等奠基性史论著作，在今天仍然绽放学术异彩。他们的学术精神应该由我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 中华艺术通史是这些前辈之后又
3、一代学人的创造成果，它有很高的学术性、文献性价值。作为艺术综合的研究， 中华艺术通史应该说是填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是填补了我国艺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显现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对国家艺术学术的建设价值是重大的。 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坚持了辩证的比较研究方法。编撰中，作者们重视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思潮对艺术发展影响的研究，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表现形态以及艺术家主体思想感情的表达和创造，却始终是这部艺术通史探讨、研究的核心。着眼于在综合性研究中深化对艺术本体规律的研究，是这部书的难点，它取得的学术成就，也鲜明地体现在这一点上。 中华艺术通史编撰体现的治学精神和研
4、究方法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我们院现在正在做的一些重要课题，比如昆曲艺术大典 中国艺术科学大系丛书等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史论的研究。这是体现我院学术优势、学术地位的重要方面。我们同时强调要加强对当代艺术现象和艺术发展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一些课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对策性的、实用性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课题的研究二者要并重。现在我院坚持以艺术科研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强调发展艺术教育、艺术创作，构建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现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也正式划转中国艺术研究院管理，所以包括文化艺术出版社及十几个学术刊物，实际上是四足鼎立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作和出版展览。但在我院3全面发展
5、的态势之下，艺术科研还是中心。如果忽视了艺术科研，没有把握好这个中心工作，那我院真正的价值、地位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中华艺术通史的出版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了我院的价值。现在我院活跃着的中青年学者要学习中华艺术通史这种治学精神、态度和研究的方法。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研究员） 民族艺术长河的精彩展现 薄松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艺术领域的创造也是极为辉煌彪炳于世界的。总结其成就，继承其精华，是建设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而艺术史的研究则担负着此一重任。近五十多年来，不同门类的艺术史的研
6、究和探讨曾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对于中华艺术的总体历史方面的论著则付之阙如，值得高兴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 14 卷本中华艺术通史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艺术门类繁多，时序长，资料和作品浩如烟海，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对艺术的影响复杂而深刻，理清其整体头绪及继承发展的关系绝非易事，但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集合了该院各门类的专家和学者，并联合院外研究力量通力合作，终于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毅力完成这一任务，虽然并非尽美尽善，但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总体看来全书的体例是严谨的。每册书前皆有提要，开头设导言，4高屋建瓴地阐明时代历史背景和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其后展开分门别类的论述。门类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特色
7、在排列上各有侧重，但又能突出其主体特征。例如论及汉代艺术，无论乐舞百戏的演出还是壁画石刻的作品上都展示出深沉雄大的泱泱气度和铺张华丽的艺术风格。在宋辽金卷中则强调处于传统社会转型中艺术上展现出来的新风貌。其中之一是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市井艺术脱颖而出并迅速得到蓬勃发展：鼓子词、诸宫调、说话、杂剧、南戏、案头雕塑、节令画、版画、民间陶瓷和工艺品，甚至不少在街头市井售艺的职业画家群，都构成这一辉煌的景观。宋代发展起来的市井艺术虽然不如唐代那样气度恢宏，但却充满生活气息，对后世的民间乐舞和造型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论及元代艺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元代的社会动荡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一部分文人混迹
8、于市井，在瓦肆勾栏中和艺人及市民密切接触，促成元杂剧的兴盛，标志着民族戏曲的成熟；另一部分文人则遁入山林，寄情书画，不仅出现了元四家，连“荣际五朝”的赵孟?毕生也处于半官半隐的境遇，从而造成文人画的空前活跃并逐渐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 中华艺术通史编写中非常重视不同时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论述，并且力求与时代思潮和文化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学术含量，而这一部分常常是过去有些各专门艺术门类史著述中的薄弱环节。中国传统艺术中非常重视修养，许多艺术家兼通多种门类，相互融会。而在不同门类的创作中又为其它艺术形式留下形象史料。艺术通史在展示艺术家的全面成就上具有特殊的优势。例如从书中可以看到：竹5
9、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既是诗人，也是书画家，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也很高，顾恺之曾以“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情景画嵇生像，而南京西善桥出土的七贤图画像砖中就有嵇康抚琴的形象。东晋名士戴逵能鼓琴，工书画，并以雕造佛像著称，他有感外来的佛像古制朴拙不足动心，于是在会稽灵宝寺塑佛像时“潜于帐中，密听众议” ，终于创作出了生动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佛像。他酷爱琴乐，但却拒绝侯门贵族的征召，宁把琴摔碎也不为“王府伶人” ，这种崇高气节和操守又是音乐史上的佳话。南朝刘宋时宗炳是最早的山水画家，又精琴艺，他晚年将山水绘于住室四壁，边鼓琴边“卧游”欣赏，自谓“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此后如王维、赵孟?也都精通乐理。这些都在书
10、中的章节中有所论述，使读者能对艺术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通史中精心选择的插图和独到的设计也为全书增色不少。不少插图成功地运用了经典性的绘画、雕塑作品及考古新发现的文物，特别是对作为“时间艺术”的戏曲音乐部分加强了形象性的论证。 当然，此书的编写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在清代部分（通史论述到宣统三年清室逊位） ，详细论述了鸦片战争后的上海产生了任伯年、吴昌硕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画家” ，但在戏曲部分不知为何却忽略了海派京剧的产生和革新，对此竟无一字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我在此书编写进程中曾进行审读，深感其工程浩大任务艰巨，李希凡同志作为领导和总主编，长期以来他一直带病工作，亲自
11、审稿，自始至终团结带领编写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攻关，为此书付出了巨大的6精力。这种工作精神深深使人感动，也大大加强了整体的凝聚力，使此书经过千辛万苦后终于问世，我对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充满敬佩之情。（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森林”和“树木”的呼应与交响 吴文科 中华艺术不仅历史悠久、传统深厚，而且枝繁叶茂、源远流长。所涵盖的各艺术门类虽然各自发展，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元素交结，或有机综合。 中华艺术通史因之由立项成为“国家艺术科研重大项目”到历时 10 载最终编纂完成出版，突破的不仅是长期以来艺术史写作的单一门类传统，同时还原了艺术史以生态性的历史关联图景。从而不但给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版
12、图与学术积累第一次描绘出整体端严的“森林”气象，而且在集体攻关的写作过程中，并未遮蔽门类史积累的优秀成果。恰恰相反，她既紧紧依托已有门类史的研究成果，又于兼收并蓄的“集大成”操作里，刷新并弥补了某些艺术门类史及其通常是属“个人化”写作的局限与缺憾。这是“中华艺术通史”选题自身的品格所在，也是编纂者集体攻关苦心经营的重要特色。 诚然，对中华艺术作整体性描述的职能定位，决定了中华艺术通史的学术特质和编纂品格。但从具体的体例操作去看，却没有因为追求整体图景而使具体的事象描述混沌交织、眉目不清。很显然，该书于导言统领的分章立类写作中，同时兼具了门类史的写作优长和对既往成果的整合梳理包括熔铸与升华。追求
13、的是“森林和树木的呼应与交响” ，7讲求的是“集体与个体的有机契合” 。既反映了“森林”的浑然和丰沛，又凸显着“树木”的摇曳与多姿。回头去看，应当说是比较成功的。 该书编纂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给过去一些发育相对不够良好的学科门类以应有的艺术史及学术史地位。包括将至今在国家制订的“学科目录”中被遗漏而付之阙如的“曲艺”和“杂技”等门类纳入艺术通史的写作视野。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贡献。尽管通稿时对于各个撰稿人的相关稿件未能在概念范畴等的设定与阐释上，进一步予以章节之间的纵向贯通和有机衔接，造成了诸如宋代“说唱”与明清“曲艺”在渊源关系上的不够清晰，乃至阅读接受时可能因此而会出现的误读与误解。但瑕不掩
14、瑜， “树木”品种的相对齐全性，确保了“森林”景观的基本完整性，则是确定无疑的。 笔者有幸参加了明清两卷“曲艺”章节的撰稿工作和清代上卷的主编工作，不仅藉此受到了锻炼，而且在与众多前辈学者的合作共事中，得到了宝贵的指点，积累了治学的经验，所获良多，受益匪浅。 中华艺术通史于我，因而不只也是一个成绩，更是一所学校。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华民族艺术的绚丽长卷 傅 谨 文艺理论家李希凡担任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 ，是国内外迄今为止第一部纵论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发展历史的大型史著，代表了目前中国艺术整体研究的最高研究水平；它的出版，意味着对中华五千年文化8艺术的整体研究，已经
15、成为一个趋于成熟的学科领域。一个学科领域的成熟必须有成熟的理论框架、重要成果和学术团队， 中国艺术通史的出版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它是中华艺术整体研究领域的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使这一研究领域有了相对系统化的基本框架，并且形成了一个因不同程度地参与这一重大研究领域而获得了整体学术视野的学者群。中国艺术通史是中国艺术科学研究领域继“十大集成志书”之后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规划与编撰这样一部宏伟巨著，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其中最具学术内涵的争论，就在于是否有可能为中华艺术写一部具有内在整体性的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今人面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无数艺术作品与艺术现象，是否有可能以一部贯穿古今的史著，
16、将如此众多以及如此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与现象熔铸成一个整体，而且使之具有起码的内在完整性。一部通史不应该仅仅是诸多历史现象与事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堆积，如同李希凡总主编在该书“总序”中特别指出的那样， 通史 “不应是艺术现象的简单罗列，更不该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历史编目” ，因此，寻找与把握中华艺术发展的整体脉络线索，并且通过历史叙述，准确地描述这一发展脉络和线索与艺术史现实的逻辑关系，这就是编撰中华艺术通史面临的最大的理论挑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华艺术和美学精神的提炼与总结，就成为这部史著最重要的理论收获。全书充分体现了这一力图将中华艺术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发展史紧密结合、与中华
17、艺术精神与特有的9观念体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色，并且从中发抉出“天道、人道，天人之合” 、 “情与气偕，气韵生动” 、 “境皆自得，意自天成” 、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四大美学取向，以此作为贯穿整部中华艺术史的精神主线。因此， 中华艺术通史是一部有灵魂的历史，是一部以美学、以审美活动统领的艺术史。尽管对中华艺术精神的归纳见仁见智，但是通史的理论归纳与美学总结，并非止于理论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它将这种对中华艺术与美学精神的体认，贯穿到中华艺术历史撰写的全过程中，假如没有上述那些从对历史整体的深刻体认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确实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 通史的结构与写作实践，就不具备任何的可能性。 中华艺术通
18、史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绚丽长卷，因它的出版，2006年在中国艺术科学研究的学术史上有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艺术史的第一次整合 李希凡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艺术，从原始到现代，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混沌的起源到分门类的繁荣和发展，可谓万卉芬芳，绚丽多彩，如音乐、舞蹈、杂技、说唱、绘画、建筑、雕塑、 、工艺，都有着不同门类、各种形态的辉煌的创造，并且以其独特的民族的审美神韵贡献于世界艺术宝库。 随着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国学术界对传统艺术的研究，有了新的参照体系和新的视角，特别是由于近百年来地下文物璀璨菁华10的不断发掘和发现，更推动了艺术史论科研的深入开展。无论是
19、具有文献价值的大型艺术总汇资料图书的时有问世，还是各门类艺术史论专著的大量出版，特别是三百余卷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搜集、整理和成书，更促进了各门类艺术史论的研究。 但是，艺术又是综合的。不管各门类艺术发展得多么精微细腻，它们毕竟是我们民族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一枝一叶，艺术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种，都生根在一个艺术文化的综合体里，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都是广大人民和艺术家长时期地一点一滴地积累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独到的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崇高向上的审美理想，多样的审美情趣，以及对艺术的意境、风格、神韵的多彩多姿的追求，都结晶在历代艺术精品的不朽的魅力里，并在时代的变革
20、与发展中显示其连绵不断的总体脉络。因而，艺术门类史的研究，总还是着重于微观地把握本门类艺术的发展及其特有的规律和创造。而实际上艺术的分门类的变革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包括兴起、繁荣、衰落和死亡，都在其微观特质中反映着宏观的规律，并成为一个时代社会总体艺术现象的一部分。 中华艺术通史科研课题的启动和编撰，虽是以半个世纪以来各门类史论丰富积累为坚实的基础，但其采取断代分卷的形式，却并非这一时期的各门类艺术的重复和拼装，而是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立足于社会总貌和艺术发展的综合把握，重视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着眼于概括和总结艺术共同的和持久的历史发展规律，对共生于同一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各门类艺术的成就进行科学的概述。 不过， 通史毕竟是第一次整合，限于我们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