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人文关怀的融摄贯通中国佛教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渗透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儒学、道教等对中国佛教人文关怀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体现了中国佛教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基：本立场：人文关怀的融摄贯通。 一、中国佛教对儒家人文关怀的融摄 中国佛教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佛性论”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论” 。儒家文化注重面向社会、关怀现世，体现了重现世轻：来世、重此岸轻彼岸的人文精神。儒家人文关怀的重要根基心性论是搭建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桥梁的根据，直接推动了佛教及时地确立心性理论重心。性善论、“人皆可为尧舜”和批判灵魂不灭思想，对竺道生的佛性论思想建立有促进作用。人人都有佛性，
2、慧能用人性的术语宣扬“人性本净” ，实以人性代替众生心性和佛性。 佛教的性有善恶沦受到了儒家的性善恶之辩思潮的影响。儒家以善、恶、静寂、觉知论心性，促使中国佛教由印度佛教着重以染净论性，转向以善、恶、净、觉论性。儒家心性主流是性善论，具有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心、先天道德意识，佛教的性净讲究无烦恼、无痛苦的空寂性。荀子性恶论，从自然与人为的区别立论，天台宗也提出“性2具善恶” 、 “佛也不断性恶” 。在心性修养方式上，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和“尽心知性” ，影响了佛教的“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 。天台宗提出“贪欲即是道” ，为理想和现实的沟通提供了心性论基础；华严宗强调佛和众生皆由
3、心造以及圆融无碍，为佛与众生、理想与现实的圆融提供了前提；慧能更鲜明地主张发现、返归、证悟众生心性的本来面目、原始状态，以求自在解脱，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理想，在现实中成就佛果，无不留下了儒家“心”的痕迹。 佛教的“贵人”与儒家的“人贵”关系密切。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与临济义玄的“无事是贵人”体现了对儒家“人为天下贵”思想的吸收。儒学在仁义道德目标追求中体现出“人贵”的倾向，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佛教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与儒家调和，并对其进行吸收，如寺院采取儒家提倡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父子相承的传法体系，协调心性论、道德观和境界说等，显示了“贵人”的特征。
4、儒家道德人文主义的实现途径“中庸”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仁爱万物” 、 “为政以德” 、 “人为天下贵” 、 “立君以为民”等人文主义精神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佛教“贵人”的实现途径“无事”从中吸取了宝贵的营养。最初的儒家道德观的“中庸”体现在二方面，即对外实行“远至近安”的政策，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在国内实行德政的方法，使远方的人愿意到自己的国家来，使自己的百姓能安心地生活，具有保民、安民、抚民、利民的措施。中国佛教将儒家的“中庸”途径改造为通过“无事”的方式去布施和实践，去欲、无神，对于自然3不去掠夺和破坏，对于社会不去扰乱，对于自身加强修行等，保持不偏不过，以“无事”的方
5、式实行理想，达到世界和平、国家安定、个人幸福的境界，实现提升境界、普度众生的愿望。临济宗的“无事”具体表现在自性圆满，与佛无别；不须造作，本来现成；饥餐困眠，日用是道；有求皆苦，歇即无事；不求师家，不求经论。 “无事是贵人”是临济禅的主要思想之一，为了扫除学人的情见，荡除妄念，临济禅将“元事”作为一种美妙的理想境界。 佛教“一切男女是我父母”与儒家“百善孝为先”的人文伦理异曲同工。中国儒家人文伦理从原始宗教开始到成熟形态理学体系的建构，贯穿始终的是孝道思想。传统的神道设教，将祭祀作为一种宗教活动，祭祀与政教、风俗浑然一体。就原始宗教信仰而言，天人、物我、神凡之间并没有真正地隔绝开来，只要经由某
6、种特殊的仪式，人便可以转换其形质而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为了寻求神人沟通的恰当“通道” ，就有了重黎的“绝地天之通” 。 “绝地天之通”不仅说明了人类文化进展所必有的权力独占，更指向了一种“转化的创造” 。经由此“转化的创造” ，人的“人文性”才开始张扬出来，人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人，而宗教也因此而转化为一种“人文性的宗教”或“道德的宗教” 。原始的巫祝传统包含着浓厚的道德实践色彩， “神人之际”是通过德行来分判的，所谓“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 。当然，转化的创造是一个长远的演进过程，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到周公乃至孔子才得以完成。孔子通过对周代礼文的反省，以其仁学真正
7、开启了人存在的价值之源。后继的儒家顺着这一道路，进而将此种价值之源充扩于4天地之间，形成了“百善孝为先”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人文伦理。 为了获得生存的空间，佛教积极融合儒家伦理思想，将原有的尽孝道等人文伦理思想发扬光大。 佛学大词典 “一切男女是我父母”谓一切众生轮转五道，经百千劫，于多生中互为父母。因此，就多生多劫而言，一切男子皆可能是自己之父，一切女子亦可能是自己之母。中国地藏菩萨实践“广利众生”的“大悲大愿” ，之所以获得极大影响，就因为这种孝道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完全吻合。地藏为了救助受尽苦难的母亲，发下为母亲超度的宏愿，让自己历尽肌肤之苦和各种折磨，展示了与中国人数千年来相一致的孝道思想。
8、中国佛寺中地藏菩萨像前常见的楹联“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便是中国信徒对地藏大愿高度传神、凝练的概括，其中提倡的孝道思想，由于非常符合中国民众固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因而特别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佛法认为要孝养父母、奉侍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无论是作为基本的修学方法，还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其孝道思想，都与大圆满相应，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 “竖穷三际，横遍十方” ，尽虚空遍法界。 不但奉养父母之身，须知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这是把孝顺父母的心发扬光大，是对自己亲生父母的“孝”道的延伸，由小孝到大孝的发展。 二、中国佛教对道家人文关
9、怀的贯通 佛教的“般若无知”与道教的“无知无欲”也可加以比较。在中国5思想发展史上，老庄道家和魏晋玄学，展示了人类社会的矛盾和人类的精神危机，推崇“无知无欲” ，对外顺应自然，对己率性而行，与佛教以现实人生和世俗社会为苦难、苦海从而推崇“无知”的思想相通。老子道本原论，强调人要效法道，虚静无为、无知无欲、见素抱朴，以符合人的素朴本性。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 “在蝼蚁” “在瓦甓” ，道既是普遍的、绝对的，也是不离具体而存在的、相对的。郭象提出“独化论” ，反对以无或有为万物之本，认为自然万物的自性是万物存在的内在根据，万物自然自化。中国禅宗洪州宗讲“会道” “修道” “悟道” ，排除外在神灵的干
10、扰、排除对物质世界过多的欲望、排除内心的杂念，在主体心灵世界消除灵与肉、心与物、主体与客体、本性与行为、理想与 现实的差别，以实现主体的无限发挥、精神的绝对自由。老子以虚无无形的道为宇宙本根，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庄子提出道是虚无的本体，是生成天地万物的根源。黄老推行无为政治，魏晋玄学探讨有无的宇宙本体问题，提出“得意忘象” “得象忘言”的方法论命题，其实质都是对“无知”的发挥和运用。 汉魏晋时期的佛教常沿用道家思想解释印度佛教，如用道表示菩提，两晋时期的般若学，是佛教与玄学结合的产物。道教认为道是造化之本，只要运用服食、行气、守一、外丹、内丹等修道之术，就可
11、长生不死，度世成仙。佛教在与其斗争的同时，也融合了道教的某些教义，如天台宗吸取道教内丹术。道教长生不死的愿望和超凡深刻影响了佛教各宗派，禅宗和净土宗吸收了道教的成仙心理及理想境界。道家的无为和自然观念，提醒人们思考生活的真正意义。中国佛教充分吸收了这样的思想，6并与道家道教自然、无为思想的精髓一致。 “般若无知” ，对于物欲、扰民的事坚守“无知”的理念，不去干扰；主张顺应民意顺应自然，不做违背众生利益的事，对外不执着于万物、对内不执着于私心杂念，相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实现社会和谐。 “一念三千”与“天地与我并生”的整体观相通。道家以道为最高准则，连缀自然、社会、生活各方面， “天地与我并
12、生” ，具有整体性的特征，突出了“人”道的重要性。庄子的天人平等、物我同生思想同老子的“四大”一样，都高扬了人的生命价值，同时加强了人天一体化的倾向。在自然方面，道家最早主张“天人合一” 、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庄子“万物一体” ，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 ；在社会方面， “功成而弗居” 、上下无欲、 “无事自富” ；在个人方面，少私寡欲， “知足知止” 。老庄哲学主张循自然之道、求虚静无为，不是让人放弃人的合理生存，而是为了使人在与自然合一的过程中获得更加合理的生存状态，归根结底仍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仍是以人为本位的一种文化精神。老庄
13、之“道”以其指向精神自由的独立“人”格境界，追求返朴归真的本真之状的价值取向，为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终极模式。同时，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还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启发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念三千” ，体现了佛教也具有极强的整体性思维特征。人的一“念”是决定世间万物的根本，如离开人的“念” ，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有了人的“念” ，才能根据“念”的情况而出现三千世界的方方面面。在7如何践行“念” 、达到理想状态时，中国佛教吸收了道家的整体观，在个人方面，克服感官之“欲”念，以“五戒” “十善”达到“无常无我” ，以忍辱无害的心态及宽容为上的慈悲情怀待人行事；在家庭、社会方面，舍“小我”成“大我” ，发菩提心，修六度，即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般若。在自然整体观方面，更吸收道家“天人合一”整体发展观点，尊重自然。中国佛学迥异于印度佛学之处，还在于人格的自我修养成了整体人生解脱的基本途径，以此取代了宗教膜拜。显然，这里包含的整体人文精神是颇为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