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时代“术语”我这辈子做过许多事，但做得最多的还是与德语有关的事，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德语专业。上学的时候，正赶上“反修” 。所以教材多半是“反修”的文章，后来又整整学了一年多的毛泽东选集 （德文版） ，记得学论持久战时，用德文朗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也很有点豪情满怀的样子。五年级的时候，才看到当时东德的报纸，一星期一次，因为是修正主义的报纸，所以老师让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好在，我们当时的德文水平不高，能看懂就不错了，虽然具备了批判的资格，却没有批判的能力。不过，我当时最喜欢的就是这门课，至少在报纸上能看到一些非政治性的短文章，起码使自己的词汇量不限于标语口号。 1970 年，我自己也教德语
2、了。当时是在农村，用的教材是北京周报 ，选的多半是有关“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文章。后来，回到北京，发现学院收到不少当时西德各种左派组织出的报纸，翻译成中文就是红旗报 共产主义人民报等，与“文化大革命”打派仗时、各种无产阶级组织的报纸名字差不多。我决定，在这些报纸上找一些可以给同学读的文章，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原文，与中文译成德文的文章相比，语言的质量会有保障。 于是，我开始专心致志地读起这些报纸来，它与我们的“革命”报纸完全不同，与北京周报相比，质量上也有很大的差别，西德的左2派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报纸上有不少学术性或知识性的文章。我是第一次在这些报纸上读到了经济类的文章，刚
3、开始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花了很多时间，查了不少词典，才搞懂了什么叫“贴现率” ，什么叫“货币贬值或升值” 。当我把这些文章打印出来，让同学们看时，我的兴奋劲比学生还要足。我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他们必须读这些文章，学生应该比我上学时学的东西多。 在这种念头支持下，1982 年前后，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仍然为编教材搞了几个选题，如马克思和弗罗姆有关爱情的文章，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分析的文章，还有介绍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的文章。虽然我也有过担心，但很快就发现同学们上课的积极性比以前高了很多。那时候，老师们的情绪还不是很高， “文化大革命”的余悸还时不时让他们心底隐隐作痛，盼望最迫切的也只是对
4、知识分子的政策会一步步松动。没想到，突然之间气氛又紧张起来，一天，校方派人来检查我们的阅览室，那是外国教师通过德国的一些机构为德语专业搞的一个阅览室。那个检查员坐在那里，把书架上的杂志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只要一看到广告上穿得比较单薄的女人，就用浆糊在上面贴上纸片。有的女人只有小拇指那么大，他也不放过。就这样，好好的一本杂志上出现了不少补钉。本来，这些杂志是只供老师阅读的，学生连碰都不能碰，也都需要安全检查。我安然地度过了那个阶段，特别沾沾自喜的是，我的学生们在德语上有了很大的长进。 因为是学德语的，教过口译，自己也当过无数次翻译。教学和工作中，最让我头疼的是各个历史阶段都会出现的那种“约定俗
5、成”的短语。3例如“谈恋爱”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几个字的确切意思，是指开始与某人接触，还没有爱的感觉呢，还是指已经深深地相恋。当然不能把这三个字直接译成德语，外国人听起来就像是哲学家们在议论“爱”这一现象。在德语中，刚开始爱上某人和爱一个人，是两种表达，所以就很难准确地把这三个字译成德文。到现在，我还纳闷， “恋爱”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谈”的前缀呢？估计是从“谈思想”演变而来的， “恋爱”前加上个“谈”字，似乎就少了点男女私情，多了点思想上的深度。还有例如选拔干部要三上三下，说这话的人只需要说四个字，而翻译却要解释好久。有一次，一个学生陪外教去一个单位参观，那个单位的负责人提到他们提拔
6、的干部都是三上三下，学生就翻译成“干部三次在上面，三次在下面” 。我们那位外教完全不明白，回来问我，我解释了半天，她才弄懂，然后她笑着对我说，这样的直译，德国人会联想到男女做爱的姿势，还以为那个负责人在讲黄色笑话！不要说学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当老师的我也不例外。那时，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在一次批判会上，我要给外教当翻译。那个挨批的人出了“生活问题” ，也就是当了一把现在的“第三者” 。我当时明明知道不能直译，但还是直译了，我不想让外教对那位老师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当时犯这种错误的严重程度不亚于杀人放火。谁知这位外教非要知道什么是“生活问题” ，在他的想像中，这一定是与“道教”有关，所以不停地追问我。当我表情冷冷地把答案告诉他时，他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好在他不无幽默地说道：这确实也是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不过这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怎么能在会上议论呢？现在， “生活问题”这四个字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4我最后一次用它是在德国马克思纪念馆，当我看到一张马克思私生子的照片时，忍不住地说道：“原来他也有生活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