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试析“与士大夫治天下”与北宋政治变革的关系“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言出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701 年)一次关于变法的争论，当时宋神宗与王安石都认为变法有利于国与民，但文彦博认为变法侵害了士大夫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宋神宗说：“更张法治，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文彦博的话并非说士大夫不关心民众利益，而是说士大夫有照顾封建国家与民众利益的责任，王安石对此也无异议，只是相比之下由于士大夫的地位，更突出了皇帝为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必然只能“与士大夫治天下” 。士大夫在这里尤指受过良好教育、经过科考
2、出身的官员们。 一、北宋前期士大夫兴起的背景 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十国的战乱摧毁了门阀制度，关陇军事贵族和山东门阀世家的地方性利益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扫清了以血缘出身为标准的旧政治体系，使出身“寒门细族”的读书人得以大量进入到封建国家中，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这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前提条件。宋太祖建隆二年的杯酒释兵权，限制了藩镇和武将的权力，提升了文官在封建国家中的地位，实施“崇文抑武”的官员任免策略，宋太祖就有“作相须读书人”之语(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二)。2由此，士大夫阶层也相应地得到了更高的地位。根据余英时的考证，宋代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方式的进士考试比唐代受到的待遇要高很多，从而
3、对士大夫阶层的重视也大为提高。而宋代“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基本政策，使专制政治体制下的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朱熹的历史世界)。 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没有稳固的社会政治根基左右政局，他们不具有垄断权力的先天优势，必须紧密联系皇权才可保证其政治地位，精神上浸透了仁义礼智、忠君爱国思想的士大夫也正符合封建国家的需要。同时在削弱外戚和勋贵势力后，执行抑武崇文政策的皇帝，只能选择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文化影响力的士大夫作为皇权的代理人。所以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则是皇权与士大夫两方面的共同需要。但是政治的最高主体仍是皇帝，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与之相比只是参政意识上的主体，并非
4、作为政治的最终决定主体的意识。 宋代另外一条基本政策是“使异论相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条)，这是鉴于唐代党争而造成的，其目的在于防止一党独大。在文化传播已经很发达的宋代，士大夫们通过著书立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学术和政治观点上形成了多个不同的派别、集团。这在被认为是一种开明风气的同时，也分化了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从而不能够结成为一个统一体，而只是服务于封建国家之中。对这种故意造成的矛盾，士大夫们虽有所不满，却也无力改变，王安石就曾说道：“君子非不贵见，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 ”(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样就使士大夫3阶层在互相
5、论争中发展，并随时局的变化而此消彼长。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在面临同样的政治问题、抱有同样的变革希望时，往往产生异议而动摇了皇帝改革的决心，导致变革的失败。 二、士大夫在政治变革中小集团的形成 虽然士大夫都是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感召下，主动参加到政治事务中去的，宋仁宗中期士大夫日趋活跃， “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宋史?范仲淹传)。但是具体的家庭出身、学术政治经历、改革方针及目标的不同，使士大夫阶层内部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宋代士大夫内部斗争(党争)开始的原因。士大夫的利益完全与皇权相关，一旦获取了皇权的支持，便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保障或扩大，反之，既不至于有杀身之祸，不利影响
6、却也不会太大，王安石对于反新法的士大夫只能是使其出居宫观了事(宋史?职官十)。尽管士大夫们都希望封建国家强大，但对大部分士大夫来说，是必须在不破坏既定政治体制下实现的。所以在因政治变革而产生内部矛盾时，就出现因不同利益而形成的小集团，如所谓的洛党、新党、蜀党。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君子之进，必与其朋类相牵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则牵连而起矣”(周易程氏易传卷一)。 士大夫集团的形成是以其师承、姻亲、学术政治观点乃至居住出身地域形成的。洛党、蜀党以其学术政治观点和居住地、出身地而形成，新党则以师承和姻亲为纽带，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4治利益基础上形成的。虽也有吕氏、韩氏等政治
7、上的豪门大家，但其内部观点分化也是很明显的，兄弟间观点往往相左。所以，师承关系是主要的形成方式，又往往以姻亲的形式加以巩固，如蔡卞、龚原既是王安石的弟子，又与王安石有姻亲关系。这样形成的士大夫集团比以往的贵族集团更稳固，政治目标和要求更明确，在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中也更具生命力。而各集团却都是要求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 这些士大夫集团兼有政治和学术色彩，即便在政治舞台上暂时失败，也可退回到普通士大夫的文化生活中继续发挥影响，一有机会又可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司马光退回洛阳后形成洛党即是如此。司马光“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司马相公，妇女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宋史?司马光传)。
8、王安石罢相后也在金陵继续其新学的著述，甚至新法尽废之后，新学一直到南宋初还有影响力。由此可见，共同的政治要求和学术观点是构成士大夫集团的根本。姻亲和地缘关系加强了士大夫集团的内部联系。再加上宋代“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政策，从国家体制上保证了士大夫集团的延续性，没有像以前隋唐贵族政治那样，因政治斗争导致的杀身之祸。 三、士大夫对政治变革失败的作用分析 由于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使命感，宋代著名的两次改革都是由士大夫发起的。由于宋代特有的积贫积弱的国家情况，对民间疾苦的关心，使很多士大夫都有感于时局而形成了希望改革的共同愿望，其中范仲淹5主持的“庆历新政” ，十项内容有六项把矛头直指吏治问题，以此作
9、为改革的突破口；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 ，则更全面而深刻地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这二者作为士大夫中的杰出人物，是在皇权的支持下发动改革的，而且承受着来自士大夫阶层内部的巨大压力。尽管两次改革都失败了，但是体现了在封建国家面临危机时士大夫勇于挺身而出的积极精神，他们所忧所乐完全是建立在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上的，他们对于整个封建国家的担忧促成了变革，但也是因为这种担忧引起的不同思考使士大夫内部矛盾加大。 改革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与皇权的关系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斗争决定的，后者是最重要的。虽然变革现 状的呼声在士大夫中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主张积极改革的范仲淹、
10、王安石二人，在使封建国家获利的同时，都涉及到了抑制兼并豪强的问题，本身就引起了很大的阻力，再加上对选官制度等的改革所引起的士大夫阶层内部进一步的矛盾激化，使皇帝对改革乃至封建国家的前途感到疑虑，于是不得不停止变革，这样导致了政治体制上变革的失败。 同时，士大夫高度自觉的政治主体意识和自我正义化加快了士大夫阶层内部的分化，动辄攻讦对方为小人、为一己之私利者，而自我标榜为君子、天下公利的代言人，于是引起所谓的党争。这实际上是士大夫们把实际政治状况和理想状况混同化、伦理化的产物(范立舟论两宋理学家的政治理想 ， 政治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无怪乎程颐后来会认为反变法的士大夫对于变法的失败也有
11、不可推卸的责任， 宋史在范仲淹传中就总结庆历新政的失败为“朋党之论” 。 6虽然北宋的两次改革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其实施，可是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却无济于事，总会被更新的而内容上更保守的法律所取代。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年幼不能主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反改革派的士大夫集团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将新法完全废除，改年号为“元?v” ，专门以恢复“祖宗家法”为务，反而造成了更糟糕的局面， “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宋史?食货上一)。所以无论法律和士大夫以及皇权间的具体关系有何特点，就此而言，认为宋代是法制社会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张其凡
12、：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 暨南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士大夫的权力和主体意识受皇权及皇权代表者所决定。这也被士大夫们充分地认识到了，即便是与宋神宗有“千年一遇”美称的王安石，也是如此，他的诗作兼并中就有“人主擅权柄，如天持斗魁” ，表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作为精英，介于最高统治者和普通民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部分要求，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士大夫阶层的存在根本上是要维护封建国家及自身利益，并且士大夫的一切在封建国家中完全来源于封建皇权， “与士大夫治天下”只能视为皇帝及封建国家对士大夫的一种信任，不代表士大夫从此就取7得了与皇帝真正共同治理国家的地位，在皇帝与士大夫的出发点和目的表面相同的情况下，往往隐藏着很大的差异(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所以宋代士大夫在政治变革中活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以皇权为归依；第二，自我标榜为天下公利的代言人。宋代士大夫的活动往往是以后者作为自己出发点，努力争取前者，士大夫阶层中各个集团的此消彼长正体现了这个特点。 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权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并为政治革故鼎新作出努力，但是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种种限制之下，其结局虽不至于家破人亡，但也足以令人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