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苏越：“高不成，低不就”苗野：我在来采访你的路上接到作家张弛的一个电话，说：求求这些歌星了，别再出来演出了，SARS 本来是一个灾难，结果歌手弄一个演唱会就变成做秀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些演员们本来闲着没什么事，然后拿别人的生死做由头，趁机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每场晚会都说是献给医护人员的，可是人家都忙成那样了，有时间看吗？ 苏越：我倒是想起来的，比如发大、战争，在共度国难的时候，演员出来出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从道理上讲，我不能说它不好，但这里头有一些分寸的问题，尤其是看到电视上很多非常不上档次的东西，稀里糊涂一弄，就像过去卖菜的撮一堆卖。这样的话，极容易引起反感，因为它打动不了人。 苗野：说到打
2、动人，这次关于非典的歌虽然很多，但真没有那么一句歌词让人唱起来就很感动，让人在非典过后还会想起来，现在的歌都是在隔靴搔痒，不能深入人心，包括你的永不放弃 。 苏越：永不放弃还不是为抗击非典写的，是电视剧永不放弃的主题歌，但是我把歌词给改了。当时触动我的是东方时空?纪事栏目关于记者柴静的一个节目，让我感到一下子就身临其境了，一下子真的是站在了生死前沿，所以我把原歌词的前半部分给改了，重新录唱以后才给东方时空送去，让他们用这首歌做一个 MTV，但我特别要求不2要打上我的名字，不要有歌星的镜头，后来他们制片决定打上我的名字。演员在近一段时间都没事干，这是肯定的，但是作秀的尺寸不好量。这个恐怕不一定都
3、在演员，跟作者和媒体也有关系，大家一窝蜂肯定质量就降低了。非典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还真没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歌，不能说他们不真诚，但是好的作品还真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得出来的。如果不好的东西太频繁了以后，大家会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失去感染力。我们是最早做出来的 MTV，人家说我们是叫抛玉引砖。 苗野：大家平时给了歌星那么多的钱和关注，等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拿不出好东西来，在关键的时候让所有的人失望。这次新闻界做得多好呀。 苏越：对，这次的新闻队伍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一线的记者。如果说明天要穿上白大褂进医院，我觉得记者没有不敢去的，但是演员会有。怎么说呢？人和人的高低、好坏、优劣没有办法严格的区分，只能
4、说一个大概的现象。 苗野：反正你就是袒护这些艺人。 苏越：不是袒护，有很多人他能力有限，但是他也想表达自己的愿望，那怎么办呢？我倒是觉得应该鼓励报纸上多有些评论，多一些批评。苗野：我在看张晓海导的那台晚会的时候，满腔怒火，别人的生死成了他们出头的话题。能不能做点实在的事？ 苏越：我们这次始终没有到医院去，我觉得人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还得招待你，咱别添乱了。 3咱们有些地方做得比香港还强，每逢有灾有难的时候，香港也搞义演，它有一个标准；演员们是要捐款，但是他们唱的歌，全都跟这个没关系，郭富城一上去还是“爱 爱 爱不完” ，因为他没有时间做新歌，而大陆就是这一个特点，一晚上也能做出几首歌来，所以这
5、方面比香港做得好。 苗野：我不同意，我宁愿让他们唱自己的歌，然后捐一些钱，捐钱是实在的付出，其他都是为了自己，因为这本来就是个名利场，每个人都巴不得有机会写歌有机会唱歌呢。他们应该先买单，赢得人心以后，然后再唱歌。 苏越：歌星、影星，平时他们赚钱，大家看得着。这是一个很难说的清楚的问题，反正从我个人来讲，好多晚会的歌词都没有我的，我很少写，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融到“假大空”的队伍里边去了。我们很多节目的管理人员，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久而不闻其臭” ，为什么青年节目里头出来了很多音乐的东西很真诚，但是到文艺节目里面，就必须那么大红裙子，深绿的袄，几十人伴舞？ 苗野：在音乐圈里你是一种什么状态？ 苏
6、越：我融不到这个音乐圈里去了，我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叫“高不成，低不就” 。他们说的“高”就是紧贴政治，有不少作家，作曲家是紧贴政治的，跟着风头走，这我不会；但我身上又有比较庄严的东西，我不喜欢嬉皮笑脸的东西。 苗野：现在流行的那些偶像的歌手不就是一些傻子吗？ 苏越：谈恋爱的女人是弱智的，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在听音乐方面4都是弱智的，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偶像，并不关心音乐的好坏。 苗野：时间会把他们删除的。 苏越：对。在国外，流行音乐也叫时代音乐，随着时代的变迁，音乐都会改变，它不像歌剧，这么多年它都不变，他成了经典，是因为不变而成了经典了，它也没法变，所以它成了经典。流行音乐，你今天这么一个时代，明
7、天那么一个时代，你想想，从改革前和改革后完全是两回事。我九年代去日本之前，经历了中国音乐的几次大潮，我最早做的第一盘唱片是苏小明，这算流行音乐中最早的唱片，那个时候，我们也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很多歌手是经我手红起来的，最早是他们拿一个盒带来找我：你看我能唱歌吗？ 苗野：你见证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 苏越：是的。我经历几次大潮：最早的是邓丽君进入，那个时候我们写的一批歌，基本上都是跟着那个风格跑，但是跑到一定程度，就受不了，都是靡靡之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刻意要创造一些有血性的东西，再那样下去中国人就没有血性了，所以我才写血染的风采 、 黄土高坡 ，这是中国音乐的大潮。那个时候塑造了一批人：范彬彬
8、、田震、胡月、安冬；我然后去日本，等再回来的时候，赶到中国音乐的低潮，八九年以后，中国音乐比较淡，我回来以后发现：除了徐沛东的辘轳女人和井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又开始鼓励做一些新音乐，把欧美的、日本的、港台的带进来，百花齐放，什么都应该有，那个时候又迎来了第二次高潮，叫原创音乐的高潮。 苗野：九几年的时候？ 5苏越：九三年开始吧，我们也做红了一批人，像黄格选，谢东，高枫。但是，到了九六年，歌坛就不象话了，乌烟瘴气的，九六年后来被称为“解约年” ，那些被公司做红了的歌手纷纷跟公司解约，因为经济利益产生了。所以，九六年我退出歌坛了。 苗野：你当时公开表达过吗？ 苏越：说过。因
9、为在那以前我曾经带头组织业界的人在杭州开会，起草并通过了杭州公约 ，用来规范这个行业。当时我们没有法律，但是要有行规，要有游戏规则，所以大家坐下来，商讨了一个行规。当时所有唱片公司都来了。没想到，签完公约第二天，唱片公司互相就打起来了，因为彼此从对方的公司挖人。这个公约就存活了一天，从此我就退出歌坛转向了影视。我想积累一些资本，因为原来在做音乐的时候大部分钱都被歌手拿走了。然后办一个专门培养流行音乐人才的学校，我想歌坛缺一个教育体系，国外流行音乐要学 8 年，可咱们连一个都没有，你说你想领先世界的水平，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都要靠创造者、制作者和演唱者自己来摸索。
10、所以我们拿奖，什么是奖？拿一个“吉尔吉斯坦”的奖就叫奖了？自从有了麦克风，有了电以来，流行音乐就成了一个主流文化了，它是有很深的文化根底的。 苗野：在西方的国家，学者和社会学家通常把它当成一个社会的风向标。 苏越：我在日本的时候，什么都没干，读了一年社会学。我认识日本的一个教授，他研究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他认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6一部分，其中研究到我，所以无论如何把我给请到那个学校，说是我是他的学生，实际上他是我的学生。 苗野：你那时读社会学是为了什么？ 苏越：想了解音乐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音乐人在创作的时候大都是盲目的，都是以快乐和冲动为第一己任，没有考虑更多的东西，比如说社会责任这样严肃和庄
11、严的东西，但是这种感情对我们来讲却是天生的，我们是 50 年代生人，工、农、商、学、兵都干过，所以我希望能够有理论来探讨这种东西。但这不是我的专业，我学的是市场，音乐制作。像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这首歌说明中国的根文化会不时地冒出来，还有小芳什么的，不过，现在对于民族的东西，我跟过去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在做西北风的时候，我们鼓吹民族的东西是超越世界的。 苗野：知识产权谈了这么长时间了，可大家还是津津乐道地买盗版碟。 苏越：我们这一代人是垫脚石，是从一个毫无规矩的蛮荒的音乐市场走出来的一代人。 苗野：也许是吧。 苏越：当时血染风采 、 黄土高坡在中国都卖了上千万，这要是在国外的话，版税我
12、下辈子也是吃不完。 苗野：那你呢？ 苏越：我不过拿几十块钱。有一年，一位香港的老板，发善心到日本找我，给我送了几千美金，他说，有人拿着我的血染风采 ，250 美7金就把版权卖给他了，这首在香港都卖疯了，我才收这么点钱。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老说：我们当初出来的时候，中国的歌坛就是井底之蛙，刚从井底爬上来一看，发现这个天空花花绿绿的。我们至少需要 10 年到20 年的时间来建设。 苗野：从现在算起？ 苏越：我们已经走过二十多年了，还得需要二十多年。 苗野：你刚才说到知识产权，还有什么是急需立法的？ 苏越：演艺行规。演艺活动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咱们过去把它当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做，现在逐步走向市场了，却
13、只能说是逐步走向市场，远远不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真正的危害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国外。我给你打一个比方，美国第一大外汇收入是什么？是唱片，第二大影视，第三才轮到飞机，第四才是药品，接下来才是一个软件。所以，这是个巨大的行业，咱们是睁着眼睛看不见。我们音响协会做报告，说一年卖了 15 亿张唱片，加上盗版就多少多少张，可这点唱片是日本一个季度的量，日本才有多少人哪。再举一个例子，在日本，一张 CD 最高卖到 3300 日元，实际的利润至少在 30?D40，然后他花 5 个亿去做演员的宣传都不为过吧，可是我们呢，我 20 年前做唱片，苏晓明的唱片卖五块五一张，那个时候还能卖 300 万张，还
14、能盖一栋楼，叫唱片公司，那个时候做一张唱片两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我们做一张专辑，要将近 3050 万人民币，这是低成本。结果 10 万张都卖不着，现在的唱片才卖多少钱，批发价 6 块钱，20 年所有的成本涨了几十倍，上百倍，只有价格不涨，为什么，就是盗版给管住了。都说中国人穷，买车怎么8天天蜂拥而至？ 苗野：除了版权以外，还要教演员的行规吧？ 苏越：对，不要把这个演艺行业做成黑社会，本来是一个很光明的行业。说实在的，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谈了 10 年了，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谈，包括政协会议。时间长了，我就想通了：我们这一代就是做很多的错事给后人看，我们努力每天在改正我们的错误，就是为了让别人发现
15、这中间的规律，你再聪明，你不可能做下一个时代的事。我觉得艺人在行为规范上，首先要守信用，守约定。当然，很多艺人都有被人骗的经历，所以才造成了现在这种艺人到哪儿都混不仑的状态，恨不能书包里背两把菜刀去演出。由于艺人不守信用，所以他一出名，你就管不了他了。你有合同约定，你不让他自己去演出，可他说：我病了成吗？他病了，你也不能天天看着他，于是他就演去了，中国这么大，你找都找不着。 苗野：这样的事情多吗？ 苏越：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艺人的道德方面不行，你看我们的真正威胁不是别人，我们入 WTO 再过几年，国外的所有大唱片公司，大的影视公司，会大批进入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有自我吗？这些大公司赔得起
16、，有的是钱，我们 50 万做一张唱片，他敢拿 500 万给你做一张唱片，所有优秀的艺人会全部跑到他们手里去的。几年前我就给有关部门提过一个建议，如果这一天必须要来临的话，我们要在这之前要做些事，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底线，第一步，不能让他们独资，让他们跟国内合资，限定他们每年的出版物。 9苗野：在他们到来之前先出台一部法律？ 苏越：对，这个行规要出台。咱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国外的某公司把中国的大牌歌星全签到自己这儿来，然后我不做你，我放着你，每天卖的都是我美国歌手的碟，你怎么办？我提过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国家在面临 WTO 的时候，比这严峻的问题多得多，还没轮到这个问题呢。所以注定了我们要走很多弯路
17、，打很多败仗，很可怕。我们有这么多的CD 加工厂，我敢说我们没有一个合格的音响室，我知道中国出去学音乐的人当中，一个学录音的都没有，学通俗音乐也没有，学唱片制作的也没有。说你跟老外拼什么，拿什么拼？ 苗野：一个出租司机跟我说：以前是一首歌红了很久了，大家还不知道这歌是谁写的，唱这个歌的歌手是谁；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唱歌的，但谁也没有听过他唱的歌。 苏越：这就叫演艺场厚黑学。因为他唱不红歌，其实演员也想唱红，可是好作品不是那么容易出来，即便有了一个好作品，你能播几次？过去我们一年出两三百首歌，现在一年出几千首歌。如果歌唱不红的话，演员怎么保障他的演艺利益？只能是花钱，搞关系，然后在电视上混一个
18、脸儿熟，这就有知名度了，外地的演出商就会请你。这也是中国特色。苗野：宣传本来无可厚非,可是现在被他们弄得特倒胃口。 苏越：其实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当时香港演员红遍天的时候，台湾为了对抗香港，组织所有的新闻媒体打一场仗，要捧出一个人来，这人就是林志颖，但是真的把他捧出来以后，他能红歌，他的作品好。10我们去年做春节晚会的时候，曾经专门打造了一首歌，专门设定了情景，找了专门的人来策划，就这么打造，都没有打造出来。 苗野：唱了吗？ 苏越：唱了，雪村唱的出门在外 。 苗野：的确没有流行开。 苏越：有多方面的原因，正好赶上是现场同期声，演员必须真唱，可是我们的硬件没有跟上，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大播”太高
19、了，不适合同期声唱音，演员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那一年唱歌的时候歌手全跑调，影响了这个作品的质量。所以，今年的春节晚会又不真唱了，因为声场不行，这是科学。再一个是设计上问题，大家把握不住分寸，又想把雪村扮成民工，又觉得出门在外这首歌本身是有一点文化的歌，出门在外的人毕竟不都是民工，找不着北，他那个形象弄得很滑稽。现在抗 SARS 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时势没造出英雄来，这个跟咱们的整个的媒体有关系，大家没有办法集中，上次水灾的时候还是唱出来一首歌叫真的好想你 ，可是现在谁去营造这个气氛？大家都是匆匆而过。 苏越 1955 年 9 月 12 日生于北京 作曲家、音乐制作人 中国音像协会音乐制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 国际 POPS 音乐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