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纠结冲突白鹿原在对民族历史勾画中深藏着儒家文化内蕴，其中不乏对儒家文化道德性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生存自然性产生冲突。这种既对儒家文化道德性认同，又追求人类生存自然性的纠结在主人公白嘉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以白鹿原的主要人物白嘉轩为切入点，浅析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纠结冲突。 白鹿原上世代生存繁衍着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在这片以仁义著称的大庄上生活的各种角色或高贵或卑贱，或豪壮或惨烈，他们的行为举止无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印迹：为脸面、为后继有人、为光耀门楣等等。“白嘉轩作为白、鹿两姓组成的家族的族长，无论在个人立身处世，还是在对族人的教
2、化约束方面，都是恪守正统的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的，是正统的儒家文化在家族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修订版，第 314 页)。然而，当其为温饱、为生存纠缠于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划与争斗中，人类生存的自然性又驱使他冲破儒家文化道德性的束缚。因此，白嘉轩在白鹿原中不仅展现了对儒家文化道德性的认同，而且也体现出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纠结冲突这一重大问题，本文将对其进行浅析。 一、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内涵 2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两个概念：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美誉。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文
3、化中，儒家文化的道德性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所谓儒家文化道德性，就是以天道(上天意志的表现、吉凶祸福的征兆)为核心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等级秩序和亲疏关系，其外在方面即是对天道的尊崇，内在方面便是以血缘及拟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如中国古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种儒家文化道德性主要“以理人伦”为真正切实的道德要求， “以顺天德”为真正可行的行为规范，带有较强的群体本位主义色彩，其具体内容表现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人类生存的自然性则主要强调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为生活所做出的各种努力，笔者认为主要包括生存问题和性欲问题两个方面。生存
4、，就是活下去，如为维持生命我们必须吃饭喝水；面对野兽侵袭，我们用工具等保护自己；遇到自然灾害，我们会想办法生存下去等。性欲就是此个体与彼个体渴望发生性关系或肉体接触的欲望。在生存和性欲中，繁衍后代成了他们的交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面来看，也就是所谓本能。弗洛伊德将本能区分为两大类， “使相当规模于人类的两大需要即饥和爱” ，也即“自我本能”和“性本能” 。 “前者包举个体的生存，延续及发展。后者兼括幼稚的及反常的性生活。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75 页) 白鹿原中，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纠结冲突主要3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
5、白嘉轩自身来说，他的确是儒家文化道德性的代表，但他也只是芸芸众生里具有人类生存自然性的一员，也要为娶妻、为温饱等生活琐事做出努力；另一方面，从白嘉轩与他人的关系来说，他用儒家文化道德性约束别人时，不免也侵害了他人的生存自然性。 二、白嘉轩自身体现的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性的纠结冲突 白鹿原一开篇就叙述了两件耐人寻味的大事：一是白嘉轩的六丧六娶，二是秉德老汉之死。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初次亮相的白嘉轩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本色农民，他与千千万万个农民并无二致，生存和生育就是他的根本目的和最低要求。他所渴求的只不过是娶一房不会被他“克死”的女人而已。秉德老汉的死，促使白嘉轩
6、开始独立成长。就像任何血气方刚、年少气盛的青年一样，他必须得到自己身边父辈人物(如父母、老师或上级等)的认同，才能被正常的社会文化秩序接纳。 在朱先生的示范和引导下，白嘉轩儒家道德人格开始逐渐形成。修身、齐家、治村，他始终以传统道德的维护者自居。他带头翻修祠堂，又正民风、立乡约，将儒家的道德观念灌注于具体的日常行为准则中，使普遍的道德原则转换为乡民的实践理性。因此，当“乌鸦兵”征粮让白嘉轩敲锣时，他说：“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这个4锣我不敲。 ”(陈忠实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后同) 白嘉轩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自己的人生路程中，这种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人类生存自然
7、性发生冲突时，人类生存自然性也不自觉地站到了首位。因此，对于发现蕴藏着白鹿精灵的风水宝地，白嘉轩认为这是冥冥之中神灵给他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选择了一个与儒家“君子义以为上”精神完全相悖的做法：在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苦难表演之后，白嘉轩自作主张地用自家天字号的水地巧取了鹿家的风水宝地。一时间白鹿村闲话骤起，说白嘉轩急着讨婆娘卖掉了天字号水地，竟然不敢给老娘说清道明，熬光棍熬得受不住了云云，白嘉轩又因此背上了“不孝”的罪名。是磨难把白嘉轩逼到了道德的边缘，为了生存，他只能挣扎，反抗。 三媳妇不育，吃了不少药，费了好多周折也没有起色。当冷先生提出问题可能出在孝义身上，建议“上一回棒槌会” ；当“定
8、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礼记?曲礼)的“礼”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诫以及族长的颜面相抗衡时，白嘉轩选择了一个更为周密的方案：找兔娃(白家长工鹿三的二儿子)借种。这似乎并没有动摇白嘉轩在白鹿原的权威地位，可见，孔子所谓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并非完全有道理。 一个凡人总是有亲情的至诚流露，正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中庸)。他爱妻子仙草，在妻子生育白灵的时候，白嘉轩生平第一次进厨房为她烧水端水，她“感动得流下眼泪” 。第二次让仙草大为感动则是在她将死之时，白嘉轩“僵硬的身5躯颇抖了一下，跌跌撞撞地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踩着了绿色的秽物差点滑倒
9、，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臂呜哇一声哭了” 。自从进了这个屋，仙草还没见过丈夫单独面对她哭得伤心至此，这是头一回。 人生最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了，将死之人的最后心愿又有谁会不尽力去实现呢?恐怕只有白嘉轩了。仙草乞求再看一眼马驹和灵灵，白嘉轩表面上答应了妻子的请求，背地里却不让鹿三真正去寻这两个孩子回来。作为族长的白嘉轩还要顾及自己的脸面啊，这两个忤逆的东西破坏了族规，让他的颜面尽丧，怎么可以寻回来呢? 三、白嘉轩固守的儒家文化道德性与他人追求生存自然性的冲突 给予白嘉轩沉重打击的白孝文是在极其严酷的家教中成长起来的。曾经他“神态端庄，对一切人都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明显地有别于一般
10、乡村 青年自由随便的样子” ， “更机敏，外表上更持重，处事更练达” 。白嘉轩经过长期观察和无数次对比认定，由孝文将来统领家事和继任族长是合法且合适的。 当孝文第一次在全族老少面前露脸主持最隆重的奠基仪式，当孝文站在祭坛上，手里拿着乡约底本面对众人领头朗读，我们不能不说一个“既有学识又懂礼仪且仪表堂堂的族长”成长起来了! 在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中，长兄如父；在白嘉轩这个白鹿原上的名望之家，孝文必须提前把握好自己道德人格的走向，哪怕与妻子的房事也应该节制。白嘉轩说得好：“你得明白，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6因此，孝文必须时时处处都以未来族长的身份自居，收起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被传统道德文化所接纳。可
11、他最终没有经得起女色的诱惑，走向了堕落的深渊。也许，这样对传统的叛逃不能完全责怪孝文，在他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道德人格压抑着他的自然欲望，压抑得太久了。当现实残忍地把小娥推向死亡的绝境，面对她死后不散的冤魂，白嘉轩竟然不顾众族人的反对，不但没有为小娥修庙超度亡灵，反而筑起一座“镇妖塔” ，让冤死的小娥永世不得翻身。 这些都确切地验证了白嘉轩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也深切地展现了儒家文化道德性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位置。白嘉轩那“挺得太直的腰”和一副“神像面孔”也成了一种象征，使得顽劣之人都会油然生出一种时刻可能被征服的恐惧，比如黑娃。这个内心潜藏着顽强自我意识的人，却连带媳妇进祠堂拜祭的权利
12、都没有。他派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抢劫威胁白嘉轩，最终还得跨进了原来所鄙视并砸毁的祠堂；见到蜷着身躯的白嘉轩，还是不由自主扑通一声跪下，满含热泪地说：“黑娃知罪了!” 白嘉轩，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儒家文化道德人性的典型，也是世俗生活中的一员。他既极力保持着儒家文化道德性的某些纯粹与圣洁，也不断发展着自然本性的个人欲望，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纠结在一起，实际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白嘉轩曾经挺直的腰杆，还是他的萎缩，都无不在提醒我们，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是一种理想，我们的自然欲求不可避免地要与这样的道德文化发生着冲突。但在冲突的背后，也提醒我们该如何合理对待儒家传统的道德文7化，塑造自己的独立人格 (作者：重庆市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生，邮编 400715；四川省达州市共青团达州市委青工青农部，邮编 63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