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正气与铜臭的较量19 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小荷才露尖尖角” ，可是“早有蜻蜓立上头” 。中国早期报人瞧准了报业经济这块新的增长点，开始利用报纸进行商品宣传。 上海时报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大型日报，它以锐意报业业务革新著称于当时。1910 年， 时报用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吴趼人的一篇文章还我灵魂汁 。吴趼人在这篇文章中以第一人称现身说法，自称得到一种新奇神药，喝过五瓶后，便由思维迟钝变得神志清爽，走笔如神。 时报还在这篇文章旁边发表了这种新奇神药的药品介绍信。这篇文章不仅使吴趼人从报社得到了稿费，而且从药品商那里得到 300 块大洋的“润笔” 。不幸的是，文章见
2、报三个月后，吴趼人一命呜呼， “还我灵魂汁”送他走上黄泉路。当时这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报坛怪事轰动一时，传为丑闻， 时报为中国报业揭开了有偿新闻的盖子。二三十年代，有偿新闻在中国近代报业中泛滥一时，金钱的魅力压倒了新闻的真实客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很难发展，有偿新闻没有萌发的物质基础。加之建国后三十年中，新闻队伍整体素质优良，党风和社会风气相对纯正，有偿新闻难以滋生。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新闻界也开始酝酿实施新闻改革，以保持与经济改革的同步发展。2世上没有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新闻改革的逐步深入也带来了有
3、偿新闻的复苏，金钱对新闻的侵蚀悄然而至。 “饭票新闻”出笼 1983 年 7 月 13 日，上海文汇报在四版开辟新栏目商品广告 ，以小半版篇幅刊登商品求购类信息。新栏目的发刊说明表示：“本报新辟这个专栏，作为改革商品广告宣传的一种新尝试。欢迎各地厂矿企业提供类似的商品介绍广告稿。 ”这个栏目，既有商品信息，又有商品使用知识，宣传形式新鲜可信，被称为“广告新闻” 。在这个专栏刊登消息的厂家根据版面面积大小，适量交纳版面费，而版面费作为奖金被分掉。作为党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报纸首次刊登工商广告，它在探索改革广告宣传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虽然这第一步走得并不很直，它甚至为日后的有偿新闻提供了一条小径，但
4、这毕竟是探索的一步。这个栏目仅仅存在了一个多月，就被报社下令取消了。 1984 年，经济发展的加速度促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办报高潮，全国报刊自“文化大革命”后首次突破千种大关，达到 1041 种；1985 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 1445 种。 在报业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全国各地报刊陆续开辟介绍新兴企业及其产品的专版、专栏。 “萝卜多了不洗泥” ，一些产业报在版面中对新闻和广告不加区分，有些对产品的介绍不加广告版头，广告和新闻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如一家报纸刊登的神牛牌三轮车获北京市优质产品奖3的专版，既有厂长、厂领导班子及三轮车的照片，又有介绍厂长的通讯，却并未注明是广告。某省报连续两天用两个半
5、版介绍民权葡萄酒厂，既有厂长介绍产品的文章，又有消费者颂扬产品的文章，也未注明是广告。原因何在？有些新闻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难以抗拒日益加大的生存危机的压力，自觉不自觉地盯上了有偿新闻，报社“下海”“吃版面”现象逐渐流行。 1987 年 6 月 11 日， 中国人才报在全国和京郊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有人称之为“真报”和“假报” ，这两张报纸报名相同，期号相同，唯一的区别是京郊发行的“假报”多了三个新闻“专版” ，这三个专版刊登了产品和生产者的详细介绍，为此这两个郊县向报社支付了 2.15 万元。利用出“假报”来捞钱，这种咄咄怪事在中国新闻史上尚属首次。为谋取利益，以新闻报道直接作为广告内容，
6、在短时期内，给报社和个人带来了实惠，扩充了“财源” ；但从长远来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无益于报社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而且有损于新闻报道的尊严和信誉。 伴着经济发展、报业改革的融融春风，对金钱的贪欲毫不客气地咬啮着新闻改革五年来辛苦营就的血肉之躯，无情地摧毁着人们对媒介刚刚滋生的信任感。新闻界业内人士不无戏谑地称这一小条一小条的有偿新闻是“饭票新闻” 。 “饭票新闻”的采编和报道在不断衍生，愈演愈烈。同时伴生的，是记者采访活动中的不正之风开始盛行。有的以纪念品名义收受礼品；有的利用采访软硬兼施拉广告要赞助；有的接受采访单位“三包” （包吃、包住、包旅游） ；有的私下领取采访单位赠送的“红包”
7、部分记者在采访中热衷于吃喝，热衷于新闻发布会，眼睛盯着广告4和回扣，有的甚至强索“报道费” 、 “采访费” ，人民群众将这些记者称之为“金元记者” 、 “乞丐记者” ，称他们的报纸为“豺狼虎报” 、 “两霸一报”。一时间“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不胫而走。 长城公司案的警示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向的确定，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界第二次办报高潮的出现。1992 年全国报纸数量攀升至 1952 种，1995 年全国报纸共计2202 种，达到 20 世纪中国报纸种数的顶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状态下，新闻媒介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
8、适应竞争，许多新闻单位从事业性转为经营性。有的新闻单位迫于经济压力，把创收任务交给采编部门，并规定具体数额。于是，采编部门就这样那样地“协办” 、 “特约” ，就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收取费用，这些费用除了上交一部分，还留下一部分存入部门“小金库”或私分。于是，由部门创收，进而发展到由编采人员创收。记者拉广告要赞助成为“份内之事” 。 在体制转轨之际，有偿新闻已经不再是“饭票新闻” ，而摇身变为“支票新闻” 、 “信用卡新闻” 。记者利用报道索要财物屡见不鲜，被采访单位给记者发“红包”习以为常。甚至有人说“党指挥新闻”过时了，“钱指挥新闻”的时代来临了。社会上流传着“一等记者搞承包，二等记者炒股票，
9、三等记者拿红包，四等记者编编报”的新民谣。 1993 年夏，新闻界几位记者卷进了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5（以下简称长城公司）10 亿元非法集资案的丑闻，记者参与经济犯罪活动，这是建国以来头一遭。长城公司是一家经济实体，1991 年前后负债累累，濒于破产。1992 年 6 月至 1993 年初，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研制节能电机为名，以 24的高额年息为诱饵，打着民办集体企业和发展高科技的幌子，向社会非法集资。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集资总额逾 10 亿元，全国受骗群众近 20 万人。该案的关键所在，就是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以金钱铺路，打通关节；以媒介为先导，混淆视听；用行贿手段收
10、买少数记者，使他们为长城公司涂脂抹粉，鸣锣开道，帮助沈太福制造舆论，欺骗公众。魑魅魍魉逃不过法网恢恢，1994年 3 月 4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长城公司 10 亿元非法集资案进行了审理判决， 科技日报社记者孙树兴因犯有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蔡原江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李效时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没收个人部分财产。 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的败露，使许多记者开始扪心自省。孙树兴、蔡原江等人的蜕化变质究竟是大环境对新闻界冲击所致，还是记者自身放松道德修养的原因，或者二者兼有
11、？这种金钱吞噬新闻的怪现象也引来了海内外传媒的冷嘲热讽。1993 年 4 月 23 日，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刊登署名文章大陆记者生财有道 ，详尽描述笔者昔日的记者朋友们，或津津乐道炒股发财，或筹备公关公司专事广告业务，或以稿子的“含金量”自诩身份了得。作者感慨深长：“像这样不论三七二十一，拿新闻像猪肉似地换钱的做法，在全世界恐怕不多见。 ”5 月 10 日，香港6联合报也刊登文章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 ，对中国大陆有偿新闻的泛滥进行了客观的批评。5 月下旬，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新华社中南总分社原社长戴邦等十位著名老新闻工作者集体上书中共中央，大声疾呼“新闻事业正在滑向拜金主义
12、的泥沼” ，强烈呼吁禁止有偿新闻。 架起“安全的支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引入， “拜金主义”盛行一时，向前看成了“向钱看” ，一些党政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一些行业利用特殊地位明索暗要，甚至有些执法部门执法犯法。在这样纷繁芜杂的大环境里，新闻界不但难成净土，而且是被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活力和动力，各种经济实体注意借重新闻媒介，利用新闻媒介扩大影响。企业家们心中都有一个“小九九” ，买版面做广告，花钱多又有王婆卖瓜之嫌；拉记者写报道，花钱少却有真实客观之貌。付出一点小钱请记者做的新闻宣传可以带来巨大经济效益。 平心而论，宣传企业的成功
13、之道，宣传企业的名牌产品，宣传企业家的经营方略，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也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无可厚非。可令人不安的是，某些媒体、某些新闻同行在得到点小恩小惠之后，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为某些产品大肆叫好，不辨是非曲直地为某些“企业家”涂脂抹粉。到头来，某些产品坑了消费者，某些“企业家”现出了蛀虫7的原形。同时，有偿新闻使一些记者沉湎于眼前物质利益而不思上进，不愿深入实际，不愿接近群众，结果只能写出一些肤浅、空泛甚至虚假的东西。有些记者放弃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和职业责任，随波逐流，用手中之笔为某些人在政治上投机钻营摇旗，在经济上不公平竞争呐喊。记者勤于调查、勤于积累、勤于思索的作风全然被弃之脑后。 我们正处在
14、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念嬗变，各种各样的诱惑格外令人炫目。记者被称为“社会活动家” ，整日在生活的海洋里游弋，他们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而且是最敏感、最易受到影响的一分子。新闻是时代的镜子，是社会的写真，新闻反映着社会，社会同时也塑造着记者。某个时期的社会风气好与不好，党风正与不正，往往在新闻记者身上得以体现。如果缺乏足够的毅力，放弃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必然极易被利诱所惑，陷入各种误区。 著名记者范长江曾经说过：“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微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旁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
15、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污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这些力量强迫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 ”置身于光怪陆离大千世界中的新闻工作者，要想保持清白、正直，只有选择一个安全的支点，以抗击各种诱惑、各种邪恶的撞击和挤压。这个安全的支点就是：坚持新闻自律，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法制日报社原社长王福如认为：“新闻行业应当率先纠正不正之风。不要认为社会风气不好，就放松对自身的要求。 ”新闻事业对社会承担着8不可推卸的舆论监督责任，是不容腐蚀的事业。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新闻界主要是由政治手段、行政手段来管理的；而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新闻界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已意识
16、到必须运用法律的手段、道德的手段来强化管理。当有偿新闻日夜不息地啮咬着人民群众对媒介的信任和新闻工作者的神圣名誉时，新闻界的自律已成为自我保护、求存发展的现实出路。纠正有偿新闻等行业不正之风，刻不容缓地摆上新闻界的议事日程。 疾呼“绿色新闻” 1993 年的夏季，全国新闻界拉开了全面肃清有偿新闻的序幕。 1993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9 日， 新闻出版报连续刊登了吴海民撰写的 10 篇系列报道有偿新闻困扰新闻界 ，多角度、多侧面地对有偿新闻现象进行了宏观透视和深入剖析。7 月 31 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 ，要求新闻单位和新闻
17、从业人员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遵纪守法。新闻单位和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被采访者或被报道者以任何名义给的礼金和有价证券，新闻与广告必须严格分开，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业务（即“两分开” ） ，从中牟利。对新闻队伍中模范的集体和个人，要大力表彰，弘扬正气。 1994 年，中华全国工作者协会理事会通过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 准则具体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八方面的职业道德9规范。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克服行业不正之风，不刊发广告式新闻和其他形式的有偿新闻，不得以新闻做交易，索取钱物，牟取私利。新闻活动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 ”准则的制定，加
18、快了新闻界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步伐。 一些新闻单位开始实行群众监督，以杜绝有偿新闻。他们发出公告，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一些新闻单位作出规定，采编部门与广告部门脱离，明令禁止记者拉广告。他们的行为显示了中国新闻界反对有偿新闻的信心和勇气。 自 1997 年起，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每年联合召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电视电话会议，逐步加强反对有偿新闻的力度，并确定了全国新闻系统 43 家精神文明示范单位。为了杜绝有偿新闻， 人民日报开展了以两年为一个周期的“加强党中央机关报记者形象建设”活动，积极维护党中央机关报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和形象；新华社广泛进行“行风”问卷调
19、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光明日报认真解决驻地方记者不拉广告问题；经济日报实行“退红包”三联单制度，起到对发放红包单位的警示、收敛作用；长春晚报为编辑记者印制特殊名片，上面写着：“长春晚报为全国新闻界精神文明示范单位，在任何采访活动中拒收礼金、礼品，谢谢合作” ；农民日报编辑陈代安在他的名片背后印着：“不收礼，不受贿；对送礼、行贿者的稿件一律不选用” ；扬子晚报对用稿实行“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制约机制，坚决清除有偿新闻。各新闻单位通过强调“两分开” ，从根本上铲除有偿新闻生存的条件，为中国新闻界的健康发展创造10良好的环境。 1994 年以来，公开送、受“红包”已不多见，而改为个人行为和隐性行为。正
20、常的新闻采访，却要收取“宣传费” ；分明是广告，却要用新闻形式进行包装；搞的是钱稿交易，偏说成是“赞助” ；记者拉广告、拿回扣，又说成是“奖金” ；明明是向企业出卖栏目、专版，还说成合作宣传。这种现象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困扰，使中国新闻界又受新伤。 1999 年我国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策略，报道西部开发成为媒介的重头戏。2000 年 4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这些记者叫西部真头疼 ，揭露了一些赴西部采访的记者要吃要喝要赞助，规格要高接待要好，稍不如意翻脸就恼。文章指出，北京某行业报的几位记者在西部一家冶金企业，住要最好的房间，陪要公司宣传部部长亲自。来回机票、食宿一律要该冶金企业
21、负担，拉完了广告，还要让企业低价批给紧俏物资，这才勉强发出一两篇稿子，被报道单位苦不堪言，又不敢得罪这些“大爷” 。有的记者一开口就是广告、赞助、专版，三句话不离一个“钱”字。某电视台记者到西部一旅游城市采访，吃喝玩乐之余，拍了一条不长的新闻。记者再三向市里提出，一定要几万块钱的“赞助费” 。这个城市不过是个县级市，经济情况并不好，几万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市里领导再三商量，实在没办法，只好到处凑，把两万块钱交给了对方。这些记者视采访为创收途径，打着宣传西部的旗号，实质是掠夺西部，败坏了记者的名誉，损害了媒介的形象。 可见，反对和杜绝有偿新闻任重道远，丝毫松懈不得。 1998 年 10 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报道了复旦大学新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