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他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上海担任日本读卖新闻上海支局支局长的高井洁司先生，出版了他的新作用你的头脑看中国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我还是主动承担了这部新作中文版的全部翻译任务。书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太精彩，以至我生怕不熟悉高井先生的人不能准确地表达原著真意也许这是多余的。 我是高井先生在上海工作时期的助手，交往至今已有 17 年。我很想借此机会，把我所知道的高井先生介绍给同胞们，让大家在读完本书以后，更多地了解这位优秀的记者、严谨的学者、熟悉中国的日本朋友。 他率先采访了洪庙农民 高井先生于 1986 年 9 月初来到上海。那时，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获得了决定性
2、的成功并推广到全国；南方的深圳、珠海等几个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搞得有声有色。但上海基本上还处在计划经济管理下，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绿地极少，到处都有“脏、乱、差” 。就连工业生产总值的头把交椅，也让给了相邻的江苏省。当时中国的政治新闻在北京，经济新闻在广东。而上海，用高井先生自己的话讲，开始觉得“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向日本报道的新闻” 。 但是上海毕竟曾是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最重要的前沿阵地。当上海重2新对外国常驻记者开放之际， 读卖新闻 、 朝日新闻 、共同社、 东京新闻?中日新闻 、 日本经济新闻 、NHK 都派出了坚强的记者阵容，有些记者在日本已经非常著名了。于是媒体之间的竞争大大加
3、剧。日本报纸版面的限制本来就很大， 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又是世界第一，驻世界各地的记者站多，记者也多，要在读卖新闻上经常见报，并非易事。记者写稿质量不到位，或运气不好（指国际上发生大事件占了版面） ，有可能忙了几月半载的，连一篇稿子都登不上去。 然而，正是在初到上海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高井先生不仅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令人耳目一新的报道，而且多次在重要新闻的报道中拔得头筹。他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那杰出的新闻敏感，能察事物于“风起青萍之末” 。1987 年 2 月，对上海市奉贤县洪庙乡的采访报道，很能说明这一点。 洪庙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率先由农民集资建造起来的城镇之一。上海当地的报纸只把它当作一般的新
4、鲜事报道，并没有提到必要的高度。但高井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富起来了以后，第一次向计划经济体制下神圣的户籍制度发出了挑战，是中国农村向城市化迈出的意义巨大的一步，立即决定去采访。 当时奉贤县政府办公室的张正林副主任接到我们的采访请求时有点意外，洪庙乡的农民们更是喜出望外，热情地接待了第一位踏上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土地的外国记者。 高井先生写下了 1800 余字的通讯，开宗明义就点出：“农民自己建城镇在日本算不了什么事但在中国是个划时代的大事件” 。接着3详细地报道了农民自己筹资建城镇的背景、目的、城镇的规模、参加集资农民的户数、粮食配给制条件下的口粮解决方案、城镇的领导体制、共产党组织
5、在筹建中的作用等问题。他特别注重报道了一向被认为“贫穷”的农民，何以有能力自筹资金建城市的问题，从而介绍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致富的多种途径。该报道中，还出现了富裕农民的代表当建筑队老板的康先生，他的年收入在 34 万元左右。在当时，“万元户”已经了不起，康先生算是特大户了。 农民们看到自己集资建镇的创举被读卖新闻报道时，很受鼓舞。洪庙乡现在早已是欣欣向荣的繁华小城镇，但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忘记这位第一个把他们介绍给世界的日本朋友。在建乡 10 周年之际，高井先生接到了参加他们庆典的邀请。遗憾的是，高井先生当时在北京工作，未能赴约。 今天，农民建城镇已到处可见， “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之
6、间的壁垒正在解体。但在 17 年前，从一个农民集资建设的小镇，看出其“划时代”的意义，第一个向世界宣布“农民离开土地” ，中国农村城市化时代的开始的是高井先生。 多年来，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国内，都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前进的每一步，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 他斩钉截铁断言：中国不会乱 高井先生于 1999 年离开读卖新闻论说委员之职，到北海道大学4当教授，成为一名国际新闻学理论的研究者。其实，他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早在担任外报部副部长时就开始了。他在 1996 年出过一本中国消息解读的著作，就媒体报道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次用你的头脑看中国是对当年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7、。 高井先生在这些论著中提出的是国际新闻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那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问题；但又是新问题，因为中日两国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不同，两国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矛盾尤为突出。从传达信息的角度讲，读者需要不带倾向性的客观报道，但客观上不带倾向性的报道是没有的，因为写新闻的人都属一定的国家、民族和社会集团。所以，高井先生从新闻学的角度，对报道提出了尽可能“真实” 、 “全面” 、 “准确”的要求，批评了有些记者与媒体的主观随意性：有的深入采访不够，有的戴着有色眼镜，有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有的为迎合读者胃口选新闻，更有甚者为“批评而批评中国” 。 高井先生不仅是“真实” 、 “全
8、面” 、 “准确”地报道中国的倡导者，也是一个实践者。他在本书中写道：“就拿笔者来说，也想客观地、中立地写报道，但不管怎样小心，不可能完全摆脱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观点立场。 ”由于这种主观上的努力，他在客观报道中国的大量实践中，练就了对中国未来杰出的预见能力。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 1996 年初，他写了一篇题为江泽民的制衡能力是关键的时事评议。 当时江泽民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已经 7 年。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和指引下，改革开放再掀高潮，经济增速保持在 10左右，进入了建国以来最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此时，邓小平年事已高、身体状5况欠佳的消息开始流传。 在日本，一些本来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的人有点
9、按捺不住，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邓小平身后，中国必乱”的论调，还提出了所谓“中国 5 年政变说” ，即 1949 年建国以来，中国每 5 年左右，发生一次重大路线斗争或权力斗争。这使得那些想到中国投资发展事业的日本企业，也都裹足不前，等待观望。 那年，我还在日本名古屋留学，国内的报纸看得比较少。我作为中国人，凭着对民心、党心的了解，认为中国不会乱，但也不是绝对没有丝毫的担心。因为自建国以来，中国毕竟一直处在伟人的统治之下，潜意识中有一种“只要伟人在，天下就乱不起来”的依赖。而毛主席去世后，与“四人帮”进行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夺权斗争依然记忆犹新。当一代伟人离去时，中国进入“巨人真空时代”会是什么
10、样，心里没有底。 有一次，高井先生路过名古屋，和我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我仅仅从中国的民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角度，谈了邓小平身后中国不会乱的理由。但心里知道，这些话对我的同胞也许有说服力，但对外国人有点隔靴搔痒。 几天后，高井先生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江泽民的制衡能力是关键的时事评论，阐述了“后邓小平时代”中国不会乱的理由。这在“中国将乱”的嘈杂声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内容实在精彩，给人印象相当深刻，他的结论就是：只要江泽民主席把握好改革的尺度，制衡好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就能稳定大局，中国不会乱。 通篇立论明确，论据充足，结论有力。在日本一流的大报上，有如6此说服力的议论文章是罕见的。读了这篇
11、时事评论，与中国友好的人士可以放心，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国老板可以安心。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已经不会再为“中国会不会乱”多费口舌了。 他采访过的地方“连棵草都没留下” 从高井洁司先生的新作用你的头脑看中国中可以了解到，高井先生和中江要介先生（日本首任驻中国大使）访问台湾时，被中国时报称为“亲中国代表团” 。或许日本国内也有人认为高井先生是“亲华派” 。其实，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亲华”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知华” 。他小女儿的名字就叫“智华” ，意思是既要了解日本，也要了解中国。 我作为他的中国朋友，也不认为他是“亲华派” 。亲了就不公正了，有悖他十分崇尚的“实事求是”精神。我们之间对一些问题也
12、交换意见，但结论都不是统一在“亲”上，而是“实事求是”上。高井先生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今年他访华时，有个北京朋友送给他一个邓小平的泥人像，他称之为“最宝贵的礼物” 。回国路过上海时，还特地到城隍庙多买了两个，准备带回国内送朋友。但他在当记者时，如实地报道过改革开放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在当学者时，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媒体面临的课题。 所以，把高井先生称作“一位了解中国的日本友人”比较贴切。他之所以了解中国，是因为决不仅仅停留在书刊和资料上，而是遵循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理，自己走，自己看。他当年采访温7州地区，就是一次较为艰苦也是收获颇大的实地调查。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热点，除
13、了几个特区外，江苏南部以乡镇企业为特点的“苏南模式”与浙江南部私营企业为特点的“温州模式”较为引人注目。乡镇企业带着“集体经济”的帽子，所以“苏南模式”比较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式提法）的要求，从而受到理论界的推崇和当局的肯定；而私营经济姓“资” ， “温州模式”尽管经济成效显著，但颇有争议，报上正面宣传得不多。 高井先生曾随读卖新闻代表团采访过苏南地区，那里固然有许多新人新事，但他凭记者的直觉感到， “温州模式”越有争议就越有新闻价值。他决定重点采访温州地区。 去温州的交通不便，当时没有飞机和铁路，我们去时乘客轮，二等舱也脏乎乎的。一路要 10 多个小时，海浪挺
14、大，还有点晕船。船上尽是做贩运生意的人。回来改乘班车，绕道杭州，但车厢里十分拥挤，身边也站满了长途贩运的生意人。我们还没到温州，旅途上已经感受到了温州人为做生意坚韧不拔的劲头。 在温州，高井先生采访和接触的人中，有开啤酒厂的私营企业家，还到他的豪宅去做客，让人大开眼界；有做园林草木生意的个体户，他家雇了几个工人和年轻保姆，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做汽车零配件生意富起来了的农民，丈夫是文盲，管生产、装配、发货，老婆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负责签合同；在结束采访的路上，我们还遇到了一对年轻人的婚礼。据了解那位新郎做生意，已经拥有 10 万身价，相当于上海 100 个普通工人 1 年的收入！ 8
15、我们参观了几个当地颇为流行的家庭作坊，老婆一边烧饭，一边组装电器零配件；也参观了几个农民集资建立起来的拖鞋厂，利用废旧塑料加工成廉价拖鞋行销全国；还参观了号称“远东最大”的纽扣市场，了解了小小摊位的主人，何以通过一粒纽扣几厘钱的利润，积累起财富的传奇；特别注重参观了商店老板们自己集资改造的城市道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国家投资的城市建设模式 温州一派百业方兴的气象，但是用传统的眼光来看，温州的繁荣属于“私” ，属于“资” 。所以，高井先生十分关心共产党组织和政府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些“私”和“资”的企业的。 对这个问题，温州的生意人回答得很干脆：我们这里“天高皇帝远” ，中央不给我们钱，不
16、管我们饭，也顾不到我们在搞“社”还是搞“资” 。温州的政府官员则解释道：温州的共产党书记们采取了一种“模糊战术” ，对私有企业，你做生意我管收税，只管把经济搞上去，不给你戴什么“社”或是“资”的帽子，避免理论上纠缠耗费精力。 高井先生把温州生意人的话写进了系列报道，但没有把官员的话写进去，也许这位普通官员的话不是一种权威性见解。但这些话与以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异曲同工，有一种上下互为印证的作用，反映了中国的领袖和党的基层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态度。这对以后高井先生正确把握中国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 温州采访写成的系列报道发表后，在日本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连载推迟发表时，都会有读者向报社询问原因。
17、鉴于高井先生的成功，又有记者去温州“深山探宝”了，但据他回来说， “高井去过的地方连棵9草都没留下” ，无获而归。 通过这次采访，高井先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理论问题上的灵活性，以及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的求实精神，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路线的热烈拥护和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他明白，中国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阻挡改革开放的步伐了。 他在上海 1 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以惊人的速度了解中国。这也有赖于他那颇有创意的学习调查方法。 他几乎天天带着我和司机俞建初先生在上海高、中、低不同档次的餐厅吃午饭，有时也去夜排档，学点中国菜，观察各层次市民的饮食生活（好在那时物价比较便宜，他自己掏腰包也负担得起） ；跑了不
18、少的“音乐茶座” （那时还没有夜总会和 KTV） ，了解人们业余生活；采访街道居委会，了解社区生活；采访农村、工厂了解人们的工作情况。他在一年中采访了上至中央部长，下至农民百姓的近百人，连漂流长江的小伙子们，他都给予了关注，向读卖新闻编辑部要了整整一个版面，介绍他们的壮举。 他还主动登门拜访了解放日报 、 文汇报 、 新民晚报 、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几乎所有主要媒体的领导，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也和一些中等规模的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媒体和朋友在以后的工作中，给予了不少的帮助。通过交流和采访，他还结交了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的不少专家和朋友。 正是在这些大量的实地采访以及与中国优秀分子的接触中，他渐渐理解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无穷魅力，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无限生机，10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渴望摆脱贫困的无比坚定的决心，同时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一切都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奠定了基础，也使他成了一位比较“了解中国的日本朋友” 。 我回忆起高井先生当年在上海的采访活动，就会联想到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是啊，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处处都留下了外国记者的足迹。今天，中国正阔步走向世界，世界也更加关心和了解中国，在这方面，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外国记者也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