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笑谈当年应征文听说文汇报的徐开垒先生经常赠书给所在街道的晚晴读书社，为社区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在里委支部书记老曹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新华路上的文缘村。 当我们在三楼敲开了徐开垒先生的家门时，前来开门的是徐师母。此时，只见他正在伏案工作。77 岁的徐开垒自 1987 年 11 月获“高级记者”职称，于第二年 5 月在报社离休至今，这 12 年里实际是离而未“休”，当年（1988 年）就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在小说界上开始连载他写的 50 万字巴金传 。此书出版后，曾获得海内外报刊的热烈赞扬。巴金的老友朱雯、王辛笛也写专文在报刊上发表。上海曾把这本书作为1991 年度红旗读书运动推荐书目。 徐开
2、垒在完成巴金传后，又在去年（1999 年）年初编集出版了一本巴金和他的同时代人 。书中记述了与巴金的同时代作家，如沈尹默、丰子恺、叶圣陶、魏金枝等二十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这些材料也都是他过去和近年来辛勤采访的成果。 当了解到开垒先生这些年来笔耕不辍、离而不“休”的情况时，我深为感动。可是他却笑着说：“这算什么？其实，我在未当记者前、甚至在少年时代，已经是一位记者了。 ”他边说边拿出一本刚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新书家在文缘村徐开垒散文自选集来，给我介绍了其中的一篇故乡 。 2文章里记述他在 14 岁时，在宁波效实中学读初中。那是 1936 年夏天，上海开明书店新少年半月刊发起“悬赏征文” ，题目
3、是“小人物”访问记 ，鼓励少年儿童到人民大众中去找访问对象。少年开垒就在自己家中找到在天井里粉刷墙壁的泥水匠，问他“恨不恨日本帝国主义” 。他最初说恨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少年开垒又问他，要是敌人给他一千元钱，他帮不帮敌人做工。他说那就帮他们做工，因为“我拿了一千元钱，以后就不需要再做那使人冻煞饿煞的泥水生活了” 。少年开垒听了很气闷，就到屋子里去找另一个在干活的泥水匠，问他恨不恨帝国主义，哪知他比前面的那个工人回答得更干脆，他说：“恨啥？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和亡国奴一样吗？”原来当时政府正在宣传要老百姓实行“新生活运动” ，其中有一条是“
4、上街不准赤膊” ，而他没有单衫，如果赤膊就要被捉到警察局去，他只好在这样炎炎的夏天，穿了一件破棉袄来。他还说：“妈的，一个月要付四种税；什么房捐，户口捐，建设捐”当时，少年开垒还想向他提问，可他什么也不肯说了。少年开垒只好走出屋外，禁不住自问：“可怜的泥水匠，谁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啊？！”纳闷中，他把向这两个被压迫而又不是十分觉悟的工人所进行的访问，一点不漏地记录下来，以两个泥水匠为题，寄往上海开明书店新少年半月刊编辑部应征。 当年 10 月 25 日出版的该刊第 2 卷第 8 期，终于把这次征文评奖结果揭晓了。在 1230 多篇应征稿件中，少年开垒的一篇竟被评为第一名，排在显著地位上。编者还写上
5、这么一段话：“我们欣幸，这一次征文得3到相当的成功。我们知道所出的这个题目，是可以使读者诸君做得好文章。 小人物的大众中，尽多着欲诉无笔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有着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热情，他们有对国家大事最公正的批评和意见。他们并不愚昧，不过是不识字。少年诸君这次应征是很荣幸地深入了一次民间 ，当了小人物大众的书记，起草了他们的宣言。 ”这本新少年半月刊的当年编辑是叶圣陶、丰子恺、顾均正、宋易四人。 “我学做记者，其实在 1936 年写文章时就开始了！”开垒先生说，“是叶圣陶等前辈编辑，教我不论是写文章、做作家、当记者，都要深入民间，接近小人物 ，了解实际。 ”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你们社区干部不差。你们也在开始深入基层，关注到我们这些离退休的老人生活和思想了，可我们还得警惕自己，不能像几十年前旧社会里的那两个泥水匠那样，手挥粉刷帚，大发牢骚啊！” 当我走出文缘村，在新华街道的壁报专栏前，看到一幅大型的捐书照片，正是徐开垒先生在向新华街道图书馆捐赠书籍的照片。此刻我联想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开垒先生孜孜不倦地在散文创作道路上的追求和探索。当我们读着他那些诚恳而多彩的文字时，怎不令人产生由衷的敬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