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人教我百折不挠英玛古拉达?孔萨雷斯?布依,50 岁,生于巴塞罗那,是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作为最早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化的西班牙专家之一,她于 1979年来中国学习汉语,之后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并在大使馆待了 20 年。2006 年,她成为西班牙文化中心主任。她与丈夫住在北京的郊外。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对中国的兴趣早在西班牙就开始了。我阅读了赛珍珠有关中国的书籍,关于佛教的书籍,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如杰克?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该书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切深刻影响了我的童年。后来,我开始在巴塞罗那学习汉语,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当时,西班牙几乎没有人教授汉语,因为它似乎遥不可及。不过,
2、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我每周去他们家里学习。之后他们在大学里教授汉语课,而我则去那里学习。1977 年,我去台湾学习。两年后我去了北京。我家里人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不过,我的朋友们认为我这么年轻就独自去中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开始这一点也不难,我认为生活在这里是一次历险甚至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回想当初,我是第一批来这里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之一。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是如此渴求信息。他们2想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想结识外国人。这里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当时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到处旅行。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巨龙才刚刚觉醒。在此期间,我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开始是作为
3、新闻专员,之后是文化专员。我在那里工作了 20 年。 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因为有那么多新兴的文学、诗歌、应用美术和电影等艺术形态。所有的事情都在巨变。能够见证这样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2003 年,我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因为我的父亲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刚开张的巴塞罗那亚洲之家文化中心有一个空缺职位,他们正在寻找会说亚洲语言的人。因此,我向大使馆请求暂借。我任塞万提斯学院院长之职,发生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学院和西班牙的首要关注对象之后。外交部希望该中心马上开放,而我希望回到中国,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我的中国丈夫已准备好回中国。我参加了两国政府建立中心的谈判。我们
4、进行了多次会谈,找到一栋建筑,于是塞万提斯学院在2006 年开幕。 万事开头难,由于在北京已经开设了很多类似学院。要想吸引人们的注意是一个挑战。其它文化学院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更为深入人心。另一个挑战在于我们必须使西班牙语有足够的群众性。回想过去,只有区区几所大学教授这门语言。对我们来说,要迎头赶上任重而道远,不过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西班牙语的需求经历了令人眩晕的增长。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经过,看到我们并认识我们。学生的数量每年都在翻番。在国家关系中,文化有它自己3的作用。仅有贸易和经济联系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把这些相互割裂开来。它们有着同样的重要
5、性。 在学院,我总是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每天都是会议、电话和来访。因为每天就是有那么多事要做,所以日子过得像飞一样。但我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我目睹了中心的成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这里,看到人们对这里的活动感到津津有味。 很多初到北京的外国人觉得忐忑不安,认为中国人不够热情。但我认为他们非常友好,这点很像西班牙人。当然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但我不同意把他们看成是冷漠的人。一个人只是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实现沟通,而绝不要武断。 中国有没有改变我的为人之道呢?噢,我都记不得我曾经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那时我是那么年轻,而 30 年是一段很
6、长的时间。但我认为,我来这里见识了许多事情。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百折不挠和不遗余力地工作。我被这些精神感染了。但我也学会了事物的相对性:凡事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外,是的,等待的价值,还有把握机遇的意义。我学到了很多但我还将继续学习。 尽管我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不想说我具有两种身份,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中国人。本质上讲我是西班牙人,因为我在巴塞罗那出生成长。我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我认为这样很好。不是作为一个不知自己确切身份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参与感的人。尽管我的确相信一个外国人有可能变成中国人,因为中国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我不认为我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我只能说,我能够理解怎样才算是中国人。(摘自 2010 年 34月 8 日英国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