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主体意识与理论自觉：2016 年的中国政治学2016 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事件，昭示着欧美等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持续数年的政策调整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正面临着新的裂变和不确定性。反观中国，2016 年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设计， “一带一路”则展示了中国把握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的高超能力。尽管面临经济新常态挑战，执政风险和考验也在集中显现，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整体稳定，政治认同度极高。1在此背景下，2016 年中国政治学
2、呈现出学科功能意识更强、研究更重实践经验、理论更趋自觉自信的特点。梳理全年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和热点：围绕学科建设，中国政治学主体意识显著上升，驱动学科中国化、本土化的动力在加速；围绕政治发展道路，一系列新思考、新理念争相涌现；围绕国家治理理论，一系列新解读、新阐释更加贴近中国经验；围绕近期西方民主实践，观察更微观、更具体，反思展现更多新视野。 一、政治学本土化的新展望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充分肯定、充满信心，同时也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2还存在一些亟待
3、解决的问题，这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这次重要讲话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政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在提高国家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需要政治学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面对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现实，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又迫切需要通过中国化、本土化的政治学做出贡献。政治学在建构国家的自我代表和自我表达的主体性方面，其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曾说“
4、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这句话用以形容政治学的功能和定位，恰如其分。 早在 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 60 周年纪念时，王绍光教授曾撰文“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 ，回顾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建政治学学科，恢复了政治学高等教育。根据他的观察，中国政治学在过去 30 年大约经历了“取经” “效仿”以及逐步走向“自觉”三个阶段。王绍光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的政治现象，政治学代表人物所借助的关键概念和分析工具也不再局限于国家意识形态划定的范围，但是更多主要源自当代西方政治学。他认为， “效仿”不可避免，但如果长期停
5、留在“取经”与“效仿”阶段，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就谈不上完成，中国政治学的下一个3飞跃将是“本土自觉” 。2他还注意到，中国的政治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做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的角色，本土化迫使中国政治学界挑战自我，在研究中越来越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的“5?17 讲话”代表了官方话语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定位与新要求，与此同时，一批政治学人也在思考如何建构更具本土内涵和中国化理论特点的研究体系， “本土自觉”意识显著上升。2016 年 1 月，政治学者朱云汉在北京日报撰文，提出“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 。朱云汉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
6、年难遇的“巨变时代” 。中国兴起将带动 21 世纪全球秩序重组，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他认为“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 ，还在于美国政治学研究正面临一系列尖锐问题，这包括：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经济学，沦为应用数学和应用统计学；二是没有理解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仅限于经验世界，还有经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三是没有理解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掘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四是不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存在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五是没有理解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具有相互构
7、成关系，社会科学知识有转化行动的作用。朱云汉认为，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 ，是百年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特征，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 “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3 4同朱云汉的观点同出一辙，中央党校李良栋老先生在年内撰文“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途径” ，追思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回顾中国几代政治学者致力于学科本土化的努力。他感慨道：“政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在研究中国经验上总是纸上谈兵，有气无力，不仅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害无益，甚至影响国家民族健康发展。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学学科
8、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4李良栋教授认为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提出实现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最终目的是建构中国式的政治学学科话语体系，首先要做好“清理地基”的工作，即真正廓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在此基础上才能构造诸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关注和说明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辅之以辩证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有益成果。 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和水平与当前时代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中国政治学的实践影响力还十分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流派。为此，房宁在年初政治学研究的一篇谈论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文章中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学需要一次新的
9、方法论变革，需要超越传统的和现有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中国政治学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从注重运用现有的中西方理论说明中国现实转向关注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从注重文本研究转向注重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更多地采取现场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和典型调查法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5桑玉成和周光俊的一项经验研究5似乎验证了房宁的看法，他们选取了国内政治学科排名前十名高校20112015 年政治学理论专业的 369 篇博士学位论文，对其选题来源、主题分类与界定、研究范式等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分析发现，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学在汲取人类共
10、同的政治智慧与挖掘本土积累的政治实践之间，在引介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上实践中国经验等方面，还存在很大不对等，产生了“政治学在中国”与“中国的政治学”之间的所谓“身份危机” 。6 也有学者提出，驱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动力未必完全源自学术群体，而是包含了学术界、社会知识群体乃至官僚集团与执政党在内的多方面的贡献。在年终学习与探索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杨渊浩就探讨了执政党对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角色和价值，他认为，从内容来看，新的历史阶段执政党对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政治观、权力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民族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的新表述和新拓展，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显现出了特有的
11、理论创新原则和本土化的路径。言下之意，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和本土化过程，受益于执政党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7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更细致地探究其中的动力机制，但可以想象，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在中国政治实践的一线，面临各类执政风险和挑战，在本土学术理论资源不足且缺乏有效的外部理论参照情况下，迫使执政党进行自我的理论创新，后经学术研究论证、丰富以及学术话语的转化，进而演变为推动中国政治学概念、理论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动力。 二、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思考 2016 年中国政治学涌现出一系列针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思考和6新思路，这是一股“朝内”的自省和思索，可谓是年度特色。中国政治发展是理论、道路和实践的统一，
12、是多维度的理论认知和制度体系的集合，基层自治和协商民主是本年度中?政治发展研究的两大亮点。 第一，基层民主自治的“选举除魅”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四大支柱之一，它包括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两个系统，这其中农村村民自治备受海内外关注。20 世纪 90 年以来，各地对如何实现村民自治进行了认真实践和大胆探索。在综合各地经验基础上，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归纳概括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并通过制定村民直接选举办法，保证民主选举；通过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保证民主决策；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 ，保证民主管理；通过建立办事公开制度，保证民主监督。
13、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村民自治逐渐由原来的注重自我管理和村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向重选举的间接民主和精英民主转变。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甚至一度向西方国家以选举为核心的政治参与看齐。 有研究注意到，近年来的一些基层典型案例表明，在基层民主自治中，受到选举民主思想的主导，尽管村民形式上具备选举权，但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上，民众的政治权利并没有很好地落实，村民自治更多地呈现出消极性。时下中国乡村治理常出现的“小官巨腐”现象，正反映了当前阶段我国基层民主自治的不足，也凸显了现阶段基层政治参与制度设计的缺陷。在新形势下，国家向农村地区注入了大量财政和经济资源，为统筹城乡发展带来了巨大发展机会，但是
14、由7于村民自治过度重视选举环节，在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的不足，使得农村基层成为农民身边腐败的高发区，酝酿着局部的治理危机。这种治理危机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和农村发展稳定，损害了党和政府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本年度的一项研究对中国农村基层自治中存在的选举参与为中心的制度设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选举除魅”的观点。他通过重新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诞生及法制化进程，提出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内涵中并未必然预设“选举权利中心论” ，而是将保持村庄共同体、改善村庄治理恢复为该制度的原初动因和根本目标。因此，文章提出选举权利中心既不可信，也不足取，村委会选举制度对选举权利的执念应予去除，村庄治理本位自
15、当确立。8在另外一项实证研究中，仝志辉则以一个当代农村案例的形式，来挑战农村民主选举可以提升村庄权力正当性的既有观念。通过分析农村土地派系存在的形成过程，他发现农村竞争性选举强化了“分利型”村治，选举本身并未能提高村级权力的正当性，反而成为农村治理难题的根源。9 其他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的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背后的主导理论，本质上是民主与治理割裂论、国家与社会脱节论、体制与制度支解论。肖滨和方木欢的经验研究分析了广东等地近年来探索村民自治的新形式，探寻当下中国村民自治寻求出路的新趋势，他们深入考察粤东、粤西、粤北到珠三角地区等多个地市的村民自治，总结出了“一核主导、双重服务” “政经分离” “三元
16、制衡” “四权同步”等农村实践经验，并对广东等地村民自治的新经验给予了理论辨析和重新定位。他们认为，这些经8验的实质是把村民自治有机整合到以党政体制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实现将政党执政的权威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村民自治的参与性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执政的合法性中。10 事实上，不仅在国内，即使在海外的中国研究中， “选举中心论”的地位也在发生改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海外学者一直关注中国村民自治，但研究重心始终放在村民选举程序方面。近两年，海外中国村民自治研究虽然仍然以村庄精英行动或制度产品供给为主线，但正在脱离选举为中心的一元化论述，转而构建“选举-治理”二元动态分析框
17、架，并引入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推动村民自治研究的发展。11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新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建设和完善协商民主。2015 年 1 月，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在广泛和多层次的领域推进协商民主，这其中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等七个领域的协商民主。2015 年 6月，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就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提出了改革思路和操作规范。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代议
18、民主，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适应这一新的理论和实践需求，2016 年的中国政治学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2016 年年初，林尚立在一篇题为“基础与动力协商民主何以9在中国成长”的报告中，结合最新的中央精神和改革实践，系统阐释了他所理解的协商民主。林尚立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生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是适合中国实际和文化传统且行之有效的民主形式。他认为，协商民主发展壮大是在一种他定义为“双重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所谓“双重运动”之一就是政党与国家的双重运动，分别是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党的建设过程一是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三者合一的群
19、众路线，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统一战线，这两个方面孕育出协商民主。国家建设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基于人民政协而产生，通过协商建国产生了国家基本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双重运动之二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双重运动，改革开放后，党中央的努力得到了地方各种形式的响应，从而孕育了地方的协商民主实践和发展，地方民主创新实践和基层群众自治，产生了丰富的协商民主形式。 作为结论，林尚立认为，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产生于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国家发展更具内在契合性。他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不是要弥补代议民主的不足，而是整体支撑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以及国家与社
20、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因此代表了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主干。作为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无疑是中国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12在另一篇文章中，林尚立推而广之，讨论了制度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历程代表了中国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和核心特点，即中国始终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制度选择、制度建构和制度建设，10合理的制度不是基于价值的设定，而是基于制度与发展长期互动中实现的内在协调与统一。以制度的有效性促进制度的合理性，在制度创造发展中，逐步确立起人们的制度自信。13 马一德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理论文章则基于宪法政治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
21、协商民主进行了理论辨析，他提出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链条表现为：执政党政协人大人民，中国协商民主主要包含“执政党政协”中的政治协商，以及“执政党人民”的社会协商，二者经由人大制度加以勾连。这在逻辑上决定了党的领导、协商民主与人大代?h 民主的内在关联，形塑了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即通过塑造“政治协商立法协商社会协商”的制度循环，指引现实制度发展。根据马一德的理论模型，从传统的群众路线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升华，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正当性机制的必然途径，是在承继优良政治传统基础上加以现代化改造的执政方式更新，也是理顺国家治理体系中党、政协、人大、人民等多重复杂逻辑的枢纽所在。14 就协商民主与中国历史国情和政治发展的契合性，政治学界在理论方面具有基本共识：同西式选举民主强调个体理性与基于个人权利的偏好聚合相比，协商民主更强调公共理性与群体偏好聚合。15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有学者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了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通过对浙江省温岭市以民主恳谈为基础的基层治理制度以及广东省河源市以网络问政为基础的地方治理模式的比较，这一研究提出治理和善治有赖于高度的公民参与，而协商民主是通往治理和善治的有效途径。16另外一项研究则基于对上海社会治理的经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