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真得好好反思对湖南作协两位作家退会一事，我的看法和态度是：虽然说不上拍手叫好，却很能理解他们，甚至还有些佩服他们的勇气。当然，对于这个“作家退会事件” ，更重要的是需要反思。 作家协会与其他组织不同，本是一个群众团体，入会自愿，退会自由，这是作家个人的权利，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干涉也无权干涉。但为什么从道理上说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文学界内外的关注甚至争议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这可能是因为余开伟、黄鹤逸两位作家开了退出作家协会的先例，本来是个人行为，但现在却成了一个“事件” ，很多人觉得新鲜或一时还不大习惯；第二个原因，也是问题的关键，是退会之举牵扯并暴露出作家协会
2、这样的机构所存在的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作家协会到底怎么了？ 根据作家协会的章程，作家协会应该是团结老中青作家、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联络和组织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及学术活动的组织。一句话，它是作家（准确地说， “作家”前应该加上“真正的”这一限制语）的组织，它是文学的组织。当然，它也与中国其他所有的组织一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是党联系作家、团结作家的桥梁和纽带。在现阶段历史条件下，作家协会无疑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作家协会也确实对促进和繁荣文学创作起到了一2定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作家协会问题也确实很多，用“问题成堆”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作协“成堆”的问题中
3、，官僚体制、领导机制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也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人常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单位。现在的作协领导特别是实际掌权的领导，往往并不是真懂文学也热爱文学的人，而是一些文化官僚甚至是一些有浓厚的政客习气的人。说这些人懂文学吧，却又经常说外行话，净干外行事，至少是与文学不大沾边的事；说不懂文学吧，他们有时好像对文学也不是很陌生，还能说上几句像模像样的话，甚至也写一些自称为或被人称为散文呀、随笔呀乃至文学评论呀一类的东西，好像也不完全是外行。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懂不懂文学，懂了多少文学，而是这些人到作家协会，并不是奔着文学而来，而是冲着当一个官、弄一些待遇甚至是弄权
4、而来。因此，现在的作家协会，其工作作风渐渐演化为“官协”衙门作风。 “官本位”意识相当严重， “论官行赏” ，凡事不是从实际工作考虑，不是从有利于促进文学事业考虑，而是以级别即官阶的大小来设计安排。对具体的工作特别是有关文学的工作，往往不很热心甚至不闻不问，不研究和解决切实的问题，不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而是热衷于作表面文章，搞花架子，把一个本来应该是比较纯净的环境弄得乌烟瘴气。对此，作家协会外部的人大多是一些文学界人士，想说不好说，为什么呢？这是人家单位内部的事，说了或说多了得罪人，而且都在圈内，弄得大家不好见面；内部的人是欲说还休或想说不敢说，为什么呢？在人屋檐下也。我想，余开伟、黄鹤逸之所以
5、敢于退出作家协会并且敢于3揭露作家协会的弊端，是因为他们都是作协机关之外的会员，要是他们在作协机关内部，可能也是“欲说还休”甚至是“欲退还休” 。其实谁都明白，无论作家协会内外，谁说了也是白说，就是作家协会的一些领导说了也是白说，这是体制问题，是需要“上边”解决的问题。于是，大家就都不说。现在，余开伟们终于忍不住了，做了退出作协，也说了揭露作协内部矛盾，由于是“空谷足音” ，于是才引起了关注。 黄鹤逸说：“作协主席首先应该是资历很深的作家、优秀的政治家。”“现在作协的人都想当主席，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具体工作上。 ”“作协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存在问题，大家争当主席、副主席，这涉及体制问题，主席、副主
6、席待遇不低，即使不参与创作都能生活。而一个在文学上毫无建树的人，竟然能混到副主席，导致作协无法发挥其真正作用。 ”（见年月日中国青年报 ）这都是一些有的放矢的看法。问题是， “一个在文学上毫无建树的人” ，怎么就“竟然能混到副主席”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而有了这种“混到副主席”的当权（其实，副主席、主席都未必真正当权） ，自然就会“导致作协无法发挥其真正作用”了。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由社会主流渐趋边缘化，作家的地位也渐趋边缘化，昔日那种政治家极为关注而万众亦一致瞩目的好景已不复存在，许多当年走红的作家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景况中倍感失落，文学的热情也随之衰减，而权欲渐旺。但这些人中有
7、一些是因为他们年龄的尊长及其他原因而非文学的成就，处在一定的领导位置，他们对文学既无太大的热情，对作协工作亦无改进之心，自然或是无所事事，4或是争权夺利， “作协无法发挥其作用”也就是必然的了。可以看到，由这些官僚、官迷掌权的作家协会，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讨气氛虽不能说丧失殆尽，却也所剩无几。作协领导要懂文学、爱文学，真正以文学为事业；要尊重作家、团结作家，而不是拉一批人打压另一批人，搞宗派主义甚至极权主义。总之，对官僚体制、领导机制不改革，作家协会“逐渐蜕变为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宗派主义和谋取名利的工具”之现象就在所难免。 这种内部矛盾严重的作协绝非个别现象，因而才引起广泛关注。十几年不换届的作
8、协并非湖南一家，机构貌似健全但班子实际瘫痪的作协也并非湖南一家。在领导班子无所作为甚至瘫痪局面下，怎么能团结作家、鼓舞作家和促进创作？怎么能办好文学刊物？作协办的文学刊物，本来是培养和扶持新人和繁荣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但现在的情况是，能关心的不关心，关心的却无能为力，因此，刊物办不下去，任其自生自灭，苦苦挣扎，或者竟像湖南文学那样“办没了” 。没有人真正重视文学，自然在入会问题上就很滥。写了几首打油诗，发了几篇东拉西扯的破文章，都能入会。作协领导说，反正现在文学贬值，有人还积极入会，其情感人，入就入吧，于是大开方便之门。这与媒体上披露的某些地方的质量监督局一样，谁掏钱就给谁挂“质量信得过”牌子
9、，结果是店店“信得过” ，实际上人人信不过。作协会员本来是一种荣誉，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很光荣甚至是很神圣的，入会人员太滥，会员这个荣誉也就没有了荣誉感可言，有人甚至认为与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为伍是一种耻辱。于光远曾公开发表言论，说有柯云路这样的宣扬伪科学的人在作5协，他就“耻”于入作协。民间确也有一些不愿加入作家协会的作家。作协“问题成堆” ，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让人失望，有些人要退会或想退会就是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事。 湖南作协副主席、作家张扬在对“退会事件”发表看法时说：“作协不能变成衙门，车子、房子不能成为少数人的专利。 ”说“不能” ，是因为现实中“能”这样。不说车子和住房，即使办公用房
10、也是“衙门”的一套作法， “论官用房” 。有的“官”一年难得来单位一次，有的“官”长年住在国外，有的“官”因年迈而行动很不方便，但不管这些官要不要，想要不想要，都要按官阶给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哪怕这个人从来不光顾，任其尘封霉蚀；而需要开展工作的业务人员则“按规定”多人拥挤一室，工作互相干扰。这样的作协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创造良好的文学环境，而是怎样安排好官员的待遇。由于作协“官化”严重，在“官氛围”的影响下，有人削尖脑袋向上爬实在是不足为奇。为什么？爬到上边待遇相应也就上去了。这样的官僚体制你不想让他“争权夺利”都不行。机灵的向上奋斗，聪明的在外面自谋生路，老实的选择保持沉默，“沉默的大多数” 。
11、 有一位诗人曾于上个世纪末撰文呼吁：解散中国的作家协会，一个也不剩！这是以不无偏激的方式对作家协会存在的弊端进行批评。这些年也不断有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作协的运行机制及工作作风提出问题和批评，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湖南两位作家以退会方式再一次对作协官僚体制和运行机制敲响警钟。对此，我们要正视问题，认真研究和6解决问题，而不要先忙于判断其是“消极”还是“积极” ，也不要轻易认定这就是“自炒” ，或故意以“自炒”的指责来冲淡“作家退会事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作家是以作品存在的， “自炒” “他炒”都“炒”不出真作家，更“炒”不出好作家。现在有很多事确实奇怪，它的奇怪之处在于：你不走上绝路没有人理你
12、。比如民工讨要血汗工钱，老板不给，无处上诉，就是诉了也没人理睬，民工只好跳楼，这才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如果民工一投诉就有人管，难道民工不愿意采取这种“积极方式”而愿意选择跳楼这种“消极方式”？比如你到派出所报案，你说打人了，警察问：死人了没有？你说，还没有，警察会说打不死人他们不管。同样，如果不是两位作家以退会的方式对作协存在的问题提出“警告” ，也不会引起这样广泛的关注。 现在的作家，其人格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温良恭谦忍让，从某种角度说，甚至还不如一些古代文人那样有血性和锋芒，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由于在现行体制内压抑已久，很多人已经丧失了个性。他们很爱面子，以和为贵，更多的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他们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喜欢默默地忍受着。如今，余开伟、黄鹤逸两位作家因对湖南作家协会现状不满而公开申明退会，实在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壮举” 。应该看到，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作家协会的作用，余开伟特别申明他仍珍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称号，可见，退会之举实际上只是针对“腐败气息” ，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作家协会确实也到了顺时应变的时候了，应该革除不合理的体制，建立合理的机制，焕发新的生机，以适应新的时代。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