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刁民”吕福山打官司2005 吕福山当选为年度法制人物，入选理由：因为这起漫长的官司，吕福山获得了“刁民”称号。但正是吕福山这样的小人物，推动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20 年来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希望。 吕福山现在是西安市进城务工人员中的名人了！名人吕福山是农民出身，小学文化，在西安市蹬了多年三轮车，外表看起来是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工。这个农民工的不一般在于他懂法，尤其是跟蹬三轮车有关的行政法。这些年他利用自学的法律与公安、街道打交道，赢了官司讨回了权益。现在不仅农民工们对吕福山刮目相看，就连政府的干部都“敬他三分” 。农民工吕福山成了草根
2、“英雄” ，于是就出名了。 蹬三轮车屡遭罚款 歌里唱过，人生好似一场游戏一场梦。命运给吕福山安排了三轮车夫的角色，由此，生存游戏注定将是他人生游戏中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三轮车夫，生存并不等于死卖力，死卖力也并不等于生存。在汗水浸湿的生存梦想里，遭受歧视是必经的生存考验。这种歧视不仅来自周遭人群，也包括执法部门。前者尚可对之以沉默，而要对付后者，沉默显2然是无用的，罚款、扣车、侮辱甚至殴打，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内在歧视的“外派代表” 。 吕福山的老家在安康市旬阳县棕溪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村子到最近的车站要步行 1 小时山路。吕福山在小学 5 年级只读了 3 天书就回了家，在后山上放牛、挖药材，乡邻
3、们对他的评价是“囔怂” 。在棕溪方言里， “囔怂”是“爱抬杠”的意思。他们没想到，这个爱抬杠的孩子，多年后会闻名全省乃至全国。 来西安之前，吕福山去过辽宁省辽阳市，在一家建筑队做小工，尽管收入不多，但在工地上断续干了两年。他对这段城市生活印象深刻，“第一次见到那些整齐的街道和高大的楼房” 。 1996 年，吕福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开始蹬人力三轮。吕福山顶着太阳蹬了 1 个月车， “月底算下来，挣的几百元钱除了吃饭交房租，一分没剩，都被罚了。最让人气愤的是，这些罚款从来都不开任何收据，而且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吕福山说，他打官司的目的是要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让人不敢欺负他这个农民。 1998 年底，
4、吕福山尝试拿着自己从电视、报纸上看来的法律依据到街道办事处、市容、交警队去讨说法。起初罚款单位答复说，你吕福山手上没有发票，就不能证明被罚过款，结果他一下子带了 18 个三轮车夫去作证；后来对方承认收了钱，却又说是停车费。吕福山打听到收停车费不开票是偷税漏税行为，又把罚款单位告到了地税局。这一番折腾下来，当年的腊月二十八，吕福山最终得到了 1000 元的赔偿。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3“祥子”读行政法学 现实留给吕福山和吕福山们的生存游戏一般只有两种玩法：要么永远忍受“一分不剩”的生存状态；要么以过激的方式赌赌看能否引起社会的关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选择了前一种方式，较少有“
5、血性”或被逼无奈的人选择了后者。吕福山在两者之外，另选择了一个“实验文本“：为活着讨权利，告状以“维生” 。 2000 年 2 月 15 日，吕福山骑着新买的人力三轮车经过端履门十字，站在马路中间的交警向他招手示意， “坏了，又要挨罚了。 ”吕福山心想。不料，这一次交警扣了车就挥手让他离开。吕福山跑到交管支队第一大队询问要罚多少，负责处理三轮车违章的韩警官告诉他：不罚了。依据西安市公安局（2001）1 号通告 ，他的三轮车因为“违章进城、违章营运”被没收了。吕福山不服处罚，向西安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直到 60 天复议期结束，也没有得到答复。 吕福山于是找到一位学法律的同学，为他起草了一份
6、“告状”材料。在同学那里，吕福山头一次看到了行政法学这本书。他看到里面讲到谁有权处罚，什么样的违法要接受什么样处罚，产生了兴趣。这个连小学也未毕业的普通农民，把这本书反复读了 5 年。 可是吕福山坚持自学行政法的功夫没白费，他硬是从中找出了“破绽”：交警在宣读处罚决定后并未依法向他送达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了法定程序；更重要的是，根据行政处罚法，西安市公安局无权制4定经济处罚的规定，因此交管一大队扣其三轮车属违法行政行为。吕福山就此向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交管第一大队返还三轮车、赔偿车被没收后每天 30 元的经济损失。此后不久，西安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撤销了一大队的没收处罚。
7、 4 个月后，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判决吕福山败诉，认定交管一大队没收三轮车的处罚合法。吕福山随后上诉，并在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西安市公安局的 1 号通告违法。2000 年 12 月 4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福山对送达判决书的法官说：“我一定要告到最高法院” 。 农民状告执法部门：赢了 二审败诉之后，吕福山的情绪和生活走入了低谷期。他重新买了车干起了挣钱不多的拉货营生，更令他痛苦的是，败诉的事实招致众人的讥笑“你一个蹬三轮的居然跟交警打官司！？”吕福山一度失去了信心，此后的两年间，他几乎没有再看过法律书籍。 就在吕福山几乎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当时为了
8、打官司，吕福山专门花 120 块钱买了个小收音机，希望从广播节目中捕捉有关信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吕福山把告状信寄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栏目组。2003 年 5 月他收到了回信，信上说他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转给了西安市信访局。这份关注让吕福山看到了希望，他重拾信心继续走上了申诉之路。此后佳音频传： 52004 年 5 月，陕西省高院终于认定吕福山的案子符合再审条件，指定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 2004 年 7 月，中级法院撤销了此前的几个判决，发回碑林区法院重审； 2005 年 4 月，碑林区法院以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撤销交管一大队作出没收吕福山人力客运三轮车
9、的处罚决定；交管一大队向原告返还其人力三轮车一辆，并支付给原告吕福山交通费 278.1 元；一、二审诉讼费 200 元由被告交管一大队承担。法庭也认定吕福山违反了西安市公安机关关于人力三轮车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他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被驳回。 这个官司也让吕福山成了西安的名人。吕福山觉得自己打官司赢得一点不意外，他说：“中国人有个坏毛病，一遇上当官的就想送礼，我打官司就是为一口气，我不惯他们的坏毛病，我不送一分钱，就这样打下去，他非得判我赢不行。 ” 吕福山将交警大队告上了法院，这就成为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件“民告官”的诉讼。被起诉的是当地的执法部门交警队；而主角吕福山，是城市中最弱势的打工农
10、民、 “黑车”车主，一个违法者；此外，在等待判决结果的过程里，他还告过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医院，地税局等 20 多家单位。他说，自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也因为如此，吕福山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刁民”的称号。 为很多人义务辩护 6吕福山的抗争为他自己赢得了劳动的权利，现在吕福山是西安市最威风的三轮车夫，他在大街小巷拉货，看见警察也不躲。 “碰见警察把我拦下来，我就说我是吕福山，你可能听说过 ，他们就挥挥手让我走了。”“有些警察太不懂法律了，就会说你违法了 ，你问他违反了什么法律，违反了哪一条法律，他就傻了，还说你狡辩，你只要坚持下去，相信法律，他就只有认输了 因为吕福山屡告屡赢，
11、而且读了很多法律书，文艺路、雁塔路一带的三轮车夫都对他很是崇拜。 一次记者采访，十几名三轮车夫放弃当天的生意聚拢来说：“福山是个好人，我们车被扣了就去找他帮忙，基本上都能要回来。 ”吕福山说以前每次去街道办和交警大队要车，都说被扣车的是他亲戚，就能顺利讨回。 “后来交警起了疑心，见到我就说你们家怎么那么多亲戚？现在要车也难了。 ” 也有蹬三轮的伙计想像吕福上一样学习法律，不过大多数蹬三轮的伙计都学不了吕福山，有的伙计还时不时会被罚款，有的人是“脑子不好，学了记不住” ，还有的“本来记得挺熟，一见到警察紧张得什么都忘了” 。所以有的伙计干脆跟着吕福山干活， “这样能少被罚点儿” 。 现在吕福山成
12、了维权的“土专家” 。去年渭南一家三轮车公司，总为被扣车而烦恼，听说了吕福山的事，专程到西安来请他去当法制员，每月工资 1000 元，吕福山平生第一次坐进了办公室，有几次成功地替公司把车要了回来。不过后来当地的客运管理处自知理亏不再扣车，吕福山7也就没事干了， “人家养不起我，我就回来继续蹬三轮” 。 吕福山说自己如果不蹬三轮车，最想干的工作是做个公交车售票员，因为这份工作“不用卖力气蹬车，每天除了收钱就是可以看街道两边的城市高楼大厦和风景，城市的感觉很亲切” 。 由于蹬车挣钱，吕福山先后在西安北池头、旅馆村、仁义村、庙坡头居住。 “出名”后，很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主动寻来为他介绍“对象” 。 “
13、看了好几个，没有合适的。 ”吕福山说， “我希望找一个家在长安区或者其他郊县的，做上门女婿。 ” 2005 年法制人物 今年 33 岁的吕福山在 17 岁那年走出山区时，只是为了出苦力挣钱，并在城市里有个落脚地而已。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不愿意交罚款的念头让他的生活有了如此之大的改变。他对未来的愿景由此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建立一个有 100 辆三轮车的客运公司，自己当老板。 “自己可以挣一些钱，还可以为 100 个人谋生。 ”此外，吕福山更想在这个未来的公司里担任法制员， “我会保证自己的员工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当我们的权利被侵害时，我也会像现在一样打官司维权，这样一来可以使社会环境变得更好些” 。
14、 吕福山告官的想法十分朴素只为了没人敢欺负自己，讨个公平公道。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成为依法维权的进城农民代表。因为几乎在每一座城市里，都有很多针对进城农民的不合理规定，但选8择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寥寥可数。 吕福山曾经很坦率地说：“其实告一大队那次，他们罚了我两次，都没开收据，后来大队长给我赔钱，我估计他们也记不清到底罚了几次，就说罚了 3 次，他们也没怀疑，都赔了。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屡遭刁难的进城农民的生存本能。 吕福山曾经很诚恳地问我：“你觉得，我这样一个人，适不适合在城市生活？”我说：“适合，如果在你们老家，恐怕没人和你讲法律。 ”他开心大笑：“我也觉得我适合，因为在我们那里，谁能打谁就有理，我这副瘦身板，打了一百次也没处说理。在城里，只要有理合法，就能活下去。 ” 这时候，在这些法律背后，身材瘦小的吕福山显得很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