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摘要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聪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 、 “言尽意尽，更无余味” ，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 ，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 ，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 。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
2、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关键词白俗论 接受史 崇雅去俗 两宋 流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5013709 从接受史的角度看，对白居易的认识和评价在宋代已趋定型。而在宋人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接受中， “白俗”论的提出及其在两宋的流变影响至大，不容忽视。因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此一问题再予索解，并对“白俗”论产生的思想文化原因略抒己见。 2一、 “白俗”论辨析 在祭柳子玉文中，苏轼说了这样几句为人熟知的话：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了然一吟，众作卑陋。 分析这段评语，并综合前人意见，大致可以得出三点认识
3、。其一，苏轼此语非专门针对元、白诸人，而是有感于此前流行的卑俗诗风发表的评论。因为宋初诗坛盛行白体、昆体、晚唐体，除以李商隐为效法对象的西昆体外，白体、晚唐体各以白居易、贾岛等人为效法对象，其诗风或趋于浅俗，或偏于寒瘦，故苏轼借其效仿对象之名对此种诗风予以批评。 其二，这段评语旨在抬高该文的评价对象柳子玉而非贬低元、白，但其中却包含着苏轼对元白诸人诗的基本认识。考察这几句话的原始语境，苏轼似乎并不是亥 4 意针对元、白、孟、贾诗作出的否定性评价，其主要目的，当是借此评说以突出与自己有姻戚关系的柳子玉诗文的优异。但从另一方面看，唐朝那么多诗人，苏轼单单挑出元、白、孟、贾四位来作比较，并明确用“轻
4、” 、 “俗” 、 “寒” 、 “瘦”四字予以概括，又不能不说反映了他对元、白、孟、贾作品特点的基本认识和评价。正如日本学者花房英树白俗论考所言：“苏轼虽然是在特殊场合下说的这个话，但未必完全局限于这一场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平素的认识在内。 ” 其三，就其所下四字评语而言， “轻俗”较之“寒瘦”更具否定性意味。前人曾就“寒” 、 “瘦”与“轻” 、 “俗”的差异作过比较，如方回3跋方君至庚辰诗即认为：“东坡谓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予谓诗不厌寒，不厌瘦，惟轻与俗则决不可。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诠释方回之语说：“轻、俗只有否定的意思，但寒、瘦是也可以容许的一种诗风。”这样看来，较之“郊寒岛瘦
5、”的评语， “元轻白俗”更能反映苏轼对元白二人诗作的否定性态度。 以上三种解释，可以说都有一定道理，但就这段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元、白诸人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轻” 、 “俗”二字也成了元、白诗作特点的一种明确标志。换言之，在此后大多数批评者眼中，苏轼这段话表明的就是他对元、白等人诗作的一种否定性意见。 那么，苏轼何以会对元、白有这样一种态度? 考察元白接受史流程可知，苏轼这种态度是渊源有自的，正是众多先行接受者对元白诗风的恒定认识，为苏轼“元轻白俗”的评价奠定了基础。早在中唐时期，李肇在国史补卷下就明确指出：时人“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 ；嗣后，
6、唐语林卷二述李珏论“元和体”之言，亦有“轻薄之徒，搞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的批评；杜牧更于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借李勘之口说道：“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者，纤艳不逞有淫言蝶语” ；到了唐末，王定保则在唐摭言卷二指出：“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 ”入宋，白体盛行，欧阳修六一诗话即记有仁宗朝数达官“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 ，以致所作诗被人传为笑谈；章敦则直斥“乐天识趣最浅狭” 。总合这里所说“浅切” 、 “轻薄”4、 “淫靡” 、 “纤艳” 、 “淫言媒语” 、 “轻浅” 、 “浮艳” 、 “容易” 、 “浅狭”等词语，大都与“轻” 、 “
7、俗”相关。 “轻”者，轻佻浮艳之谓也， “俗”者，浅切鄙俚之谓也；前者有失庄重，后者有欠雅正，均非诗歌创作应取的方向。苏轼的“元轻白俗” ，便自然成为在继承前人评说基础上对元白二人此种创作倾向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 苏轼对元、白诗歌特点的这种概括和总结，如果排除其内含的或被读者读出的轻蔑态度，应该说是准确的。北宋末期的许?在彦周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 此语具眼。客见诘曰：子盛称白乐天孟东野诗，又爱元微之诗，而取此语，何也?仆曰：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从记述来看，许?是喜爱元、白诗的，但却能不受一己感情的左右，而认为东坡所下八字评语为
8、“具眼” ，是“论道之语” ，这足以说明许颤是一个比较严正的评论家。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 二、 “白俗”论影响下的北宋批评 在苏轼“白俗”论的影响之下，北宋论者围绕一个“俗”字，讨论得热火朝天。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所载白氏作诗令老妪解的故事：“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日：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可暂置勿论，但它一经产生，即被众多诗话和评论所引用，在当时和后5世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细味这段记载，往好处说，表现了白居易作诗注重通俗易懂的倾向；往坏处说，则必然导致白诗浅俗直白缺乏含蓄的弊端。更重要的是，
9、惠洪于篇末特加“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一语，明确认为唐末鄙俚诗风源自白诗，则其对白诗之“鄙俚”的不满不言自明。 与此相关， 陈辅之诗话引王安石语云： 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己被乐天道尽。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蔡百衲语云： 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 前者说的是白诗语言的世俗化特征，后者说的是白诗风貌的世俗化特征。仔细玩味蔡百衲的评语，一面说以近俗为贵，可见他认为白诗之“近俗”还是其优点；一面又说，白诗如宋代名妓苏小小，美则美矣，可惜终带市井风尘之气。因其近俗，故不乏质朴自然；而因其风尘之气，便难登大雅之堂。 受“白俗”论的影响，苏轼同时期的一批论者纷
10、纷发表了对白诗的看法，对其“俗”以及与之相关的表现方法提出批评。如后山诗话认为： 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心 中之妙尔。学社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这里将杜诗作为最高典范，陶诗与韩诗作为次一级的标准，假如“无韩之才与陶之妙” ，便是白诗这种 水平了。言外之意是说，白诗既乏心中之妙，亦无横放之才，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角色。苏辙诗6病五事将白诗与杜诗比较后指出： 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在肯定白诗词语甚工的同时，批评其不善提炼，语言繁琐，将事物巨细无遗地写进诗
11、中，故“拙于纪事” 。 对白诗展开全面批评的是北宋中后期的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魏泰明确指出： 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格制不高” ，谓其远离雅正，近于俚俗； “局于浅切” ，谓其描写细碎，不够含蓄； “不能更风操” ，谓其缺少变化，多所雷同。正因为如此，所以“使人读之易厌” 。类似的意见，还出现在此后明人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和清人叶燮的原诗中，并被作为苏轼的话来援引。那么，这段话究竟是魏泰的观点还是苏轼的观点，由于现存苏集中找不到出处，故疑未能明；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可将之视为与苏轼“白俗”论极为近似的一段诗学批评，视
12、为对“白俗”论的一种补充和引申。 魏泰一方面对白诗予以整体批评，另一方面还结合白氏的具体诗作和评诗实践展开评判：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白居易曰：“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巳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意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 若白居易素不善评诗，其称徐凝瀑布诗云：“千古长如白练飞，7一条界破青山色。 ”又称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此皆常语也。禹锡自有可称之句甚多，顾不能知之尔。 认为白居易作诗不仅“造语蠢拙” ，而且有悖君臣上下之礼，甚至分辨不清诗的好坏优劣，大失
13、赏鉴水准。寻绎魏泰后段评论的出处，实是受了苏轼的影响。苏轼有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 ，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对徐凝此诗，苏轼显然瞧不上眼，故称之为“恶诗” ；对白居易诗，也不尽满意。故称之为“浅易” ， “浅易”者， “俗”之谓也。然而，尽管“浅易” ，苏轼还是为白居易作了开脱，认为白虽浅易，也不至于称美徐凝此句。可是，到了魏泰笔下，便将白居易评诗一事完全坐实，进而予以指斥。由此可见，魏泰对白居易其人其诗乃至其眼光都是颇为不满的。 更进一步，由对
14、白诗的批评，魏泰还扩展到对与白相关联的元稹、张籍、王建诸人的批评：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发笑，此曾不足以宣讽。想之情况，欲使闻者感动而自戒乎?甚者或谲怪，或俚俗，所谓恶诗也，亦何足道哉! 这里，魏泰首先高悬自己的诗美标准，认为优秀的诗作应该事详情8隐、富有余味，这样才能发挥感发人意的效果。而张、王、元、白的乐府诗无论述情还是叙怨，大都言尽意尽，缺少余味，其等而下之者，更难免诙谐、谲怪、俚俗
15、之病，故只能算作恶诗，不值得称道。 平实而论，魏泰上述意见是夹杂了个人喜好的，其中不无对白居易等人诗的过抑之处。但就其核心观点论，却是触到了白诗的要害。关于白诗“局于浅切” 、 “言尽意尽，更无余味” ，的弊病，白居易本人也曾意识到，在和答诗十首并序中，他曾深有感触地对元稹说道：“在科试问，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 ”并希望“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在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中，他也曾感叹说：“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 ”可见，白氏这里所说的意切理周、辞繁言激、淡而无味，正是魏泰所批评的主
16、要弊端，这些弊端，已不是一个“俗”字所能包容，它涉及到个体修养、诗美追求、创作方法、语词运用等多个方面，但就其根本论，却缘于“俗”世俗的心性、浅俗的造语、近俗的格调。 从苏轼的“白俗”论到魏泰对白诗的全面批评，与宋人的诗学追求是紧密相关的。重含蓄。重意味，重诗歌的艺术性和感发作用，必然导致对此前浅切俚俗、事详情隐、略无余味之创作方法和诗歌风格的否定。同时，类似意见的集中阐发，也预示着宋人对白诗接受方向的一个大的转变。 三、南宋人围绕“白俗”的论争 9时至南宋，不少诗人和评论家仍大体沿袭前人意见，围绕“白俗”展开讨论，并由对“俗”的批评发展为对整个白诗的否定。吴聿将白居易与韦应物作比，认为“乐天
17、既知韦应物之诗，而乃自甘心于浅俗，何耶?”(观林诗话)陆游创作虽不无元、白影响，但在评论元、白诗时，却持蔑视的态度：“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 ” (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严羽也明显地瞧不起元、白诗，在沧浪诗话中，他一再指出：“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 ”“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 ”“迎旦东风骑骞驴绝句，绝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 ”这里，白居易既成了“最害人”的和韵诗的始作俑者，也成了那些粗劣诗作的无辜承担者。 与上述对白诗的笼统批评相比，一些诗评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白诗具体篇章及艺术手
18、法的评判上，从而使批评有了深度，有了新意。如范唏文对床夜语卷三认为： 白乐天“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语颇直，不如王建“家中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 。有曲折之意。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指出： 白乐天以诗谒顾况，况喜其咸阳原上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余以为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之句，语简而意尽。 这两则文字均通过不同诗人诗句间的对照，论说其优劣高下，已属10于艺术层面的比较批评：而其评说的主要问题，在于诗意表现的直与曲、诗歌语言的简与繁。细味“有曲折之意” 、 “语简而意尽”诸语，其核心在于说明：诗歌创作不能过于直白，而应有所曲折；在语言与意义之间不宜贴得过近，而应
19、拉开距离，留出空间。联系到前述北宋魏泰所谓“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的话，可以发现，两批不同时期的论者在诗美趣味上是一脉承传的，他们说的都是一个如何克服“浅切”亦即“俗”的问题。用漫斋语录中的话说，便是：“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古人说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 ” 与上述观点相似而更具启发意义的评说，来自南宋初期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多次提及白诗，并对其创作的利弊得失作了详细的分析： 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 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 杜牧之云：“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 ”意非不佳，然而词意浅露，略无余蕴。元、白、张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 世言白少傅诗格卑，虽诚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张籍诗，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