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摘 要蔡元培的辞职及由此引发的“挽蔡”斗争，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插曲。这一事件中除了反抗北京政府这个大题目外，还掺杂着当时教育界复杂的人事关系。蔡元培辞职、复职问题一波三折，且各方均试图对此施加影响，以形成对己有利的局面，但真正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主要是汤尔和、马叙伦和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相比而言，沈尹默、胡适等人对蔡元培在出处等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最终，汤尔和等人主导的“留蔡助蒋”方案得以实现，对此后北大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五四”运动“留蔡助蒋”江苏省教育会 汤尔和 马叙伦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1000-7326（2007）11-0103-07 蔡元培的辞职及由此引发的“挽蔡”斗争，是“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插曲。蔡元培最终决定复职，并派蒋梦麟作为其私人代表进入北大，对此后的北大乃至整个民国教育界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几乎所有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著都用较多的篇幅叙述“挽蔡”斗争，但一般多关注爱国师生与北京政府之间的斗争，而较少留意这个过程中教育界相关各方复杂关系亦发生实际影响。本文拟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教育界相关各方在“留蔡助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2一、蔡元培的辞职与“挽蔡”斗争的开始 “五四”运动爆发后，规模不断扩大，局面也更加复杂。 当时政府中有以马其昶替换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3、的风声，蔡氏为避免以“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 ，遂于 1919 年 5 月 9 日晨留下辞职书，悄然出京。1 （卷 7，P504） 挽蔡成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各方与北京政府斗争的焦点之一。2 （P80） 蔡元培辞职的第二天，马叙伦、李大钊、马寅初等人就代表北大教职员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 。3 （P59） 同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5 月 11 日，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以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教联会成立后， “现时每日下午五时必在北大文科教室集会，互相报告各校情形，并接洽一切办法。 ”
4、12日， “该会议决递呈总统，请以明令挽留蔡校长。 ”又举代表马叙伦、康宝忠等 9 人于 13 日赴国务院，要求挽留蔡元培。在离开国务院后， “代表等遂退归本校通告学生，一面仍于下午五时照例在北大开教职员联合会，议定俟总统指令发表之后，当即专电蔡氏挽留，并同时派代表持联合会公函赴杭州劝驾。 ”4 从现有材料看，马叙伦此后还多次与康宝忠等人到教育部交涉挽留蔡元培。5 而此时担任医专校长的汤尔和则为北京国立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的代表。据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回忆：“为了抵抗当局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3为代表。各专
5、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种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士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 ”6 （P63） 这一时期，汤尔和与马叙伦联手，成为掌握北京教育界局面的重要人物。7 （P61-62） 据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记载，1917 年，蔡元培因张勋复辟出走后，在他提议下，评议会掌握学校实权，在此期间， “夷初（马叙伦原注，下同）有一天忽然单独请我吃鸭子，他说：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说：事情很仓卒，迫不及待，一个人一个人去找，来不及。夷初，你如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但要我们看法一致，一起合作才行
6、。 我的意思是，北大内部有反对蔡先生的，拥蔡即所以维护北大。夷初同意我的话。于是我们商量，组织教员会，推康宝忠（政治法律教员，活跃分子）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以夷初监督康，但我们也怕夷初出轨，又推陈大齐和沈士远跟他们一起。 ”8 （P379） 这段文字曾为不少学者所引用，实际上这件事当发生于“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离开北大之后，沈尹默因记忆失误将其误植于张勋复辟时期。 查张勋复辟起于 1917 年 7 月 1 日，历 12 日而败，对北大有过一些影响，但并不是很大。复辟发生后，蔡元培即避入北京饭店，并于次日赴津，7 月 20 日， “得北京大学职教员公函，请回校。 ”23 日中午，蔡回到北大。
7、9 （卷 16，P31-35） 这 20 余日里，无论是评议会掌权，还是组建教员会均未见他处记载。此外，还有两点较为关键的证据。其一，4张勋复辟期间马叙伦并不在北京。因事先得到早年学生廖容关于可能发生复辟的警报，他乘放暑假的机会在复辟前便已南下。7 （P59） 在杭州逗留期间，正赶上其师陈黻宸在瑞安原籍去世，7 月 31 日他从杭州前往奔丧。10 （P1219） 复辟发生后曾在短期内造成局势动荡，马叙伦不大可能在这短短一个月内从杭州回到北大，又从北京赶到瑞安。 其二，从北大评议会成员情况看也是如此。1917 年北大成立第一届评议会，马叙伦是两名文科评议员之一（另一人是陈汉章） ，而沈尹默则不是
8、评议员，与其接近的章门弟子们也无一入选。11（P133） 如果此时由评议会掌权，则身为评议员的马叙伦不可能不知情。 “五四”运动爆发时的情况则大不一样，马叙伦不再是评议员，而沈尹默、陈大齐、沈士远等人则均为评议员。11 （P134-135） 因此，蔡元培辞职后，评议会掌握实权，对外行文，马叙伦不能与闻其事，遂有与沈尹默的上述谈话。这一时间确定之后，则沈尹默的这段回忆颇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康宝忠虽为章门弟子，却非浙籍。马叙伦虽为浙籍，却非章门弟子。而陈大齐、沈士远等人则同时兼具双重身份，既为章门弟子，同时又属浙籍。沈尹默是当时操纵北大内部事务的关键人物，从他的安排中可
9、以约略看出彼此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 二、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与“留蔡助蒋” 5 月 11 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因无法平息事态离部出走，4 15 日辞职，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12 （P82） 袁氏本为江苏省教育会的要角之一，13 代理部务后与江苏省教育会之间密电往来频繁，5 月 12 日5他密电该会副会长沈恩孚称：蔡元培辞职后， “直辖各校长，亦遂辞职。各校员生，纷起请留。情势急切，部已派商耆（时任教育部佥事的沈彭年引者，下同）南来挽留。涛（袁氏自称）昨见首揆，顷谒元首，均嘱部速留蔡。倘蔡公抵沪，请先转达。并希转告菊生（张元济） 、梦麟两公为荷。 ”次日再次密电沈氏称：“蔡公是否抵沪，请先略复。北京
10、直辖各校长，继续辞职者，因留蔡未有结果，均尚未回校任事。各校学生代表，每日开会。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 ”14 （P235） 5 月 14 日，北京政府下达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后，11 （P296） 袁希涛又于次日密电黄炎培称：“政府留蔡指令已发表。直辖各校长，亦多允仍任职。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牵连教育大局，深可危虑。 ”14 （P236）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袁希涛当时的急切心理。 蔡元培出京后并未立即南下，而是在天津法租界稍事停留，16 日才乘津浦车南下，次日晚才抵达上海。到沪后的第二天上午，蔡元培就与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会晤， “商发
11、一电于总统、总理、教育总长。”9 （卷 16，P71-72） 在 20 日发出的通电中，蔡元培称：“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 ”15 （P415-416） 从中可以看出，在与江苏省教育会诸巨头会商之后，蔡元培的辞意已不如先前坚决。如果政府答应学生的爱国要求，他即可复出“共图补救” 。此点亦可从 5 月 22 日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的信中得到印证。该函称： 回校任职事，孑公（即蔡元培）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6可望回复原状。留傅（即傅增湘）事江、浙两省教育会先发难，上海学界留蔡后，亦复争留傅。大概大学不至于解散，因蔡既允复职（孑公以不办学生
12、为复职条件，政府已明示，孑公不能不复职矣原注） ，田（指田应璜引者）当亦不敢长教育（京讯政府已撤回任田同意案原注） 。现在所争持者为青岛不签约及斥罢祸首二条，且看结果如何？孑公在沪时每日相见，此公仍抱积极精神，转告同志。16 （P47-48） 5 月 23 日，袁希涛再次密电沈恩孚称：“自政府声明撒撤回田某同意案后，学生复以惩办曹陆问题一致罢课” ， “至惩办曹陆问题，政府因各方面关系，于事实上亦不能照办。学生此次要求目的，既难达到，而防障秩序之事实，又复迭生。则外省言论上之鼓吹，此时似宜相机注意，以免青年热度沸腾，至不可收拾之地位。 ”17 （P342） 结合前面所引的袁氏密电，可知此时江苏
13、省教育会的意图是维持北大不被解散，并尽快恢复教育界原状，除了一些光明正大的原因外，还另有考虑，即保住袁希涛教育次长和蔡元培北大校长的位置，以便继续为他们在教育界拓展地盘提供方便。 作为江苏省教育会老前辈的张謇此期曾亲自致电大总统徐世昌，抨击安福系以田应璜为教育总长的阴谋，亦可见该会对此事的关注程度。18 不过，这一意图与当时的斗争形势并不一致，以致蔡元培 5 月 18 日的电报发出后（由蒋梦麟经手） ，被爱国学生们认为是假冒的，不仅如此，“晨报亦有登疑假冒之新闻” 。16 （P49） 因急于恢复教育界原状，袁希涛甚至被指有觊觎教育总长位置的野心，19 而江苏省教育会7也因此受到舆论的“忠告”
14、。20 由于北京政府在挽留蔡元培的同时，还一并挽留曹汝霖等“卖国贼” ，而安福系则仍对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两个职位垂涎三尺。21 5 月 19 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再次罢课，各地学生群起响应。29 日，袁希涛再次密电黄炎培称：“大学情形极复杂，日内孑老来，恐亦难以处理，尔和意见相同，适之赴津，俟回与商。如尚有办法，当再电告。 ”14（P238） 北京政府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遂有“六三”事件的发生，形势急转直下。6 月 3 日，汤尔和致函蔡元培称， “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 ，9 （卷 16，P76-77） 劝其不可轻出复职。 “六三”事件后，事态更形扩大。5 日，上海出现
15、罢工、罢市。教育次长袁希涛被迫辞职，傅岳?北蝗蚊?为教育次长并代理部务。22 6 日，徐世昌令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在此情形下，蔡元培再次以退为进，于 15 日发出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列举种种理由以示与北京政府决绝。23（卷 3，P632-633） 蔡元培的宣言和通电激起了爱国师生们的挽留热潮。由胡仁源署理北大校长的命令遭到北大师生一致反对，教育部被迫将胡调部办事，11 （P296-299） 并派秘书徐鸿宝南下敦劝蔡元培回任。北大教职员代表沈尹默、马裕藻及学生代表多人亦同时南下挽蔡。11 （P300）6 月 17、18 日，国务院、教育部分别致电蔡元培表示挽留。20 日，蔡元培在复电中
16、再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5 （P419-420）在教育部再次作出答复后，马叙伦和康宝忠代表北大教职员会致电蔡元培称， “号电闻部已代复，仍坚挽留” ，请其勿再辞职，免得为反对派提供借口。马叙伦并私函汤尔和，请其转劝蔡元培速发通电打消辞意。9 （卷 16，P80-83） 7 月 9 日，蔡元培才8正式致电教育部，表示同意复职，得到爱国师生的热烈回应。11 （P300） 至此， “留蔡”一事已无悬念。从这两月的经过可以看出，辞职与其说是蔡元培的本意，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特殊的抗争方式。23 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将这一斗争方式运用得恰如其分。在接下来的“助蒋”过程中，汤尔和、马叙伦的作用至关重要。以蒋
17、梦麟作为蔡元培的私人代表先行返回北大，最初策划及打通各方关系的均为汤尔和；他在杭州定下这个方案后，没有及时告知马叙伦，故后者于 7 月 19 日再次电催蔡元培北上。9 （卷 16，P87） 蒋梦麟到北大后能够站稳脚跟，除了他出众的个人能力外，马叙伦在北大教职员中（主要是章门弟子）的疏通工作也不可忽视。这一点从胡适所抄录的汤尔和日记及马叙伦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也得到蔡元培本人的认可，8 月 9 日他在复马氏的函中有“五四以后，承公苦心维持，北大得以保存，众口同声，弟闻之不胜钦佩”等语。9 （卷 10，P434） 9 月 12 日蔡元培回到北京，20 日正式到校视事，24 该日上午北大师生分
18、别开会欢迎蔡元培回校，马叙伦还担任教职员欢迎会主席，25 表明他在北大教职员中的地位已有很明显的上升。 三、各方在“留蔡助蒋”中扮演的角色 自离京后到 7 月中旬确定以蒋梦麟作为其私人代表这段时间，蔡元培辞职、复职问题一波三折。这一事件中除了反抗北京政府这个大题目外，还掺杂着当时教育界复杂的人事关系。蔡元培辞职后，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挽留，但真正能够直接影响其决策的主要是汤尔和及江苏省教育9会黄炎培、蒋梦麟等人。马叙伦因为与汤尔和的关系及其在北大教职员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沈尹默、胡适等人这一时期对蔡元培在出处等重大问题上的影响力，则相对小得多。 江苏省教育会是当时教育界的一
19、大势力，它的前身是 1905 年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清季学部设立教育会的意图在于：“期于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应与学务公所及劝学所联络一气。 ”26 （P361） 该会成立后影响不断扩大，1911 年 4、5 月间由其发起组织、在上海召开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共有 11 省教育总会或学界代表出席。据黄炎培称：“每年每省轮流举行一次教育总会联合会，第一年在江苏举行。江苏很自然地做了全国领导。 ”27 （P48-49） 同年 6 月学部向清廷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会长一职也由江苏省教育总会会长张謇出任。28 （P438-447） 在辛亥革命中，江苏省教育会的势力又进一步扩张，远远超出教育界的范围
20、。27（P49）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会章程明文规定：“教育会不得干涉教育行政，及教育以外之事。 ”26 （P366） 不过这一规定对江苏省教育会而言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民国初年其在教育界的势力有增无减。 在江苏省教育会中，黄炎培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期的弟子，蒋梦麟则是蔡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且另有绍兴同乡一层关系。29 （P307） 加之当时江苏省教育会以“新派”面目出现、与爱国师生大体上仍处于同一战线。 “五四”运动前，北大和江苏省教育会就有过一些合作。1919 年 2 月，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陶孟和、黄炎培、郭秉文、徐甘棠等人一起发起组织新教育共进社；23 （卷 3，P550）
21、 同年 3 月，10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机构又合作创办新教育月刊，以输入世界最近教育思潮、学术新知，并传布国际大事。30 因此之故，蔡元培在整个事件中对江苏省教育会诸人倚重有加也就不难理解了。蔡元培同意而且乐于以蒋梦麟作为私人代表，主要并非出于身体健康方面的考虑（从他当时所拟的广告、通电等看，健康因素只是一个托词） 。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方面的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以蒋作为代表，可以起到投石问路的效果，显然比他自己贸然回到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里复职更为稳妥。1919 年 7 月 3 日，张元济得知蔡将复职的消息后，特致函蔡元康（蔡元培的从弟） ，认为时机
22、未到，蔡元培“不可轻于再出” ，理由主要有三：“一、政权必归安福派，其专横无理可以想见；二、所谓旧学家，必依附攀缘，大张旗鼓，恐难免文字之祸；三、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难裁制，纳之轨范。”31 （P1265）从黄炎培等人的角度看，除了对乃师的支持外，当时江苏省教育会掌握江浙的教育大权，雄心未已，还试图占领北方地盘。袁希涛被迫辞职后，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此黄炎培同意蒋梦麟作为蔡元培的私人代表也就不难理解了。 沈尹默代表的是章门弟子的立场。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受到他们的“包围” ，8 （P378） 他们希望蔡元培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为其所用。以江苏省教育会为后台的蒋梦麟，在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帮助下进入北大，打破了北大内部原来的权力格局，当然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8（P381） 尤其是一向为他们所包围的蔡元培，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倚靠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