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胡适与刘大杰所做的一次学术批评老子道德经曰：“大道废，有仁义” 。近代以来，为维护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神圣地位，学术批评一直是近代学术改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近日偶翻 80 年前的现代评论 ，看到当年的两篇学术批评文章，作者分别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和刘大杰。这两位重量级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这次学术批评，可为目下进行学术规范建设提供有意的借鉴。 1925 年 5 月 2 日，胡适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廿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说的文章，对王统照翻译 Longfellow克司台凯莱的盲女诗所犯的错误提出了强烈批评。王统照译文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 169 期。胡适先是看了篇末的两条小注，发
2、现其中有误。胡适指出王统照将 This old Te Denm 翻译为苏格兰的一个地名，实在是荒谬，因为“Te Denm 是一只最普通，最著名的颂圣歌，Te 是你，Denm是上帝。原文第一句为 Te Denm Landamus（上帝啊，我们颂赞你） ，因此得篇名。这是天主教一切节日及礼拜日必用的歌，所以什么小字典那里都有此字。我们正不须翻大字典，即翻商务印书馆得英华合解辞典（页一二三三） ，便有此字。 ”胡适接着追问“这又不是什么僻字，王统照先生为什么不肯高抬贵手，翻一翻这种袖珍字典呢？为什么他却捏造一个苏格兰的一地方名的谬解呢？” 由小注中出现的错误，胡适怀疑正文译文的正确性。他进一步核对2
3、原文，发现正文内容的翻译也存在许多错误。具体考证完错误后，胡适批评道：“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但我们的朋友，负一时文誉如王统照先生者，也会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我真有点心喷涌，笔手扰了。 ”批判语气是相当严厉的。 对于胡适的批评，李健吾先生认为有派系的因素。他在怀王统照一文中，为王统照辩解，说胡适“因为他（王统照）翻译错了写文章骂他，话很刻薄。我相信胡适如今一定很后悔，因为他有时候感情旺盛，专爱骂不属他那一体系的年轻人，并不公平，譬如说，他捧伍光建的翻译，捧上了九十九天，可是天晓得伍光建后来造了多少冤孽。商务印书馆是卖名子的书店，还一直当食粮送给中学生做英文课外书读，真是害死了人。 ”
4、的确，知识分子群中，有时因政治倾向上的相似，有时候因学术观点、学术理路上的相同，有时则纯粹因为机缘关系，分别形成不同的圈子，有些人往往身处几个不同的圈子，这是常见的现象，历来如此。胡适对王统照的批判，或许有派别的因素，但胡适指出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就学术严谨性而言，胡适的做法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所以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后悔之情。王统照对李健吾有发现、提携之恩，李对王心存感激，认为王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也是人之常情，但若因此对王统照心存回护之意，似不足取，有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学者之道。胡适捧伍光建的翻译，是否值得肯定，关键要看伍氏译文受胡适所“捧”的内容是否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5、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应以伍氏“后来造了多少冤孽”而否定他前期受胡适所“捧”的学术工3作。学术批评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对事不对人” ，不能以言废人，也不能以人废言。在学术批评中掺入个人感情、学术派系等因素，往往容易蒙蔽事实真相，而变成意气用事，极端者往往将正常的批评变为谩骂。此类事情屡见不鲜，应为当代学者引以为诫。 刘大杰先生的的书评董西厢上面的错误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廿三期。这本书是昆山一名叫陶乐勤的人重新标点的，在书的序言中，陶乐勤写道：“西厢记最流行的，为王实甫的西厢记 ，与关汉卿的续西厢记 。当昆曲在舞台上竞演的时候，王关的西厢记 ，以合于排戏，遂至王关的西厢记 ，风云于时。 ”刘大杰指
6、出， “这段话，简直是荒谬绝伦。王关的西厢 ，在昆曲并不能排戏。能够排戏的，是南西厢 。并且王关的西厢是北曲，并不是昆腔。 ”刘氏认为，这个错误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刘大杰从陶氏书中找出十八条严重错误，一一加以订正后，对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写道：“我在这里有几句话要敬告陶君的，就是古书有古书的价值，实在是用不着我们后来的人来替他重编和改削，假使重编没有错误的时候，当然不能说减少了原书的价值，要是像陶君这样随便的重编古书，那就不仅欺骗自己，确实是自欺欺人一般的青年了，欺骗了自己，当然不关紧要，欺骗了一般无辜的青年，那就可以说只想出风头而不要良心了。 ”立场、观点均极为鲜明、清晰，语气
7、也相当严厉。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又被称为弦索西厢或西厢掐弹词，是今存宋金时期唯一完整而又标志了当时说唱文学水平的作品，也是4王实甫西厢记以前写崔莺莺与张生爱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刘大杰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对这样一部名作自然是很熟悉的，因此，刘氏对陶氏的批评可谓中的之论。刘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与严谨的学术态度表露无疑。 刘大杰先生早年以中国文学发展史见重学林，惜乎后来命运多舛，被迫一改再改。近几年，原本才又重新印行。他批判陶乐勤胡乱重编古书，但是后来他也因标点袁中郎全集而被鲁迅等批评。曹聚仁先生也写了一篇标点三不朽 ，刊在上海晨报副刊上，讽刺批评刘大杰先生。刘大杰先生任教的暨南大学的学生也在
8、课堂上问他笑他，这件事在当时影响不小。陈四益在 2003 年 11 月 14 日解放日报上发表刘大杰修改文学史 （这篇文章收入陈四益著臆说前辈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出版。 ）文中说到， “袁中郎全集的标点，其实并非出自大杰先生之手，而是一位从事革命活动的朋友（也是文化界的一位名人） ，因生活无着，借大杰先生之名，标点此书，弄几文稿费谋生的。大杰先生当时既不能道破，后来又不愿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这骂名。 ”如果确如陈先生说言，人们又可目睹刘大杰先生可敬的另一面。不过，这话是需要落实的。 八十年前的胡适和刘大杰两先生的学术批评，可以当成当时学术打假的一种表现。目下，翻译作品错误百出，古书注释任性附会的事例，已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将 Mencius（孟子）翻译成“孟菲斯” ；或者轻言重新解读老子 ，宣称发现老子，推翻几千年来学者们的陈说，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表面上空前繁荣的中国学术，实际上被无价5值的泡沫所充斥。中国学术的真正进步，需要不慕虚名的“素心”治学者，也需要严肃且严谨的学术批评人，就后者而言，我们能否从前辈学者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