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产品内垂直国际分工的锁定化风险与中国对外经济失衡形成的内在机制摘要超大经济规模的中国能够出现长达 10 多年的持续双顺差表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衡，产生这种失衡的根源在于现行的分灶吃饭与城乡分割相互融合的体制之下，凭借过度压低的劳动力价格与地方政府对 GDP 最大化的狂热追求使得企业、政府都能够从按照现有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与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短期的最大化利益。从而也使得企业主要是通过引进成套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对技术消化、创新能力缺乏足够的培育与相应的投入，结果企业更多的是依靠价格竞争来提高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与市场竞争优势，致使对外经济失衡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
2、目前对外经济的失衡仅仅是国内经济失衡的外在表现，要真正解决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消除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 关键词二元劳动力市场 分灶吃饭体制 产品内分工 国内经济失衡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06408 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应该保持大致平衡，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结构和总量基本一致，才能真正保2持其经济的健康运行。但中国经济发展则出现了逐年攀升的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与吸引外资规模远超过对外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双顺差。而这种顺差结构与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结构应该是经常帐户逆差与资本帐户
3、顺差组合模式相违背的，战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标准模型通常假定发展中国家面临双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预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数量，国内储蓄难以满足，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口物质、技术与其他资源数量巨大，而国内的出口能力极为有限，难以通过出口贸易获得足够数量的进口物质，从而形成贸易缺口。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外资流入弥合双重缺口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必然是经常帐户逆差与资本帐户顺差的“逆顺差组合” ，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实际。但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却不是如此。10 多年来，出口规模增加远快于进口，19902007 年间(1993 年除
4、外)中国货物贸易都呈现了顺差日益扩大的格局，顺差累计高达 8328 亿元，从最初的年顺差几十亿美元膨胀到 2007 年的 2622 亿美元；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8982 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至 2006 年底，中国非金融领域对外投资存量仅为 750 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增长则更为明显，例如，从 1992 年开始，服务贸易逆差便逐步扩张，从最初的每年 1 亿美元发展到超过 90 多亿美元。两相比较，致使外汇储备快速膨胀，到 2008 年 6月就达到 18088 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这种状况自然会进一步加剧对外经济的失衡：一方面使得国内企业的生产、产品销售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其结果
5、必然会增加中国产品与企业遭遇反倾销制裁的概率，恶化对3外贸易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严重影响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利用，使得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会极大地破坏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那么，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根源何在，是否为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 一、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症结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 1、国内经济发展失衡的内在根源。中国的双顺差持续时间之长，世所罕见，也使之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余永定、覃东海(2006)认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 FDI 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 FDI 优惠政策的结果。而加工贸易型 FDI 和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支配性地位说明，双顺差已成
6、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并认为削减中国双顺差的基本措施就是增加支出与取消一系列有关出口导向性的经济政策。卢锋(2006)则认为双顺差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深入观察则是在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参与国际分工交易成本后，企业与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创新发挥出中国资源比较优势和大国规模优势的结果。因此，从产品内分工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角度看，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个特定时期国际分工定位形态的产物。 上述论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国际产品分工的特殊性与现行的特殊经济政策的结合促成了中国当今对外经济的失衡。
7、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揭示了当今经济发展的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任何一种政策4的功效如何取决于其与各市场主体既有的利益实现方式的契合程度，但即使是最优的政策也仅仅只能略微调节或影响企业、政府的经济行为选择、利益实现方式，基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主体既有的发展模式。真正能够改变或形成企业与政府追求利益的方式，只能是企业与政府所受到的制度化约束，这就要求我们从内在制度根源上探讨导致企业与基层政府所受到的制度化利益激励而导致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深层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经济现象本身。为此，就必要从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寻找制度化内在根源：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之中，出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与解决经
8、济困难的需要，中央对各地方推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其核心就是将各地方发展经济的成就与其可支配的财富内在地挂起钩来，即创造的 GDP 数量越多，其能支配的财政收入就越多；否则，支配的收入就少，官员个人与当地居民所能获得的报酬也少。这种制度就从利益激励设计上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同当地官员、居民的福利内在地联系起来。自然，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既能给当地带来更加丰厚的经济回报，也能给上一级政府贡献更多的财富，使得这些地区的官员更有可能在官阶晋升方面取得优势。这种以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分灶吃饭体制，事实上将每一个行政区都变成了市场化的利益主体，致使其一切政策与措施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最
9、大规模的 GDP 以获得最大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而官员晋升的概率与幅度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出轰动的政绩，就存在一种内在的追求 GDP高增长的激励，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因此，地方官员为了能在地区竞争之中拔得头筹，不同地5区或部门之间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以邻为壑的手段” ，给他人制造更多成本的同时，却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效益。这种作为直接导致了在当今中国最为典型的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结果便是地区分割与诸侯经济，每一个行政区域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工业园区化企业，地方政府则是这个企业的直接经营者。这一企业以土地、优惠政策为资源，以资本
10、为客户，以 GDP 为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自然，各地都会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对许多地区而言，最大的比较优势便是廉价而丰富优质的劳动力。这就使得技术与资本进入门槛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最优选择，土法上马，并能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而地方官员任期的时间限制，促使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能使 GDP与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产业与扶植相应的企业。自然，几乎每一个地区都以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最大的比较优势作为基础，采取大致相同的发展经济的措施与产业选择，致 使各地区产业结构高度趋同成为一种必然。如今，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 90，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直接后果。 宋海林(2005)经过计算得出全
11、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情况，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相似率为 93.5，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率为 97.7；而以 1992 年全国工业净产值的部门结构作为基期标准所计算的全国各省市区的工业结构的相关系数(即相似系数)，结果是在所统计的 28 个省市区中，除地区特有的资源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的山西、黑龙江和云南三省外，其他省市区和全国标准结构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其中相似系数在 0.9 以上的省份有 17 个，占省区总数的 60.7。如果剔除6地区性特有的资源产业部门后进行部门比较，则相似系数不足 0.8 的只有云南省 1 个，超过 0.9 的达 25 个，占省区总数的 89.3。全国几乎各地区
12、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间内高度趋同，且这种趋同又与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结合，必然导致日益膨胀的地区性生产能力与产品供给难以依靠本地区的购买力完成产、供、销的顺利循环，需要寻找越来越多的产品销售市场，这一销售产品的市场各地区几乎都只能锁定国外市场，尤其是已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市场。这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使得各地区成为相互分割与封锁的区域性市场，导致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到其他地区销售存在着很多有形与无形的行政化进入壁垒，诸如不少地区设置了隐形的本地产品办公室，其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本地产品的销售。甚至直接颁布政府的红头文件强制性地要求本行政辖区的企事业单位、个人购买一定数量
13、的指定产品；若完不成任务，就需要从工资之中直接扣除。同时，还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打击外来产品的销售，具体手段有禁止销售、频繁的检查与罚款、拒绝发放许可证等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自然，消化这些行政壁垒的成本对许多企业来说，是难以承担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分割的独立行政区域化市场。难以支撑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日益膨胀的地区性生产能力扩张，促使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寻找可资利用的产品国际化销售市场。 2、非市场手段严格控制生产要素的价格以促进出口增长。这是因为相互封锁的现实存在，导致各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企业利润的获得必然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即商品贸易顺差是现行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地方官员达到促进 GDP 快
14、速增长的最优路径。而对地方官员来说。7最为简单与最快捷的提高 GDP 办法便是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并从事最能快速见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符合技术、资本短缺的众多中小企业的客观实际。当然，吸引外来投资的先决条件便是能让这些资本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但在现行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为资本提高利润率的基本手段主要是降低资本经营所需要的各种要素的价格，其中地方政府能控制的主要是土地与不受户籍保护的外来农民工以及可以间接影响的银行发放贷款的规模、条件与贷款对象选择。在现实生活之中，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对资本提供远低于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与措施，诸如土地超低价格，甚至是零地价，以及对资本压低、拖欠、克扣农民工
15、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的默许，甚至公然支持，直接动用警察等强制力对农民工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活动进行弹压也不鲜见。这也使得目前各地的农民工工资标准基本上都是以当地城市户籍居民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最高追求目标，即使是如此低下的工资水平还经常被拖欠与克扣。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 30.6的人有1001000 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5.7的人有 10005000 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6的人有 5000 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逾 1000 亿元，而为索回这 1000 亿元欠薪，需要付出至少 3000 亿元成本。司法解释规定无故拖欠者仅需交 2.5的罚金，显然无
16、法弥补农民工讨薪的成本，即使是国家总理参与到这一支讨薪队伍，也丝毫没有改变既有的拖欠格局(黄兴年，2006)。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降低资本的经营成本，使其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便其可以快速扩大生产规模，促进 GDP 的增长。 8二、国际化的产品内分工导致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一定时期具有必然性 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整则为中国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刺激出来的巨大生产能力以及其产品销售奠定了市场基础。因为两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将其所谓的夕阳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周家，中国沿海地区则为主要聚集区，这也是如今沿海地区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关
17、键原因所在。而产业转移方式既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资本、技术与生产设备的整体性转移，也有以委托加工方式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具体生产商发放订单的形式进行产品内分工，其目的在于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与诸如中国之类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模式，当今主要的分工形式就是中国企业生产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提供定单、设计或技术，这也使得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顺差之中贡献了最大份额，也是现行产业结构能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这也使得诸如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一种全面降低成本的产品内分工需要，而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与工业体系的
18、完整成就了中国的巨大双顺差。具体情况见表 1。 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外贸顺差规模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而这种长期顺差的经济基础则在于中国拥有比较9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廉价优质劳动力的结合，使其较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例如，从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纺织业结构要素分析便可了然。从现象上看，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尽管这些优势一年不如一年，从 1992 年的 10.05 几乎是直线下降到 2001 年的 4.82，每年平均下降 0.523。 纺织业的竞争优势源自何方?关键是非市场化手段严格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纺织产业的竞争优势
19、并不是其拥有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极高劳动效率和众多的知名品牌，而主要在于其利用极为丰富廉价而又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严格控制人力成本，使之在产品生产成本中仅占极低的比重，不到 110，从而使其能比其他国家的企业更为便利自由地利用价格竞争手段，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获得市场优势。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专业产业与市场定单更青睐中国企业、产品的内在根源。这种竞争优势的制度基础在于现行体制对城乡、地区分割的居民户籍控制，地区市场的相互分割所带来的企业信用水平低下与对外出务工人员权利的极度歧视，致使从业人员根本没有任何正常的渠道与制度化机制来根据劳动效率提高的情况要求正常地增加工资。一旦工人不能忍受过低的工资待遇与恶劣
20、的工作环境，被迫利用罢工、集会等地方政府反对的方式要求增加工资与改善待遇时，必然的结果就是此举被认为是破坏社会和谐与扰乱社会稳定的不法行为，只能是工人屈从于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不得不继续接受极不合理的工资待遇与恶劣的工作环境，工厂主依然可以我行我素，甚至会变本加厉。这样的制度环境使得 企业能比较便利地采用多种手段，自然包括一些非法手段，诸如扣压工人身10份证与武力控制等人生限制措施，使工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用脚投票”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而使资方能随心所欲地采用一切手段严格控制工资的合理上涨，从而导致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在法律规定的水平之下，甚至比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还低，致使工人根本享受不到工作
21、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在“珠三角”地区，近 20 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仅上涨了 168 元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资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 年到 2005 年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了 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 15.5；而且在改革开放近 30 年时间里，中国 GDP 的年增长速度基本上都维持在 10上下的高水平上(时寒冰，2007)。但如此高的 GDP 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并未推动工资水平的应有增长；相反，劳动力报酬在 GDP 之中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的，从 1989 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 的 16，迅速下降为 2003 年的 12.57，这一下降幅度基本上是与城市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下降速度相一致的。但同期美国职工工资总额却占 47.9，即使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也大多在 20上下浮动，极少有国家如中国一样：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仅略高于 10，而资本所占份额却接近于 90(常凯，2007)。 哈佛大学部分经济学家以墨西哥、加勒比海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生产出口的两种大众化产品(牛仔裤和 T 恤衫)为例，通过详细分析比较其价格构成的数量结构，说明劳动力成本在中国纺织品市场竞争优势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