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摘 要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就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关键词 十批判书 郭沫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2、号 1000-7326(2010)02-0115-07 郭沫若是一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在郭沫若诸多的史学著述中， 十批判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由于十批判书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而被学人所重视，而且， 十批判书还屡遭各种争议与非难，并直接影响到了对郭沫若学术及其学品的评价和认识。众说纷纭之际，亦关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相关问题的基2本看法。凡此种种，使十批判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本文试图梳理十批判书自成书之时至今 60 余年间所出现的各种评价与争议观点，借此展现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
3、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一、20 世纪 40 年代对十批判书的评论 1937 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42 年，在庆贺他 50 寿辰时，周恩来对他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 ”1943 年至 1945 年，郭沫若加强了对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撰写相关学术论文达 20 余篇，并于 1945 年结集为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 。其间，还
4、写出了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甲申三百年祭 。稍后又推出了商周古文字类纂和历史人物 。 十批判书的研究和撰写是有着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被认为是十批判书中最重要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完稿于1944 年 7 月。杜国庠看过原稿后写诗称赞：“殷契周金早擅场，井田新说自汪洋。庐瓜一样堪菹剥，批判依然是拓荒。 ”。郭沫若以“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之由将杜诗录于十批判书?后记中。当时在重庆参加同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也看到原稿，题写读郭沫若诗四首，3诗中将郭沫若比作解析古代学术疑难问题的“斫轮手” 。不论是“拓荒”还是“斫轮手” ，均说明杜、林二人强调的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所具有的开创性意
5、义。 如果说杜、林的赞诗“有点近于标榜”(郭沫若语)尚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论的话，那么，作为十批判书的著者，最先对十批判书作出评价的，却是郭沫若本人。 众所周知，郭沫若在 1930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他步入史坛的奠基之作。这部书首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开始建立起来。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到十批判书即对于古代历史社会史和思想学说史的研究，反映了郭沫若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自觉意识，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继续发展。 十批判书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开篇，以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结尾，共收十篇“批判” 。1945 年 5
6、月 5 日，郭沫若在该书“后汜”中说：“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川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 ”“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 ”“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 ”“无论是怎样的诡辞，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辞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说或诡值才能判断。 ”“彻底剿翻”材料、 “以人民为本位”的评判标准、探4寻某学说产生的社会属性
7、等材料和方法的“运用” ，使郭沫若对陔书的观点“比较心安理得” ，而以上几点，正是十批判书的特色，也是对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新意所在，这大致包括：在材料上的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持“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 。所属材料与方法二者当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共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规范指标，而“以人民为本位”的指导思想则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容易出现争议的要素。 郭沫若述及自己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时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 ”既然涉及“立场”还要再定“评
8、价” ，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失误作了自我批判，意在修正其对于古代社会性质的判断，随后便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很多方面即表现出了他的“一家之言” ，如“袒护”儒家，批评墨家，因为“孑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们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 ；认为韩非是“帝王本位的反动派”等。看得出，一味使用“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是得出这些“翻案”结论的直接原因。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此类观点，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也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 十批判书版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与评论的文字频频见诸杂志和报刊。 1946 年 6 月，由北平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
9、 7 卷第1、2 期合刊在其“图书介绍”栏目评介十批判书称：“郭君是书之5价值，在对先秦诸子作一种新试探，以求对诸子有比较真确之认识。又重新估定诸子价值，如对墨子之估价，与梁启超胡适诸氏所见异趣。其谓荀子可谓杂家，谓韩非之思想以现代眼光看，不能谓为真正之法治思想，皆与晚近一般推论不同。吕不韦秦王政一义抉出战同末期思想及政治上之隐微，是为书中最精辟之一篇。 ”可见其“新试探” 、 “重新估定诸子价值” 、 “与晚近一般推论不同”等特点为人们所关注。该期杂志一并介绍了包括陈梦家的老子分释和西周年代考 、杨向奎的西汉经学与政治 、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郑天挺的清史探微 、连横的台湾通史等 42
10、 本学术著述，唯将十批判书置于所评诸书首位，表明了该书在编者眼中的地位， 齐思和与朱自清先后发表的书评，则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不同看法。 朱自清署名“佩弦”的评论发表于 1947 年 1 月 4 日大公报的图书周刊第 1 期。朱自清认 为：“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文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独见。 ”他举例说，对孔子的评价，尽管在“新史学家”中持不同意见，但是郭沫若的观点“是经过批判了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新估定了的，孔子的价值，跟从前的盲目不能相提并论” 。郭沫若所说的：“井田制的破坏，是由于私田的产生，而私田的产生，则由于奴隶的剩余劳动之尽量榨取，这项劳动便是在井
11、田制的母胎中破坏了井田制的原动力。 ”朱自清引用这段话并认为：“这里应用着辩证唯物论，但我们不觉的是公式化。 ”因此， “我推荐给关心中国文化的人们，请他们都读一读这一部十批判书 。 ” 6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是结合当时古史研究的发展趋向来评价十批判书的。他先对冯友兰曾经提出的“信古” 、 “疑古” 、 “释古”说中的“释古”之意作了一番阐发，认为“释古”就是“客观的解释古代” ，然而“无论怎样客观，总不能脱离现代人的立场” 。他就此指出：“只求认清文化的面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会作用，只以解释为满足，而不去批判它对人民的价值，这还只是知识阶级的立场，不是人民的立场。 ” “从迷信古代，怀疑古代
12、到批判古代，中间是得有解释古代这一步工作才成。 ”即今人要批评古代，须先解释古代，而无沦是解释还是批评，“总有一个立场，不过往往是不自觉的” 。在此基础上，朱自清评价十批判书说：“这人民本位的思想，加上郭先生的工夫，再加上给了他精神上的启蒙的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一部十批判书之所以成为这一部十批判书 。 ”这里，朱自清强调并肯定了十批判书中“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和以“辩证唯物论”为理论指导这两大特色，遂凸显了：y 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独到之处，朱自清的观点也与上述郭沫若的自我评价多相吻合。日后在朱自清的文集中重新收录这篇文章时，十分贴切地以“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为篇名(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原文未
13、置标题)，其“现代人”即可理解为“新史学家” ，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或可指使用新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古代学术之意。 齐思和的评论发表于 1946 年 6 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 30 期的“书评”栏目。齐文首先肯定了郭沫若“为当代大文学家” ， “郭氏于新文学方面，无论小说、散文、戏曲，皆有极精深之造诣，其所翻译各书，论质论量，皆有可观。近十余年来由文学而究心古代文字，由文字而研7究古代社会制度，近更由制度而推究古代思想，亦多所创获，有盛名于当世。 ”之后笔锋一转， “然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
14、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 ”齐思和的结论是：“此书专为研究古代思想而作，若以哲学眼光观之，则远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创获之丰，思想之密。 ”“是书于先秦诸子之考证，远不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精，论思想则更不及冯友兰氏之细，二氏书之价值，世已有定评，而郭氏对之皆甚轻蔑，亦足见郭氏个性之强与文人气味之重矣。 ”齐思和的评价，重点在于强调郭沫若作为文学家所具备的“超迈想象力”而否定郭沫若作为史学家所应具备的“真理与逻辑”的必备条件。仅从这一点来看，齐思和的看法不免带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齐思和例举的“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批判终”来证明“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 ，可能也未必恰
15、当。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是郭沫若对他以往古代社会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和反思， 后汜是阐述“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的说明，如此的篇幅结构安排，是难以联系到所谓“文人自夸心理”的。至于说十批判书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创获之丰” 、 “思想之密”，不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之精” ，则属见仁见智，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须从三书的著述性质、基本观点以及成书时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多重因素作综合考察，仅凭郭沫若是“天才文人”一点便否定十批判书的学术价值似显武断。历史考证方法流行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未接受唯物史观，尤其是并不了解抗战时期8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更无从细
16、查“新史学家都持着相反的意见”等原委，对以“人民本位”的评价标准也多有忽略。齐思和提出的针对十批判书的某些批评意见应与此相关。一些因郭沫若的文学家色彩和诗人气质所导致的与严密历史考证方法相悖的不足，也确实存在。但是，这并不是从整体上否定十批判书的理由。事实上，齐思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亦肯定“十批判书 、 青铜时代 ，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贡献”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对十批判书的看法也未尽相同，这里可以举出两例说明。其一，华岗在 1945 年写就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对十批判书提出了批评意见：“郭沫若先生最近在十批判书中，又大做翻案文章，特别攻击墨
17、家，而赞扬儒家，因此有人说郭沫若成了抑墨扬儒论者。其论据既甚牵强，而历史意义也多被颠倒。郭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家，又是我所景仰的革命战士，但是他在历史翻案工作中，常常以出奇制胜，而不以正确致胜，我却期期以为不可。 ”其二，吕振羽于 1946 年对他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做了一次修订，在“修订版序”中说：“郭沫若先生的大著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出版后，其中并有不少牵涉到拙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和本书即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许多主要论点。我一面衷心钦佩郭先生的自我批判精神，一面感谢他给了我不少启发。我把郭先生这部大著细读了三遍，细心考虑了郭先生的高见后，便更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深入的
18、去检讨一遍。 ”用新的观点、方法、材料9研究中国历史，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当时的史学界多有历史翻案的现象出现。华岗重在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建立信史的前提” 、 “考证学和历史” 、 “立场与方法”等问题，以此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攻击墨家、赞扬儒家等对历史人物的翻案观点提出异议，矛头所指，当为郭沫若所持“以人民为本位”评价标准的局限性而言。吕振羽则是从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获得“启发” ，主要内容应该是指古代社会形态方面的问题。郭?i 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注重从巾国的具体历史中检验唯物史观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根本
19、性问题之一。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促使吕振羽要深入检讨“自己过去的全部见解” ，表明了他对十批判书的赞赏与重视程度。 可见，上世纪 40 年代对十批判书的各种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 与当时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二、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十批判书的争议和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然而对十批判书的争议却并未停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毛泽东逐渐倾向于尊法反儒、扬秦贬孔，他曾经说过，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 多，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
20、10人物。1968 年 10 月，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除了对孔子持肯定态度之外，对秦始皇的指斥多处可见。如他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幸运”的“成功”：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项事业“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秦始皂“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活的余地” ；“他逐放母亲，囊杀婴儿，逼死有功的重臣，毒杀有数
21、的学者，如尉缭批评他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 ，照史实看来，是一点也不曾过分” 。将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业绩和个人的作为行事一并加以否定，这显然与晚年毛泽东的观点是不同的。70 年代“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缘于林彪一伙曾有肯定孔孟的言论并诋毁毛泽东就是当代秦始皇，故而郭沫若对秦始皇的否定就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1973 年 8 月，毛泽东写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 ，批不是好文章。 ”平心而论，毛泽东突出秦始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不同意郭沫若崇儒反法的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对孔子、秦始皇的看法并非全然属于学术见解，而且在“文革”那样特殊的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言，以当时的状况和毛泽东的地位，给十批判书的定论不啻是将这部著作连同作者推到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时的郭沫若所作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