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近两年来， “底层写作”甚嚣尘上，好不热闹。作家们倾心书写，刊物编辑则鼓而噪之，似乎“人文关怀”已笼罩神州，体恤之风吹遍大地。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我也是生于底层，长于底层，现在有人来自觉地关怀了，感激之情，难于言表。 但是，当我带着朴素的感恩之心来读那些“底层关怀”的小说时，我的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它们带给我的，常常不是温暖、亲切、友善和企盼，而是惊怵、绝望、凄迷和无奈，间或还有些堕落式的快慰和暴力化的戏谑。 放纵叙述的“底层”生活 在那里， “女底层”往往是直奔卖身现场，或明或暗地操起皮肉生涯；“男底层”呢，通常是杀人越货，既恶且毒，一个个瞪着“仇富”的眼神。他们的尊
2、严被不断践踏，同时他们又决绝地践踏着别人的尊严；他们总是在不幸的怪圈里轮回着，很多人最后只能以惨死来了却尘世的悲苦。 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作家们似乎带着某种“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2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 倘若不信，我们不妨先看看那些写“女底层”的作品。譬如刘庆邦的家园何处 ，写了一位叫何香停的农村女孩，先是在工头张继的引诱下失了身，继而被张继转给别人玩弄，久而久之，她也就习惯地走上了卖身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何香停的内心里只有微弱的后悔，以及不折不扣的认命
3、，却并没有对堕落的抗争。而他的金色小调里，小兰和铁虎、小华和铁狼这两对夫妻之间的性交换，甚至比现在城市里的换妻游戏还自然，而且彼此竟毫无顾忌，倒是象征着传统观念的铁虎母亲灯嫂，捶胸顿足地吼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 曹征路的那儿被视为底层写作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其中的下岗工人杜月梅也是一个暗娼。在霓虹里，曹征路更进一步地正面书写了一个叫倪红梅的暗娼。为了让倪红梅成为暗娼，作者不惜将各种极端的不幸全搬到她的身上丈夫因公惨死却得不到赔偿，婆婆病瘫在床，自己又下岗，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操起了皮肉生涯。但是，从倪红梅生前的大量日记中，我
4、们看到她不仅有相当的文化知识(如常将自己与老舍笔下的“月牙儿”比照)，而且人也长得不错。这让我们很难从逻辑上想象她必须走这一步，她的日记中也始终缺乏这种内心的煎熬，只有在婆婆骂她时她才有所自责。 最有意思的还是梁晓声的贵人 。小说里的大学毕业生素，仅仅因为家庭贫困、自己又不愿意离开京城且一时找不到工作，于是便在好友芸的教唆下，将自己的身体以不菲的价钱卖了出去。虽然在卖身的过程3中，她也深感屈辱和痛苦，但是，却始终没有道德上的真诚的自我拷问，只有一些声誉上的小心翼翼地维护。 看了这些书写“女底层”的小说，说实在的，我直犯心绞痛。或许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认定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真实生活即使有一万零一个
5、理由否定它们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底层，人们也同样可以用小说理论来为它们辩护，因为小说就是展示一种“可能性”的生活。现实生活里，什么“可能性”没有？如果是这样，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不过，我想说的是，作家们并非不能写暗娼，而是如何写出她们的内心生活。因为，无论从人物自身的情感角度、法律威慑的因素，还是从小说必须具备的说服力上来考虑，这种由道德滑落所引起的内心挣扎与煎熬，都应该是作家深究的关键之所在。它是真正地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写出生存之不幸所无法绕过的问题。苏联的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就曾说过：“人类天赋的良心使他在行为与道德规范相抵触时饱尝煎熬，这么说来，良心本身就包含了悲剧成分。 ”我们的作家在写这
6、些底层女性时，虽然一概赋予了她们善良、柔弱的天性，却没有深入到“良心”的本质上，展现她们因为自身处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煎熬，从而使她们的不幸始终停留在被同情的价值层面上，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再看书写“男底层”的作品。最典型的，也许要算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 、 太平狗等小说。它们常常将农民安置在一种暴烈的临界点上，让他们在各种惨烈的绝境中失去正常的人性，或者在孤立无援中丢失生存的权利。在马嘶岭血案里，九财叔和“我”仅仅因为二十块钱的缘由，竟连杀七人，最后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其中有关九4财叔打架、被枪击中、连杀七人的场景，被作者叙述得惊心动魄，鲜血四溅，甚至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更充满暴力
7、化的惨烈意味。 太平狗里那只叫“太平”的狗和他的主人在进城务工过程中，所遭受的全是冷漠、喝斥、凌辱和追打，太平一次次地死里逃生，而它的主人却没那么幸运，最后惨死在一家工厂里。这篇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对于民工来说，城市永远是欲望和利益的陷阱，是肢解一切情感(包括人与狗之间的情感)的冷酷的利刃，是没有生路只有绝境的地狱。 王祥夫的街头写了一对哑巴夫妇为生存计，在街头设了一个自行车修理摊。一天，一位开着宝马车的妙龄女郎在倒车时，压坏了哑巴的车摊，该女郎不但不向哑巴赔礼道歉，还蛮横地痛骂哑巴，并叫来男友助威。尽管这对男女向哑巴恶语相加时，遭到了围观众人的愤怒谴责，但哑巴还是被他们逼着到附近银行取钱赔款
8、。当哑巴从胸口的衣服里掏东西时，大家都以为他在掏钱，谁知他掏出了一把刀，愤怒地杀了那对男女！可怜的哑巴，成为一个绝望的凶手。 刘庆邦的哑炮里，矿工江水君为了霸占工友宋春来的妻子，发现一枚哑炮故意不说，结果让宋春来炸死，自己娶了宋妻乔新枝，直到多年之后，江在临死前才向乔新枝道出实情。他的穿堂风讲述了侄媳妇房林凤对待病重老人瞎爷如何地尖刻、冷漠和歹毒，这里，江水君和房林凤的行为，已完全滑出了底层现实中最基本的日常伦理，甚至已触及法制底线，但他们却没有受到任何惩戒。如果我们再看看方方万箭穿心等系列关于乡村妇女惨烈命运的追叙，以及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关于工友的惨死、春妹的被骗、工钱被恶意扣押甚至被迫下跪
9、等5细节，我们从内心深处所涌现出来的感受，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或许，这些的的确确是转型期底层平民的真实处境。它以极端的现代性，在激活个体生命欲望的同时，也果断地颠覆了日常生活伦理，扭曲了底层平民的基本人性，催生了恶与罪的滋长。我也不想否认，有些小说在对底层苦难与平民人性之间关系的审度上，确实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但是，面对这种惨烈的现实处境，我们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放纵式的叙述姿态，将苦难和惨烈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放大。这种集体性的“崇苦崇恶”的审美追求，是否有其必要性？ 滥情和无情一样可怕 我们说，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或多或少都会表现一些人生的苦难和不幸，这并不值得奇怪。作为现代
10、文明社会里的一种基本伦理，作家们为弱势群体代言，分担底层平民生存的艰难和不幸，也是值得尊重的。 但我觉得，作家们应该清楚：第一，苦难并不等于正义，展示苦难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作家的道德姿态，但并不等于他们就拥有了某种艺术上的优势。第二，当我们将良知、道德和情感置于底层生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将艺术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于底层苦难的现场，以此来展示作家对苦难的特殊思索和表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赋予底层苦难以真正的艺术震撼力。 遗憾的是，在读了许多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品之后，我却感到，它6们普遍地陷入到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尤其是一些作品对苦难的放纵式叙述，甚至让我对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
11、都产生了怀疑。 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就强调过，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同情，但他坚持同情必须用判断与思考来加以制约和调节，“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 。为此，他盛赞莎士比亚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既有同情，又有节制，并在同情与节制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 我想，这也是一个现代作家应该确立的一种艺术信念。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滥情和无情一样可怕，因为它们都不可能向我们揭示某种生存的本质，也不可能展现作家的思想智慧，更不可能对现实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设性思考。甚至，从那些极为苦烈的叙事场景中，我们都很难判断这些底层的平民们是否还具有爱的能力，感恩的
12、能力，牺牲的能力，也很难看到人类必须具备的某些永恒的伦理基质。 我再次申明，我并不想全盘否定底层写作的价值，而只是觉得，面对当下的底层生活及其尖锐的苦难与冲突，我们的作家是否可以更理性一些，更节制一些，更温暖一些，更个人化一些，不必一个个全都沉迷于苦难的悲切现场，以为底层必惨、必悲、必堕落、必血腥。要知道，那里同样会有爱、有温情、有感恩，甚至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无畏和无惧、坚韧和公义。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反过来想想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在热销，最根本的原因，同样也是它们都写出了底层平民在面对苦难和生死时的执著、宽厚和无边的坚韧，包括亲情间相7濡以沫的温暖，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出了眼泪的宽广” 。 沈从文先生曾说过，伟大神圣的悲哀不一定要有一摊血和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所以，他极力推崇应该用文学“为人类爱字作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明” ，诚哉斯言。 洪治纲，评论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审美的哗变 、 永远的质疑 、 零度疼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