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冯光钰 民族音乐探宝人当我走进冯光钰先生家中时,茉莉花的乐曲在回响着我和他在民族乐曲的氛围中交谈。 他告诉我,1924 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创作歌剧图兰朵时,吸收茉莉花音调改编成合唱音乐当月亮升起的时候,使这首民歌远播海外,流传更广。 冯光钰老先生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现任辅仁音乐学院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器乐学会会长等职。他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著述颇丰。现已出版有中国同宗民歌 、 戏曲声腔传播 、 客家音乐传播 、 曲艺音乐传播 、中国同宗民间乐曲传播 、 20 世纪音乐思考等著作 20 部,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有深远影响。 追溯自己的
2、民族音乐研究之路,冯光钰老先生颇多感慨,他说,“做学问靠积累”,资料的积累、知识的积累、见解、眼光的积累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冯先生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家中的留声机是他的音乐启蒙,川剧高腔夜归 、 马房放奎,京剧武家坡 、 空城计 、 甘露寺等他都是民族音乐根的一部分。之后参军,就读四川音乐学院,任职中国音乐家协会,他与民族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十年来,他在民族音乐这座富矿里探宝,跋涉其中,乐此不疲。他的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成果可以概2括为“同宗”说、 “本土腔”论、 “曲牌音乐考”三个方面。 “同宗”说 话题又回到茉莉花 。 他说,他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是从感性入手的。在四川音乐学院学习
3、时,他曾沿川江采录民间音乐,与艺人、民歌手生活在一起,“灌耳风”使他熟悉了许多民族民间音乐曲调,积累了不少感性知识。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上调北京,参加抢救民族音乐遗产的巨大工程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 在工作中,他发现,许多民歌同名异曲,有许多又同曲异名,同一名的民歌,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传唱。他联想到早年研究戏曲音乐时,皮黄腔、梆子腔剧种的生发和流变,也有与民歌类似的规律。他产生了探索这些不胫而走的众多民歌流变奥秘的愿望。1982 年,他在撰写各具一格的同名民歌茉莉花 一文时从传播入手,分析了茉莉花的流变情况。他说,茉莉花被江苏省扬州市定为市歌,理由是清道光十七年(1837)曲谱小慧集收
4、入的鲜花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见诸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鲜花调曲谱,其曲调与扬州清曲鲜花调基本一样,而扬州清曲中的鲜花调又与现今广为流传的茉莉花最为接近。而山西五台山却认为,民歌茉莉花渊源于佛教音乐八段锦,是僧人云游时带到江南去的。安徽则认为茉莉花出于花鼓调,中国戏曲音乐集成?3北京卷收有京剧打花鼓,其中的鲜花调也可见茉莉花的音调痕迹。 “你看这关系有多么复杂,要想理清还真不容易。 ”他认为,中国民族音乐是一条始终处于流动和演变中的文化长河,日新月异,永远在流淌。这种流淌变异,既在变中求不变,保持着传统特色;又在不变中求变化,发扬着传统特色。 1986 年,他在中国传统音乐初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同宗民歌
5、”的概念。他在文中写道,“同宗民歌”,是指由一首民歌母体,由此地流传到彼地乃至全国各地,演变、派生出的若干子体民歌群落。这里所说的“母体民歌”包括多方面的涵义,诸如曲调、唱词内容、音乐结构、衬词词腔及特殊腔调的进行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宗民歌,其形态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因此,“母体”的概念是一种综合的性质,这在众多的中国民歌,特别是小调中颇为常见。 “再给你举个凤阳歌的例子”,冯先生谈兴很浓。 凤阳歌亦称凤阳调,是吸收凤阳当地的秧歌调变化而成的代表性民歌。 凤阳歌的曲调,除了广为流传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
6、有儿郎卖,身背着花鼓走四方”这首民歌外,还有许多流行的曲调。此曲早在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编辑的缀白裘初集中已有记载,后流传各地后,曲名有所变化,如苏州叫春调 、河南叫阳调 、山东琴书的凤阳歌 、徐州琴书的四句腔 、陕西曲子的阳调 、榆林小曲的小尼姑调,东北、四川、云南、湖北等地的凤阳调等等。 凤阳歌 、 茉莉花等民歌影响遍天下的事实,为我们掀起了同宗4民歌的盖头,揭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规律。 在许多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冯光钰先生于 1996 年写出了中国同宗民歌这本专著。可以说,这本书开启了中国传统音乐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中国戏曲声腔传播 、 中国曲艺音乐传
7、播 、 中国同宗民间乐曲传播等著作,进一步运用“同宗”说观点,阐述了他对“同宗戏曲” 、 “同宗曲艺” 、 “同宗乐曲”现象的看法。 “本土腔”论 长期以来,中国戏曲音乐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分类法,即将众多的剧种归属于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四类,而将这四种声腔之外的其余剧种,或以“民间小戏”称之,或列入无名的“其他类”声腔之中。冯光钰先生在研究中感到,这种划分和名称,显然难以从戏曲音乐的本质上揭示出这些“另类”剧种的声腔性质及归属。 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这些戏曲声腔分类未命名的剧种的声腔属性,因为这是关系着梳理清楚戏曲声腔源流发展及传播脉络的大事情。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大胆地提出了
8、“本土腔”这一声腔分类法,建议将除四大声腔之外,占全国剧种二分之一强的其他剧种按其传播特点冠名为“本土腔” 。这样,中国戏曲便可归纳为五大声腔,即: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本土腔。 声腔是我国戏曲剧种属性的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剧种都有声腔的属性。四大声腔历史悠久,早已形成自己的声腔属性特色,那么,本土腔的声腔属5性,或曰它的艺术特征又是什么呢? 本土腔,顾名思义,就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的戏曲声腔。本土腔的许多剧种就是直接在本地民间音乐基础上产生的,其传播面比较窄,主要是在本土范围内流行,传播方式以原生态进行。 这样讲比较抽象,还是举点例子吧。 汉族的黄梅戏、眉户戏、梅县山歌剧、海门山歌剧(江
9、苏)、凤台小戏、左权小花戏等;少数民族的壮剧、苗剧、侗剧、彝剧等都是在当地本土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种。这类剧种最初是以某首或多首当地民歌为依据创腔,逐渐演变成具有程式化的基本调,再按行当派生出男女腔或生、旦、净、末、丑等唱腔。 另有一类在本土民间歌舞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种,如各种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秧歌戏、脱胎于“二人转”的吉剧、龙江剧等,均属此类,具有载歌载舞的性质。 第三类是在本土民间说唱音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种,如大名鼎鼎的越剧,还有北京曲剧、河南曲剧、吕剧、黔剧、青海平弦剧、陇剧、扬剧、各种道情剧、滩簧剧等。 由此可见,本土腔是一个庞大的腔系或称一个庞大的音乐系统。其本土传播的
10、特点为我们探寻声腔及剧种的渊源、流变情况打开了路径。 冯光钰从传播规律着手提出的“本土腔”观点,实际上是对以往把许多不能归入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的剧种称之为“民间小戏”的不科学分类法的“颠覆” 。他为此撰写的专著戏曲声腔传播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本土腔”论,不仅有助于厘清戏曲、曲艺音乐的源流情6况,使其脉络更为清晰,也使戏曲、曲艺音乐的分类更趋科学、合理,这是很有胆识的,足见他的学术勇气。 曲牌音乐考 交谈中,我见冯先生的书桌上放着一大叠手稿,便问先生又在写什么?他说,这是他多年未了的夙愿,正在撰写的曲牌音乐考 。 曲牌,亦称曲牌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独特乐曲形式。多年来,他在研究
11、民族音乐中,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曲牌。这些曲牌,像一个个精灵,通过各种途径的传播,衍生出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传统的、现代的音乐作品,在全国各地的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歌、器乐曲创作中尤为多见。比如说,京剧中的二黄原板、西皮慢板等等,都是无标题曲牌。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便是采用的西皮二六曲牌。也可以说,京剧的全部曲牌及满江红、虞美人、一江风、风入松、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其他剧种、曲种曲牌都是传统音乐作品的基本元素。 冯先生介绍说,他写曲牌音乐考,目的在于对我国浩如烟海的曲牌音乐作品追本溯源的探寻,努力把握曲牌音乐的结构、主题、题材、风格、体裁变异发展
12、的规律性,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同”或“异”的血缘关系。在曲牌音乐的发生、发展的传播中去窥见曲牌音乐这个精灵千变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对曲牌音乐的认识更接近曲牌音乐的本质。同时,也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一些曲牌与词牌的关系及演变。 7他说,每首曲牌的产生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他给我讲了一枝花这一曲牌名称的由来。 据说,唐代天宝年间有一位艺名叫“一枝花”的名妓李娃,她与一位郑姓公子相恋,历经坎坷,人们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编成歌曲传唱,一枝花因而得名。现在,在福建、河北等省的一些地区仍有“高高山上一枝花” 、“亲哥想妹一枝花”等一枝花民歌广为传唱。此外,各地的昆曲、京剧及鲁北鼓吹乐,苏南十番吹打乐、内蒙
13、古东部鼓吹乐、吉林鼓吹乐、甘肃鼓吹乐、上海吹打乐、河北鼓吹乐、辽宁鼓吹打牌子曲、福建的闽南吹打、闽东吹打等剧种、乐种的一枝花虽同名却各具地方特色。如北昆器乐曲牌一枝花常用于剧中大官员上场或武将升帐等场合,鲁北鼓吹乐唢呐曲牌一枝花则多用于祭祀一类隆重的场合如果仅从这一曲牌的音乐本体要素去分析,便无法考释其所表现的内容,只有将这一曲牌的本体考察与关系考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各种同名异曲的一枝花的源流及表达的内容得出较为满意的答案。与一枝花情况类似的曲牌还有许多,这是他在曲牌音乐考中特别重视的问题。 曲牌音乐考将对 300 首代表性的曲牌进行考释。现已完成了 100首。他说,这将是他这一生资料积累、知识积累的体现,为此,他采取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与诗词学多学科相交叉、重文献、重考据、重口碑和求实严谨的研究方法,由远及近顺向追寻曲牌的形式、流变情况,并采用逆向考察方式,从今天的曲牌现状及民间艺人口碑去追寻这些曲牌音乐的发展历程。他说,考证曲牌音乐无论花去他多少时间、多少精力都值得。他说,民族音乐是个宝库,蕴藏着许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8们付出毕生的精力去探寻、去发掘。 临别时,冯先生将他出版的中国同宗民歌等几本书赠送给我,望着这位民族音乐探宝人,抱着这一大摞知识、智慧的结晶,我感到手中沉甸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