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摘 要中国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历史意识，体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思维。在中西史学问题讨论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历史意识体现在溯源探流的历史发展过程论、历史阶段思想、忧患意识以及探讨历史变动的“所以然”的历史盛衰论。新世纪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对于研究当代社会，认识历史与现实运动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历史意识 历史盛衰论 民族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14-09 一、历史思维下的中西史学比较 史学比较，有中外史学比较，有中国古代与中国近代的史学比较；
2、有古代西方史学与古代中国传统史学的比较，有近代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史学比较；还有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有联系的观念、思维的比较。因而谈史学比较，一定要明确是哪个层面或哪个范围内的比较。 一般说的中西史学比较，实则是以近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去检讨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因而，西方相当多的学人认为：中国历史典籍很丰富，但是中国史学没有思想，没有史学。理由是，古代中国传统历史典籍中2没有近代西方那样的历史哲学理念。这一类的看法，引起中国学人的不满与抗争。 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史学话语权问题。上个世纪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包括一些史学史，多是围绕西方近代史学的命题、 “话语”去分析相关的理论，检讨我们的史学，如什么是历
3、史，什么是史实，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历史学有没有借鉴功能，等等；有的学人以这些命题剪裁传统史书的内容，构建体系。100 多年来，各种史学通论、史学概论一类的著作，无穷无尽的讨论，都是这样的内容， 如以古代的“左史” 、“右史” 、 “大史” 、 “小史” 、 “内史”等的“史”的职能，与近代西方的“史学”的“史”相比照，但这样的讨论，即使在形式逻辑上也是不通的，类似讨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讨论 100 多年了，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也因为这层原因，我们自己民族的史学理论或者史学思想的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我认为应从历史思维角度，思考中西史学的同与异，进而分析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 西方有
4、的史学家在讨论“历史眼光”的问题上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为了展开这一论述，可以美国的詹姆斯?哈威?鲁滨孙为例。他在 1911 年出版的新史学影响巨大。他培养出众多学生，写出的历史著作多次增订再版。在政治上，他的影响相当大， “这样就使新史学成为美国一个有势力的史学流派” 。新史学十分重视“历史观点” 、 “历史眼光”的问题。 鲁滨孙认为，在西方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自然科学家首先重视该问题，史学家只是“偶然地加以利用” ，他说： 按理说，历史学家应该首先发现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的理论。3但是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不但不是第一个理解到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反而让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去发
5、现。更糟的是，我们可以说：虽然自然科学家已经充分发展这个创见，但是历史学家却至今还是偶然地加以利用。因而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像比较解剖学和社会心理学那样有严格的“历史性” 。即使在现在，许多历史著作在叙述事件和情况时，作者还没有明白：一切事物都是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的；不明白它们的发生和发展阶段，不明白“生活中的某种状况是决不能单凭它的现状就可完全了解的” 。1 （P55-56） 鲁滨孙在这段话中提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观点” 、 “历史观点” 、“历史眼光” ，实际是历史思维的问题。他对此作出的说明可以归纳为：（） 一切事物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 事物有发生和发展阶段；（） 认识事物在生活中
6、的某种状况，不能局限在“现状”去求解，要结合历史的状况，才能完全理解。这也就是他说的：“生活中的某种状况是决不能单凭它的现状就可完全了解的。 ” 这样的历史思维、历史眼光对于历史著述、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鲁滨孙说： 最优秀的历史著作（这种书是很少有的）同平常的历史著作的差别，就在于作者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眼光这个问题将来一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因为一切历史著作，若要成为建设性的和教育性的历史著作，并且不仅局限于历史原材料的收集，那么，都应该把历史眼光贯注于整个著作之中。1 （P57） 新史学一书，以相当大的篇幅，论学术史、思想史、罗马帝国4兴亡史和年的法国史等，仔细体味，可以看出鲁氏意在通
7、过解读历史，提出范本，表明“历史眼光”的重要性。总结新史学对问题的提出，可见鲁氏所说的“历史观” 、 “历史眼光” （何炳松的译文是“史心” ） ，实际是“历史思维”的方式：一是说明研究自然与历史都应当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与历史学都应当具有这样的眼光；二是界定了“历史眼光”的内涵，也就是这样的历史思维的基本要求：要研究事物变化的发生、过程和变化过程的阶段；三是说明有“历史眼光”的体现，不是简单表面上描述事物的“盛” 、 “衰” ，应当研究盛衰内在的“所以然” 。鲁滨孙说： 历史学家当然也常常谈到帝国的兴亡和制度的盛衰；而且近来他们很注意各种制度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采用事物发展的观点的范
8、围就仅限于此。因而他们的历史著作还是不能摆脱具有长期传统的、即我们所谓历史片断的叙述方法。他们仍旧还是徒劳无功地去描写事实，而不知道事实的“所以然” 。1 （P56） 如果说西方近代的历史著作缺乏历史眼光，那么，古代中国史学却是另一番景观，史家十分重视讨论历史盛衰，在观察历史盛衰“通古今之变”中，寻求盛衰之“所以然” 、盛衰之故。 总之，重视历史联系的历史思维是中国民族传统史学的优点、特点。应当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在内的各个部分中，都能体现出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眼光。我们不是要把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历史思维意义的“历史眼光”与鲁滨孙的新史学的“历史眼光”完全等同起来；我们只是说，两个时
9、代、两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提出的问题，在思维5方式上虽有差异却又相通。 从历史思维方式上进行比较，很可以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是历史大国，不只因为有丰富的史部典籍，而且还在于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独有的历史眼光、历史观点，体现出的深邃的历史意识。 二、传统民族史学的历史眼光 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富史学思想、深邃的历史眼光突出体现在盛衰论上。多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使我对此有很深的感受。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眼光不是某个史家“偶然地加以利用” ，也不是少数史著才体现出的。我们以不同体裁的有代表性的史著，作简要说明。 （一）丰富的历史盛衰过程论、阶段论与盛衰大势论 司马迁写出纪传体的第一部大通史史记
10、 ，其光彩的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也就是从天人关系思考历史的发生发展，把古今作为历史盛衰的过程来把握。他提出“原始察终” ，强调要从终始完整的历程去认识历史，从源头、从发生与结局上看历史。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说自己发愤修史，意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不综其终始，仅仅从某一个片断、某一个局部着眼，是很难找到造成盛衰的真正原因，很难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 历史盛衰过程由不同的阶段、时期组成。历史不是只有“盛”与“衰”两个阶段。盛衰的变动是复杂的，也是贯彻于全过程之中的，并6且因此显示出阶段来。 史记?殷本纪写汤兴起以后的盛衰变动，即：帝
11、太甲：“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服” ；到了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戊：“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河?甲：“殷道复衰” ；祖乙：“殷复兴” ；帝阳甲：“殷衰” ；帝盘庚：“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帝小辛：“殷复衰” ；帝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O，殷道复兴” ；帝甲：“殷益衰” ；帝乙：“殷益衰” ；帝辛（纣）：殷亡。一代兴亡由不同的盛衰变动组成，殷代历史展示了一幅盛衰图，是史家对盛衰变化的生动联系的历史的把握。 此外， 学案指出时代思想潮流有主潮，也有其他潮流，这两者是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黄宗羲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兼综百家的。朱学在明代占统治地位，而王学兴起，迅速发展，播及各
12、地。王学、朱学及其他的学术盛衰迭起，盛衰交错，构成了明代学术潮流的全景。 （2）观察历史盛衰“所以然”的民本思想 传统史著讨论盛衰变动的“所以然” ，或从天人关系、或从人才观、或从等级礼制的作用等方面加以讨论。这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提出以人为本的“民本”观说明历史变动的原因。 史记记载贾谊的盛衰之故论，他分析秦亡的教训，说：“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 。 （史记?秦始皇本纪 ） 史记在观察历史盛衰的变动中，从人事上找原因，很多地方突出了智谋、征战方面的人事作用。但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历史兴衰的变动，这就是“民”的作用，这是存亡之机、安危之本。
13、司马迁称赞贾谊的历史眼光，说：“善哉乎，贾生推言7之也!” 汉书?食货志分析历史盛衰变动，则说：“殷周之盛， 诗 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 唐代君臣在历史盛衰总结中，提出不少认识。其中不少认识，前代史家也提出过，但唐朝君臣突出了“民本” 、 “以人为本”的理念。如唐太宗为晋书的宣帝纪写的论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 ；再如，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w 已自励耳” 。 （贞观政要?务农 ）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
14、”（新唐书?马周传 ）要能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关键是人君与直接统治百姓的刺史、县令。 欧阳修以隋唐的兴亡史作出说明。他说：“古之善治其国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 ，（新唐书?食货志一 ）社会安定，关键在此。 新唐书的五行志一在否定天意能感应、支配社会的观点的同时，指出：“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 ”同“至治”相对照的是“乱政” ， “民被其害而愁苦” 。民安乐则天下治，民被害则天下乱。欧阳修进而提出“损君益民”的思想，说：“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
15、民，益矣。 ”要做到这一点，人君应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 。 （易童子问 ）爱民重民的观点，集中表现为减轻百姓的负担，8“损君而益民”的损，就是指这一点。 资治通鉴在论历史兴亡上，重心是强调名分礼制对于维系社会安定的意义，但又突出地论说治理社稷应当是修政事以利百姓。他说：“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R 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 ”2 （卷 138） 因此，为人主当以财养天下之民，司马光说：“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 ”3 （卷 233） （三）风俗与学
16、术风气关乎兴衰的思想 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讨论历史盛衰之所以然。史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是注意从风俗文化角度论历史的盛衰，也就是说，看到了时代的风俗状况是社会盛衰的风向标。司马光有一段较长的“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 ”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社会安定，三代以后，风化之美，没有若东汉之盛， “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 ，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 ”而和帝以后，社会风俗衰败，贵戚擅权，嬖?用事，
17、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但由于有士人抗争，立私论以救其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还有“光武、明、章之遗化” 。但不幸的是没有明君振作，到了桓帝、灵帝，风俗更加败坏，“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9王室荡覆，?A 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 。他联系社会风俗，看一代的盛衰变动，得出深刻的教训：“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4 （卷 68） 明代后期学术风俗败坏，顾炎武指出，当时浮华的学术风气成为衰世信号。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日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
18、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努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5 （卷 7） （四）忧患意识体现出史家寻求盛衰之所以然的情怀 史家见盛观衰写史出于忧世的情怀，又与振兴社稷的情结合为一体。良史忧世，在史家的修史中，无不体现出时代责任感。司马迁在史记的平准书中，谈到高祖建立西汉，经过 70 余年的休养生息，出现
19、盛世景象，而在盛世之下，危机相当严重。司马迁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10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史记?平准书 ） 司马迁在平准书开篇提出汉代是接秦之弊而兴，篇末再度陈述对历史运动的看法
20、， “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但历史不是走进固有循环的怪圈。汉代以前的兴衰史，给人们的启示是“承弊易变，使民不倦” ，从历史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要承敝易变，发展、改革才是出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总是把历史的研究和摆脱危机出路的思考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出一个史学家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资治通鉴记录魏征的十思疏 ，意在求鉴，忧世之思与治世追求是一个整体。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说：“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6 （卷 194） 这“十思”具体地写明了对当时社会之忧的十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