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工分制与媒体从业人员工作投入度的关系探析本文提要本研究以贵州省遵义地区的媒体从业人员为调查对象，讨论在改革背景下，编制改革和工分制度的实施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投入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多数媒体从业人员对单位所实行的工分制度感到满意。而且越是对工分制满意、对编制制度表示认可的人，其工作投入度也更高。有编制的员工往往对媒体的工作更有认同感，工作比较投入；而没有编制的员工则为了提升自己在媒体中的地位，他们的工作也比较投入。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未必就是特别糟糕的制度，它仍然有存活的土壤与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媒体从业人员工作投入度人事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G214 传统大众传
2、播媒体的人事制度改革目前已经发展到“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一运作框架的极致。目前新闻媒体实行的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即对于新的员工全部实行合同聘用制，采取绩效工资考评制度，而对于以往的老员工则仍旧保留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和考评方法。对于这一欠缺公平性原则的人事制度，在我们实施的质性研究中，受到了研究对象的一致谴责，但为了更为客观地展现这一制度对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工作投入度这一概念，通过量化的方式来研究媒体人事制度改革与从业人员工作投入度之间的关联。 2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工作投入度进行阐释，但还没有一种大家公认的观点。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3、 第一种观点，最初由美国波顿大学的 Kahn 提出，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发展形成。所谓工作投入是指“组织成员控制并利用自我，从而使自我同工作角色相融合” 。即当个体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角色行为中并展现自我时，个体处于工作投入的状态，反之，如果个体将自我抽离于工作角色之外，并压抑自我在角色中的表现时，个体处于工作不投入状态。但由于这种观点缺乏操作化测量，因此没有受到太多人的关注和采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作投入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员工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以及完成工作的方法和所需要的能力；另方面，员工通过工作能时常感觉到意义感和满足感，并且认为拥有值得信任的同事是必需的，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充
4、满希望。 第三种观点认为工作投入度指的是一种积极的、令人满足的、与工作相关的心理状态。它表现为从业者在工作中充满活力感，将自己同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妥善地应对各种工作要求。我们的测量指标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目前关于新闻从业人员工作投入度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进行关于制度改革对媒体人员工作投入度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仅有一些研究从思辨层面讨论了制度改革对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影响，这不利于我们对当前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也不利于进一步改革。 3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贵州省遵义地区的媒体从业人员为例，讨论在改革背景下，
5、西南地区的媒体从业人员当前的工作投入状况，制度改革即编制改革和工分制度的实施对媒体从业员的工作投入昕产生的影响。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自 2010 年 1 月到 2010 年 8 月从贵州省遵义市的新闻工作者中收集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在当地媒体从事全职新闻采写、编辑和制作的人员，不包括技术制作、专职摄像或摄影、后勤和行政人员。从 1 月到 3 月，我们对部分从业人员进行了相关的访谈，并以此为问卷设计的依据。本次调查共发放了 2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66份，成功回收率为 83。数据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处理，主要用到频数统计和相关分析等方法。 调查问卷包括一般的入口学变量和工作投
6、入状态，另外，还调查了被试目前是否具有编制以及对于编制改革和工分制度的态度。对于工作投入状态的调查采用的是 Kanungo(1982)编制的工作投入量表，该结构性量表的内容包括工作对个人的重要性、工作兴趣以及工作与生活的连结等。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即从“非常同意” 、 “同意” 、 “不确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分别给予 1、2、3、4、5 分的分数。被调查者所得平均分越高，表明其工作投入越低，反之则越高。 二、统计结果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有效调查对象共 166 名媒体从业人员。其中男性样本为 86 个占51.8，女性样本为 80 个占 48.2，男女性别比例基
7、本平衡。他们年龄4分布的基本情况为：25 岁以下的员工为 46 个占 27.7；2535 岁的员工为 75 个占 45.2；3649 岁的员工为 40 个占 24.1；50 岁以上的员工为 4 个占 2.4。 受教育程度的情况大致是：大专文凭以下的有 22 名占 13.3，大专文凭的有 48 名占 28.9，学士文凭的有 93 名占 56，硕士或以上文凭的有 3 名占 1.8。由此可以看出，目前西南地区媒体从业人员主要以青年大学生为主，基本素质较好，学习能力较强，更易于接受改革和新的事物。 本次调查涉及了几乎所有种类的新闻媒体，调查对象所在媒体类型分别为：报纸类有 57 人占 34.8，广播类
8、有 23 人占 14，电视类有 76人占 46.3，互联网类有 8 人占 4.9。同时，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具有编制的入有 67 名占 40.4，不具有编制的人有 99 名占 59.6，后者的年龄多在 30 岁以下。 (二)工分制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工分制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媒体绩效考核制度，由于其定量的取向，往往被看作是媒体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但在以往的资料和我们的访谈中，也有一部分媒体从业人员认为该考核方式缺乏人性而对其颇有微辞。通过本次调查我们了解到，参与调查的媒体从业人员有 62.8的人对目前实行的工分制感到满意，24.4的人选择不确定，12.8的人对该制度表示不满意。同时，调查对象中有 7
9、8.3的员工认为自己对媒体工作非常投入，7.2的员工认为不确定，14.5的员工认为自己对媒体工作不够投入。 5制度的改革必然伴随着人们的满意与不满意态度的产生，那么，对工分制度的满意与否和员工的工作投入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如表 1 所示，工分制满意度与工作投入成显著正关系，相关系数为 0.19，即越是对工分制感到满意的员工其工作投入度越高。通过对比对工分制感到满意组与对工分制不满意组，我们也发现两组的工作投入度在统计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对工分制感到满意的员工比不满意工分制的员工有更多的工作投入。 (三)编制改革制度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那么是否有编制会对调查对象的工作投入度产生何种影响呢?调
10、查发现，没有编制的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投入度略高于有编制的媒体从业人员。但两者在工作投入上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即可认为有编制的媒体从业人员与没有编制的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投入差异不显著。(见表 2) 课题组还考察了另一项指标与工作投入的关 系，那就是赞同编制对地位、收入影响大与反对这一命题的调查对象，其工作投入度是否有所不同。通过访谈，课题组假设：不赞同编制对地位、收入影响大的员工其工作投入比赞同该观点的员工的工作投入多。因为我们认为赞成编制对收入、地位影响大而本身没有编制的员工可能会有更多的消极情绪，因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减少工作投入。 结果发现，大部分调查对象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是否有编制对于
11、其在媒体中的收入和地位的影响很大。(见表 3) 采用相关分析统计法对“编制对于收入、地位的影响很大”与工作投入度两个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相关系数为 r=0.28，P.05)。 “编制对地位、收入影响很大”的主要效果显著(F=8.5，P0.001)。 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有编制的员工中赞成“编制对于收入、地位的影响很大”的工作投入度更高(见表 4，平均值越低说明工作投入度越高)。这说明对于本身有编制并且赞成编制对收入地位影响很大的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归属感更强，对于媒体工作的认同感可能会更大。因此，其工作投入度要比不赞成编制对收入地位影响大的员工大。而没有编制
12、的调查对象中，赞成编制影响大的人也同样有较高的工作投入度。这可能是因为没有编制身份且赞成编制对收入、地位影响很大的员工认为目前的工资分配存在不公平 J 陛，因而通过加大自己的工作投入以获得更多的绩效工资，从而提高自己的总体收入。对于没有编制身份且不赞成编制对收入地位影响大的员工，可能想通过增加绩效工资以达到收入补偿的动机较前者要弱一些，因此工作投入低于前者。 三、结论 随着媒体行业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吸引了大批新生力量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激烈的竞争环境，灵活的市场化用人机制以及尚未完善的保障机制极大地影响着媒体从业人员的生存状态，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流7动生也大大增加。媒体行业的发展变化在赋予媒体
13、从业人员选择岗位的自由时，也导致了媒体临时工的增加，许多媒体从业人员自嘲为“新闻民工” 。这些媒体临时工许多都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缺乏“三保一金” ，甚者实行“零工资” 、 “以稿定薪”等工分管理制度。以至于许多媒体从业人员过分追求新闻稿子的数量，从而产生大量低质量的新闻报道；或者有的媒体从业人员过分追求新闻稿件的“质量” ，为了达到所谓的优质稿和轰动效应，不惜编造假新闻、捏造事实，层出不穷的假新闻严重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在社会各界的批评声中，被大家指责为道德沦陷的“新闻民工”们也站出来为自己辩护，不仅表达出自己的无奈和生存状况的艰难，同时还表达了对工分管理制度的严重不满。这种抱怨在我
14、们的前期访谈中，在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文献中司空见惯。 然而，在本次调查中，有 62.8的媒体从业人员对单位所实行的工分制度感到满意。而且越是对工分制满意、对编制制度表示认可的人，其工作投入度越高。有编制的员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大锅饭”的环境下就无所事事，他们往往对媒体的工作更有认同感，而且工作也比较投入；而没有编制的员工也没有因为制度的不公平而消极怠工，相反为了提升自己在媒体中的地位，他们的工作也比较投入。这与本调查的所有预设都完全背离。 这种背离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解释： 一是观念与行动之间存在差距。对制度的不满与对制度的认同可以同时存在。也许调查对象确实认为当前的制度并不理想，但由于缺
15、乏更为理想的制度，因此他们仍然在行动中对现存制度表达了认可，这充分8体现了存在即合理的现实主义哲学。所以，某些新闻从业人员并不见得对现行制度有什么真正的不满，或者说这种制度还真正影响到新闻从业人员的核心利益。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未必就是特别糟糕的制度，它仍然有存活的土壤与存在的价值。当然这一结论仅限于贵州地区。 二是研究方法的问题，质性研究的结论未必能与量化研究的结论一致。比如赫佐格在 1941 年发表的一项关于妇女收听广播肥皂剧的研究中，通过访谈的方法得出女性听众沉浸在肥皂剧的幻想中，对现实生活的虚假与丑恶视而不见，从而向人们揭示了大众文化如何通过虚假意识操控受众。
16、而在 1944 年她在另一篇同主题论文中，用定量的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果：看肥皂剧的听众并不比别人更易于幻想或对社会漠不关心，她们与常人无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佐格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她对被访者的印象是相互抵触的。先前访谈属于质化研究，适合后来的女性主义视角，容易得出封闭的 、决定论式的结论，并可剥夺受访者的(虚假)地位。而在后续研究中，赫佐格改用量化方法，其结果就是令肥皂剧的听众重新获得了失去的地位，她预想中的肥皂剧迷的弱势地位无法得到证实。 ”这一个案的情形与本案何其相似，从最挑剔的态度来反思定量研究的效果，我们就必须怀疑，量化的结果是否真正呈现了现实。 (作者分别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本课题受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预研基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