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互联网治理的国际共识2009 年 7 月 22 日，第二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也在北京港澳中心饭店举行。本届会议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联合举办。会议的主题是“面对挑战，共享机遇” 。中英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学术机构、互联网行业组织和知名互联网企业等的 11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国际背景 掀开第二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的日程， “网络传播秩序”这一个主题成为重头。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19761984)和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20032005)都是国际传播规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者发生在传统媒体时代，讨论跟通讯社、卫星电视有关的传播实力、信息流通、西方媒体扭曲报道等方面内容
2、；后者发生在网络媒体时代，讨论数字鸿沟、互联网治理等方面内容。70 年代到 80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努力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但是传播与发展、信息流通不平衡、信息技术垄断这些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困扰号称进入信息社会的新世纪。本世纪初，在日内瓦与突尼斯分两期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上，国际传播学者仍然没有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曙光。 2不同视角看圆桌会议 使用两个镜头来认识第二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比较妥当。一个镜头是短焦镜头。圆桌会议的背景要追溯到 2003 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召开。所涵盖的时间定在 2003 到 2009 年。在这个镜头中，我既看到了由中
3、国互联网协会与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举办、分别召开于美国西雅图(2007 年 11 月)与中国上海(2008 年 11 月)的两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也看到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联合举办、分别召开于英国伦敦(2008 年 3 月)与中国北京(2009 年 7 月)的两届中英互联网论坛。所有这四次双边论坛都主打经济牌，探讨跟互联网经济有关的议题，贯彻了务实不务虚的风格。这个特点很突出，容易归纳，在双边论坛中也能更好地落实。 在此之外，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携带了多少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印记?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召开于 2003 到 2005 年，其最重要的产物是互联网治理论坛(
4、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这个论坛延续至今，分别在希腊雅典(2006 年 11 月)、巴西里约热内卢(2007 年 11月)、印度海得拉巴(2008 年 12 月)召开了三届论坛，今年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2009 年 11 月)召开第四次论坛。从时间上看，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双边论坛发生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之后，并跟全球多边性质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存在三次交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概况。高峰会议总体上3围绕着该建设怎样的信息社会展开，其最具争议的议题是互联网治理。美国在 1998 年成立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分配公司(ICANN)，垄断互联网核心资源的治理，
5、例如传输协议、域名系统、路由器等。两期高峰会议的主要争议就是这种模式的合理性。2003 年，第一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175 个国家、481 个公民社会组织以及 98 家商业公司参加了这一期会议。2005 年，第二期高峰会议在突尼斯召开。174 个国家、606 个公民社会组织以及 226 家商业公司参加了这一期高峰会议。欧盟在会议前夕提出互联网治理的“新合作模式” ，成为突尼斯峰会辩论的焦点。 在第二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几个方面交叉印证了它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联系。第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在开幕主旨演讲时强调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即“各国参加，普遍受益” 。这个
6、立场正是中国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上所持的立场。第二，英国驻华大使欧威廉在闭幕致辞时专门欢迎并祝贺中国加入ICANN 下属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他指出：“这对改革 ICANN 非常重要” 。这说明英国支持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扩大中国的作用，认为美国主导下的ICANN 必须进行改革。这正是英国代表欧盟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所持的态度。 不仅如此，英国还多次积极地邀请中国参加将于埃及召开的互联网治理论坛，表明英国亟需中国的支持来扩大这个论坛的影响力，同时巩固欧盟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参加这个论坛本身就是对欧盟的支持。第三，也许是出于巧合，胡启恒院士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回顾了中国接入互联网的过程。 4另一个镜头
7、，即长焦镜头，来看待圆桌会议也是必不可少的。互联网治理是一个信息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镶嵌在漫长的国际传播规制历史中。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开始向前推演国际传播规制的历史，就可以得 N-个大致的时间轮廓。2003 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在日内瓦开幕并于两年后在突尼斯结束。将此段历史向前推演至 1976 年，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辩论的起点，就形成一个将近 30 年的时间段，主要涵盖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与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辩论；将时间继续向前推演至 1925 年，即国际联盟第 12 届全体会议，就有了一个 80年的时间段，主要涵盖了四次国际传播规制的浪潮：国际联盟会议上的讨论，联合国信息自
8、由会议上的讨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辩论，以及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辩论。 一般而言，这四次浪潮就可以代表国际传播规制的历史了。但如果继续大胆向前推演，那么还可以将国际传播规制的历史追溯到欧洲大陆诸国对于书籍流通的限制。时间的界碑可以立在 1452 年，这一年，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启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台极其重要的动力引擎。虽然尚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古腾堡的发明是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启发，但是任何认为金属活字印刷术是独立发明的看法都会受到质疑，因为这个时期的许多欧洲技术都带着中国技术的烙印，古腾堡的清白让人难以相信。为此，可以将时间再向前推移到 1045 年，这一年，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国际传播
9、规制的历史追溯到此就可以鸣金收兵了。1045 年与2005 年之间是 660 年的历史行程。这段行程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蓝图。这个蓝图下的国际传播规制历史可以通过八个时间点来陈述： 51印刷术的发明与密尔顿的言论自由观(15、16、17 世纪) 2卡尔斯巴德条约对于书籍、报纸跨境流通的规定(1819 年) 3在巴黎国际电讯大会上关于有线电报跨境传送的讨论(1865 年) 4在柏林无线电报大会上关于无线电报跨境传送的讨论(1906 年) 5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关于媒介在公众舆论与国际关系当中所起作用的讨论(192536 年) 6在联合国信息自由会议上关于信息自由的谈判(1948 年) 7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10、织会议上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 (197684 年) 8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两轮高峰会议上关于互联网管理诸问题的辩论(200305 年) 这个过程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技术：印刷术、书籍、报纸、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广播、通讯社、卫星电视、互联网。 印刷术与互联网 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是在通讯社与卫星电视主导舆论的时代发生的。到了互联网日益主导舆论的时代，各国在传播实力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信息流通依然不平衡。但是在中国与西方这个对比角度上，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 2008 年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几乎打赢了每一场舆论战。无疑，外国媒体上仍然充斥了对于中国的扭曲
11、报道，但是中国6在互联网时代获得的这些胜利是改变局面的起点。在 3“14 事件与乌鲁木齐 715 事件中，既看到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努力，也看到了网民自发地揭示事情的真相。虽然西方对华扭曲报道仍然没有彻底改变，但是这些案例都构成了改变格局的起点。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功，既跟互联网的特性有关，也跟近些年来中国在传播实力方面的突破有关。 这几年，正是中国网民数字高歌猛进的几年。这里并非说纸媒与广电媒体不重要，而是说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中国取得了传统媒体时代没有取得的优势与成果。比较第八项与第七项，可以看到上面的趋势。 第一项中所列的印刷术是我们要追溯的离我们最远的一个时间点。将这一项与第八项相比较，主要
12、涉及到宏观的社会背景。从印刷术开始，每一种信息传播技术的诞生，总是带来新的矛盾与冲突，引发激烈的思维大碰撞。它们诞生之时，都伴随着无数光环，很多人对它们寄予厚望，希望借助它们进行思想革命，实现更好的社会愿景。从现在往后看，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印刷术与互联网。10411048 年间(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毕升用胶泥烧制成活字，并用来排版和印刷，从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的扩散路径仍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主题，但是另一个主题比这个题目更有意义：为什么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未能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仅仅沦为炎黄子孙沾沾自喜的符号，而在欧洲却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连接了文
13、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在考查了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与欧洲的扩散模式之后，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系主任何舟教授认为，经济、社会7与文化的种种原因封杀了技术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在19、20 世纪的被动局面。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强调文学成就，贬低物质与技术创新，鄙视商业主义，这不利于新事物的成长；欧洲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正处于辞旧迎新的阶段，具备容纳新事物、新观点的空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与欧洲所遭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也表明：同样的技术不能带来同样的社会结果。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无数变量。以印刷术为标杆，英国经济技术学家默克尔(Joel Mokyr)认为在此之前
14、的世界技术史几乎全部跟中国相关，中国技术轻轻松松地领先欧洲几个世纪，在此之后的世界技术史却可以将中国忽略不计。时移世易，中国科技界人士将互联网引入中国时，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跟启蒙时代的欧洲很相像。这一次是中国社会处于辞旧迎新的阶段。国家自上而下的扶持政策和民间自下而上的商业创新交汇融合，造就了中国30 年来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蛙跳式发展。 几个世纪以前，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没有遭遇致命的障碍，但在发源地中国却碰到雕版印刷技术的竞争。而今，似曾相识的历史再次上演，只是舞台上的主角已经置换，美国人创造的互联网相关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几乎是一马平川，可在本国却受到传统电信商的阻挠。这并不是技术决定论的论调，而是由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决定的局面。 使用长焦和短焦镜头来看待圆桌会议，再用活字印刷术与互联网做时间上的标杆，就能够更好地观察两个社会横断面，聚焦这些变化的轨8迹。由此也能够更清晰地认清宏观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趋势，更好地领略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开放的社会创新精神以及与经济发展伴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