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宏大叙事下的责任复归当大量翻译过来的西方现当代经典小说在书店里群蚁排衙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读者很着急。 “美女作家” 、 “身体写作” 、 “下半身写作” 、 “梦呓派”的中国文学创作很是热闹,但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读书人没有理由不着急。我们急的并不是让顾彬“诬”为垃圾的个别当代小说窜上经典的宝座,急的是小说家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不“折腾”我们已经“折腾”不起了:严肃的纯文学被折腾成了社会生存教科书,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被折腾成了文学上的行为艺术,文学评论被折腾成了超级美容院里的化妆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学领域从来就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好在我们离传统尚不算太远,文学之“乱”似乎是潮流所在,此“
2、乱”未必有“贼子”,但定有“忠臣” 。想当年萧红写呼兰河传未必想流芳后世,而此次曹明霞写呼兰儿女,却在小说界勾起一声弦响:女作家仍然可以心怀历史责任,以纤柔的肩膀实践文学的社会承担。 呼兰儿女是一部试图反当代潮流并复归传统的作品。 “20 世纪中期以后的小说,西方作家们的专注点已经从叙述民族问题转向表达自我的精神状态,因此小说创作不再迎合读者的需求,相反,小说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心理状态。 ”(封秋昌:中国作家要有世界意识,载 2010 年 1 月27 日文艺报),西方创作者上述的转变也影响到了中国小说的创作,成为了当前小说创作所谓“私人化叙事”的重要源流。曹明霞在这部作品中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
3、在捕捉到“母亲”的特殊经历后,“刨根问底”2向历史纵深挺进,直到将人物家族的脉络梳理清楚。随后她将这一家族的谱系融合进东北的近现代史中,深刻挖掘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的卯榫关系,中国革命建设的历次“运动”均成为可依的背景,从日本占领东三省到抗日力量的兴起,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到改革开放的新生活,有始终,有进退,有头尾,有开合,以宏大叙事的架构写了一部气势恢弘的大戏。 区别于当前盛行的所谓“类型化”小说的写作,曹明霞的呼兰儿女设计了相当丰富的人物和情节。 “母亲”家的兄妹六人闯关东,少女李连生“究竟姓了多少个姓,她数不过来”,这样简单的开始所引发的故事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极大地丰富了可能存在的任何
4、形式的想象力。曾经是富家小姐的黄爱荷沦落为日本慰安堂的慰安妇,侥幸逃脱后走投无路成为烟花女子,男人成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同类。抱养的女孩“李连生”迎来了新社会,嫁给了北林镇的小伙子刘庆林,在古老的呼兰河畔,她生养的十几个儿女茂盛如树,这是呼兰河生机勃勃的希望。在书中,所谓小说的“看点”并非故意的设局,而来自于人物自身命运的跌宕起伏。 “其实女人没有阶级,嫁狗狗阶级,嫁了猫你就是猫阶级”(呼兰儿女,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版,第 176 页),通过书中小凤的语言对那个时代人物命运的总结总是“荒唐而又伤心”,但却是历史事实。 曹明霞是写女性的熟手,她的看烟花灿烂对现实的映照是一例,这部
5、呼兰儿女更甚。她的女性视角常常落到现实给主人公姐妹的磨难上,这似乎是很残酷的出发点。不敢揣摩她的创作心理,但她在作品里批判现实却是不差的。难得之处在于:她不为某一些偶然遭劫的同性鸣冤叫屈,而是善于将社会、人生的无常体现在一类人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就3是:她的作品具有了相当沉重的社会历史责任感,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为人类心灵和情感工作的作家,在曹明霞的文字里,是有“国家意识”的,尽管她并没有刻意地将其总结出来。 “中国作家所要做的就是以世界的眼光讲述中国当代的故事”,让文学“更有效地传播中国经验”(胡军:让文学更有效地传播中国经验,载 2010 年 1 月 20 日文艺报)。毫无疑问,曹明霞依靠她对
6、社会生活的犀利观察和感悟,体会到了生活经验对人的精神和心灵造成的影响,所以才有这样沉重的历史责任。 小说写作无非要着落在两个问题上,即“写什么”和“怎么写” 。这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而反映的是小说家对题材的处理和主题的把握。影响作家“写什么”的,是平日里他们的视角与领悟;而让作家“怎么写”的,则是对技巧的运用。解决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小说就是成功的。 呼兰儿女就是很好地处理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作品。但是,仔细考量小说的叙事,也不难发现呼兰儿女存在的缺陷:宏大的叙事架构之下虽然隐藏着责任的复归,但是对主题的表现更多的来自于说教般的叙述,而缺乏对情节背后人物心灵的缜密挖掘;同时,太过随意的语言表述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处理这样宏大的主题,无论在情节、人物和语言上,都需要作者付出精力进行更为精细的打磨。 桫椤:原名于忠辉,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大家 、 长篇小说选刊 、 文学界等刊物发表,曾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现居保定。4
